解密旅顺大屠杀⑧：屠杀2万人后，日本人如何花2个多月毁尸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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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旅顺人民连续5昼夜(一说4天)的大屠杀，约2万名无辜中华儿女死于日军的屠刀下。日军占领下的旅顺，从市街到郊外，从山野到海边，到处都是被屠杀的无辜群众的尸体，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掏心挖肝，或横尸街道和百姓房内屋后、船坞码头，或漂浮于湖水中和海面上......

对于日军惨杀后的旅顺市街现状的报道，日军方面是实施了严格新闻控制的。除了对本国的随军记者等进行严格控制、审查外，对于外国在旅顺的记者们写下的具有客观性的报道也是严格审查的。而克里曼等外国记者的报道是躲过日方审查后才发出的。

1、掩盖罪证的嘴脸

美国记者克里曼撰写的长篇报道已经把日军占领旅顺后进行野蛮屠杀、疯狂抢劫等暴行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揭露。但是，还应看到，克里曼的这篇报道包括其他一些记者所反映的也仅仅是日军大屠杀的一个侧面而已。因为几万名日军在偌大的旅顺战场和市区进行大规模屠杀行动，又是不分昼夜连续进行的，除了制造屠杀的组织指挥者、实施者刽子手外，仅仅几名记者是无法全面反映出来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屠杀惨案的现场，日军十分惧怕记者等揭露日军野蛮大屠杀的报道，因此对于记者的报道实施了严格控制，甚至对记者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以掩盖和否认屠杀的罪恶行径。

关于日本侵略者惧怕和封锁大屠杀的报道问题，日军随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克里曼等外国记者的一番对话最能反映侵略者的做贼心虚本质。这也是日军毁灭屠杀罪证的拙劣措施之一。

以下是克里曼记载的有贺长雄与克里曼等外国记者的对话内容：

那天晚间晚些时候，大山先生的军事参谋——有贺先生来到外国记者居住的地方，坐了一会。他是一个温文尔雅、警觉、深沉的人，眼睛在金丝眼镜片后放出光来。

他突然把身子转向我，问道：

“你对发生的事情(指大屠杀)怎么看?”“是一场很好的战略行动。”我回答道。

“不对”，他说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关杀死旅顺港人民的事，你们将把它称作什么呢?屠杀?我希望你能对我坦诚相见。

其他的新闻记者紧张地看着我，担心我暴露自己的感情，使日本人不让我们离开中国，并且进行新闻检查，禁止发表我们亲眼看见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我力图逃避这样的问题，但有贺紧缠着不放。

“你把它称为屠杀呢?”他问道，“还是文明战争?我们急切地想知道有关这个问题你们将说些什么?举个例子说，你们能把它称为是对旅顺港和平居民的屠杀吗?”

我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有贺先生对我失望了，把脸转向弗里德里克·维里阿斯——伦敦《黑与白》摄影杂志艺术家——他也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接着有贺先生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柯文先生提出同样的问题。柯文平静地回答说，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就是据说在战斗那天出现的军队骚动和次日士兵对那些手无寸铁人们的杀戮，都是不折不扣的屠杀。

“你也这样认为吗?”有贺先生沉思一下，转过脸来询问我。

“我当然这样认为”，我回答道，“捉拿俘虏是一个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

有贺先生十分明显地企图用亚洲人回避正面答复问题的方式努力说服我们保证在新闻报道中不使用屠杀一词。

“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道，“如果我们选择杀戮俘虏的方法处理俘虏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你们杀掉的不是俘虏，而是不加区别地屠杀那些孤立无援的居民，也并没有迹象要把他们变成俘虏。”“啊!”有贺先生一边说道，一边彬彬有礼地竖起他的两个大拇指，并将其并在一起以加强他的观点：“总起来说这是一回事。我们在平壤捉了几百个俘虏，我们发现，我们要供养他们还要看管他们，这给我们增加了高昂的费用和麻烦。在这里我们几乎不留俘虏。”

但是，事实上，不管日方怎样掩盖、否认，怎样封锁、管制，日本侵略者在19世纪末所谓“文明”国家“仁义之师”对所谓“野蛮”国家进行侵略战争，并大肆屠杀的历史见证——累累殉难者的尸骨，彻底戳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打着所谓“文明”国家、“仁义之师”的旗号，干的却是世界上最野蛮、最疯狂、最残暴、最灭绝人性并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痛苦和深重灾难的罪恶勾当。

无论历史怎样发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不能抹杀的。

2、毁尸灭迹

日军占领旅顺后，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尽快处理被杀害的旅顺无辜平民的尸体问题。

为了毁尸灭迹，日军从11月22日开始，到翌年2月为止，前后共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才将这约2万名被害者尸体焚烧处理完毕，将骨灰装进三口棺材，埋葬于白玉山东麓，并在坟前立上了木牌，写上“清国将士阵亡之墓”的字样，想彻底否认屠杀中国约2万名同胞的罪行和毁灭屠杀的罪证。

据记载，日军从11月26日开始，即占领了旅顺的第六天，就发布了处理旅顺市街死尸的命令。首先清理旅顺市街被屠杀的支离破碎的尸体。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部还在旅顺市街各处贴出告示，在被屠城后的旅顺看不到几名市民的凄惨状况下，还美其名曰“市民各安其业”，侗吓“清军要丢掉(放下)兵器到(日本)军营自首，免除杀戮”。

为了达到永久占领旅顺、金州等地的目的，日军第二军调派混成第十二旅团驻扎旅顺，大山岩第二军司令部及率领的各部队自12月1日起又重回金州，同时在旅顺、金州设置殖民统治机构军政厅，分别设高等武官一名，服从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行政的内容。

日军将占领地区从臭水到三十里堡一线划分为东西两个警备管区，旅顺军港交给联合舰队，又在旅顺的海正面配备大口径架炮57门，陆地正面配备有小口径架炮63门，以防守旅顺(大山岩司令官12月2日向大本营关于旅顺的善后报告)。

12月13日，公布了经第二军司令官批准的“旅顺口行政署行政管理规则”，并从16日开始实施。规则共有17条，都是地地道道的军事殖民统治内容。其中将旅顺口的管辖区域划为后革镇堡、泡子崖、沙家子、杨树沟以西地区(第一条)，规定了在管辖区内的主要村驿以及港口，各置村长一名，管理各项事务(第二条)，外国人除有大本营的许可外，一律禁止进入管辖区(第四条)。

规则赋予行政署以掌握对中国人民的生杀大权，“凡管辖区人民，外国人的犯法者，由本署逮捕，根据战时公法处分之(第五条)”，并由宪兵及其辅助人员巡回检查，执行警官任务(第六条)；规定了在宪兵及其辅助人员的监督之下，各部队对管区内中国人民可以任意征用。规则还规定以日本货币为通货本位，日本货币一圆，换老钱一锭250文(第十七条)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不但往旅顺派驻文、武官员250名，而且为了加强军事占领和统治，又增派了大批宪兵和军夫到旅顺。

日军占领旅顺后即开始处理中国约2万名被害同胞尸体问题，对此，日军和殖民统治机构旅顺行政署是煞费心机的。

从对有关资料分析后可以看出，此项工作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掩埋尸体。日军在大屠杀后，为了尽快整顿和清理旅顺市街，以遮掩世人耳目和毁灭屠杀罪证，以便加紧建立统治机构，实行殖民统治，从大屠杀后11月22日到翌年的1月中旬，主要对旅顺市街的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和草草掩埋。

而参加清理和抬尸的人主要是由为掩埋同胞尸体而留下未遭杀害的旅顺平民，也有部分日军、宪兵、军夫参加了清理掩埋。有关极少数幸存的旅顺平民被抓去参加抬尸队的事，幸存者鲍绍武、王宏照都有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

鲍绍武是先被日军在旅顺解放桥附近抓去，同时被抓到日军兵营里的共有12个人，“我们12个人被留在兵营里干活，挑水、砍柴、洗碗、清扫，什么都做”。后来又与八九十人一起被抓进抬尸队，参加收尸抬尸，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屠杀的惨状。王宏照那年21岁，被抓到抬尸队，“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死尸往旅顺送。”

在旅顺，王宏照看到“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尸体横七竖八的，有的掉了头......有的被大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街上的尸体就更多了。"

英国法学权威胡兰德在其所著《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也提到幸免于难的中国人被抓到抬尸队参加掩埋同胞尸体的事。

“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此外，从日军随军摄影记者龟井兹明11月24日拍摄的、日军驱使中国人在臂上挂有一白布条正掩埋被屠杀同胞尸体的情景，也有的帽子上竖钉一白布条的写真照片，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布条上写有日文“勿杀此人”的字样，旁边加盖日军善后委员会的证章。

日军片柳鲤之助在其《远征日记》中也记载了11月27日这天，“虽然本日降大雨，但人夫全部出动，埋葬旅顺口的敌兵(实为无辜平民)死尸”。

另根据第一师团士兵下士高柳直的日记记述，他所在部队自22日就有掩埋被屠杀的平民尸体事。“22日市街各地敌尸累累，横躺竖卧，每屋内亦有二三死尸......午后三时至宿营地进入民宅，宿营地共有家屋十数户。我们将其内外尸体集中草草埋下，虽然是大致清理，其尸及百具以上。”

到了1895年1月14日，日军第二军参谋长井上光通告关于处理尸体清除的通知后，旅顺行政署和驻旅顺的混成第十二旅团还对市街及其郊外的被害者尸体进行了清理掩埋。直到1月18日基本结束。1月18日，旅顺行政署从金州抓到中国僧侣6名，再加上因慰问日军滞留旅顺的日本僧侣8名，在旅顺北街道当中建立的“清军战死者木碑”前进行了所谓“超度”。石碑(实为木碑)的表里、左右所有文字都用梵字刻成。

据木村晴树记载，这个木碑，是日本僧侣出资建立的。

3、拒绝救治的背后

在掩埋尸体阶段，日军唯恐暴露出在旅顺大屠杀的罪恶行径，拒绝一切外国人进入旅顺，甚至拒绝红十字会派到旅顺救助清军负伤者的慈善人员进入旅顺。

11月28日，一艘中国政府汽船图南号挂着清政府国旗和红十字会旗驶抵旅顺，船上乘有天津红十字会会员组成的由美、英、丹麦等国人参加的救助伤病员小组，这些成员分别持有该国领事的亲笔证明信，不但写有人员身份、职业，还有从天津到旅顺的目的。

如英国领事亨利·普列斯塔的证明信中写道：

“下列四人(军医G.P.斯密斯、陆军大尉约翰卿、陆军大尉R.L索松、医师I.M杨格)为英国臣民，属天津红十字会，现为将清国负伤者领回天津，乘汽船图南号向旅顺口进发，特此证明。1894年11月25日于天津。”

美国驻天津领事摄利·皮利特的证明信中写道：

“我证明E.D.提尼君为天津红十字会的书记兼会计在天津的合众国副领事，将要往旅顺口进发的图南号属于该人管理之下，望给予充分便利，以完成航行旅顺之目的以尽其本分，特此恳请。1894年11月26日于天津。”

清政府直隶总督李鸿章也写了证明红十字会人员乘船赴旅顺调查清军负伤情况，对未治愈的，火速送往天津医院医治，希望对方给予方便的公文：

今有美国副领事颠茄利、医官奥西·恩斯米特、阿利由利威、雅洛特等人组织的红十字慈善会，担负所有伤病兵的治疗，依照西洋各国的公法，在衣服上缝有红十字徽章，任何人不得妨害的原则，乘汽船图南号赴旅顺口调查清兵负伤而来，未痊愈的，火速送往天津医院医治，以保全性命，此照会为上述副领事及医官等人所发起，其本意实属博爱慈善之美事，本大臣也深表同感，故让其速往该地，应在各方面给予方便，专此奉告。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但就在红十字会救助船到达旅顺后，日本海军军舰“金刚”号将其俘获，并派兵登船检查。

当被检查的美、英、丹麦红十字会会员说明是新设在天津的红十字会会员，接受医治这次战争中负伤人员的要求，接其回天津治疗而来的，同时出示了本国领事的证明信以及李鸿章的公文，提出允许上岸进行医治救助工作时，却遭到了日本第二军大山岩司令官的拒绝。

大山岩不但认为拒绝是“合乎道理的”，还辩解说，清国的伤员都在我野战医院接受治疗，要求“图南”号船及乘船人员限期离开。对此所作的答复中称，“敌国之伤员即是俘虏”，“故想把这些人运回交战国即使有中立国的媒介，也不能不拒绝，这是合乎道理的。同时，如今清国伤员，都在我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故于此尽可放心，并请理解这个道理。各位所乘汽船图南号必须于11月30日午后6时以前离开旅顺半岛近海。”

“图南”号上的红十字会会员无奈，只好将带来的4箱点心等物品让转给伤员，便乘船返回天津。

大山岩司令官不准红十字会人员上岸，原因有三：一是在旅顺根本没有清军伤病员。大山岩辩称“清国的伤病员都在日军野战医院接受治疗”的话纯粹是无稽之谈。至于这样一场战争，清军没有伤病员的原因不必分析，事实上日军将俘虏都残暴地杀害，哪还能留下伤病员呢?

二是做贼心虚，恐怕红十字会人员进入大屠杀后的旅顺，看见满街到处都是被屠杀平民、妇女、儿童的尸体，将其广泛宣传，这样日本政府便会更加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因而，再想掩盖屠杀无辜百姓的战争罪行便十分困难了。

三是旅顺市街不仅有被残杀者尸体，还有日军抢劫焚烧、无恶不作的大量罪证，此时如果再允许外人进入，就会进一步戳穿其所谓“仁义之师”、“王者之师”的嘴脸。

4、焚烧尸体

第二阶段：焚烧尸体。

被日军残暴屠杀的无辜平民约2万具尸体，虽经日军草草掩埋处理过，但随着风吹和日晒，冰雪融化，又渐渐露出地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出的尸体逐渐腐烂，对人畜饮用水造成污染，甚至会导致各种传染病发生。

初期因搜查的不彻底，有的地方还有一些被害者尸体没有发现，特别是在山郊以及老百姓的屋顶上等处还留有被屠杀的尸体，甚至郊外还有几处尸体没有埋葬。

据幸存者鲍绍武回忆，“天气渐渐暖和，许多被害者的尸体还没有掩埋，有的尸体开始腐烂。日本鬼子怕引起传染病，就抓了八九十人去抬尸体，我也是被抓进抬尸队的。”

因此，日军为了最终彻底处理掉他们亲手屠杀的无辜平民的尸体，以永远掩盖住日军屠杀罪行与罪证。日军善后委员会和殖民机构旅顺行政署又决定对所有尸体采取全部焚烧掉的处置办法。

据1895年2月1日日本《国民新闻》登载的1月21日从旅顺发回的《旅顺近况》中报道，“几天前死尸发掘开始。”1895年2月11日的《中央新闻》第一版还以《焚烧清兵尸体》为标题，报道了已经挖掘出1000余具尸体的事。可见，从1月下旬焚烧已经开始。这次焚烧的尸体包括已经草草掩埋后又挖掘出的尸体、初期还未被掩埋的尸体和从死角处清理出来的尸体。焚烧时间约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

日军及其殖民机构把从市街里、水师营等处抓来的中国人和若干车辆一起，组成三组抬尸队，分别把被无辜杀害的尸体抬到三个地方焚烧。第一处为现今万忠墓的沟下，这里焚烧的尸体最多。第二处为现今顺山街沟里，原为修建船坞时的旧窑处。第三处是黄金山东麓。

关于焚烧尸体所用的燃料，从1994年在重修清理万忠墓葬时，发现的一定数量木炭、煤炭、铜器、铁器看，燃料包括三部分。一部分为煤炭燃料，这些煤炭是在军港处储存的，甲午战争前由英国籍货船运到此地，煤炭产地为日本九州。日军占领旅顺后就把这些煤炭连同军港的其他物资一起占有并使用。

在1994年清理中，已经发现许多煤炭已烧成熔硫状，并已和人骨粘在一起。一部分为木船船板和木块。在甲午百年清理万忠墓时，墓中出土的一块长约70厘米的木块，上面有若干铜铆钉、铜钉，经专家鉴定，认为是木船的肋骨，其余像墓中出土的铜器、铁器以及铆钉、铜钉等也绝大部分是木船上的器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焚尸中，用了很多木船船板作燃料。其余部分为煤油。通过1994年的清理万忠墓证明，日军在焚烧尸体时并不全都是煤油，应该包括以上三部分燃料。在焚烧尸体中，用铁条、铁管作成支架，将死者尸体支起来，以达到充分燃烧。

通过万忠墓的清理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将大量焚尸用的铁管、铁条，以及作为燃料的木船板燃尽后留下的铜器、铁器等统统扔入墓内。如果不是作恶者掩盖罪行，中国人埋葬自己同胞决不会将那些焚尸用过的铁条、铁管等埋入墓内的。因为这样做，违背先人的古训。

日军将被屠杀的约2万同胞尸体焚烧后，又命抬尸队将三处骨灰以及未燃烧尽的铁、铜、玻璃制品、玉石制品等物集中一起，丛葬于现今万忠墓处，埋作三盔坟，坟前仍然立一木桩，写有“清军将士战亡之所”的字样。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日本侵略者既不敢记载被焚烧尸体的数目，又不敢写被屠杀者确切身份，只是笼统地称清军官兵战亡之所，借以掩人耳目，欺骗世人，掩盖其屠杀焚烧中国平民或妇女儿童的罪行，这就更加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旅顺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暴行的真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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