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与名将种师中之死

南宋孝宗淳熙十年十月丙午，理学家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后序，肯定李纲促成“徽宗内禅”以及“钦庙坚城守之心”的重要贡献，同时将李纲视为足以在徽宗宣和之初、钦宗靖康以及高宗建炎、绍兴年间等关键时刻扶大厦之将倾、挽救北宋危亡、奠基南宋中兴的一代伟人。（朱熹：《晦庵集》，卷七十六，《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李纲像

朱熹之父松是“洛学门人”杨时的再传弟子，《宋元学案》称，“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杨时谥文靖，人称龟山先生。李纲父子与许翰为“龟山讲友”，李纲友人许景衡“源出洛学”，而潘良贵、邹柄则是杨时门人。（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二十五、卷四十八）杨时不仅为李纲之父夔、母亲吴氏，也为李纲姨父翁彦约父女，分别撰写墓志铭。有鉴于此，朱熹褒扬李纲也在情理之中。

杨时还为曾巩弟曾肇撰写行述，朱熹评价李纲的叙述方式，明显启发自曾肇撰写的范纯仁墓志铭。（杨时：《龟山集》，卷二十九，《曾文昭公行述》；曾肇：《曲阜集》，卷三，《范忠宣墓志铭》）至于朱熹对李纲的评价，晚明思想家王夫之必定颇不以为然，在王夫之看来，李纲力促徽宗内禅与钦宗固守开封最终导致北宋覆亡与“二帝北狩”的惨剧，“吴敏、李纲定内禅之策”，“死守之谋也”，“其成乎必亡者，内禅而委位于钦宗也。委位于钦宗，则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是出奔犹未失，而内禅之失，不可救矣”，“敷天之痛，纲其罪之魁与”？

鉴于史论文体的特点，王夫之未涉及李纲其他作为。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序的同年三月戊辰（三日），“李焘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六百八十七卷”。“六月戊戌（五日），监察御史陈贾请禁伪学”。（《宋史》，卷三十五，《孝宗本纪三》）次年二月五日，南宋最杰出的史学家李焘病逝。朱熹认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於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於许翰之令”，“此二事盖出於孙觌所纪，故多失实”，纯属政敌耿南仲、孙觌构陷。（黎靖德：《朱子语录》，卷二百三十，第3132-3133页）

美国学者蔡涵墨考证后认为，“孙觌在1167年呈给实录院的资料与李焘对于这两件事的塑造无关”，因为李焘记载相关内容的原始文本“必然完成于1154年之前”。（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第245-246页）

如果说徽宗“内禅”与钦宗“固守”是战略灾难，那么，“姚平仲劫寨”与“种师中赴敌而死”则是最关键的两次战术失误。蔡涵墨认为，“姚平仲的袭击在一连串最终导致北宋不可阻止地走向毁灭的事件中被认为非常关键”，而“李纲确实与姚平仲同谋，并深入参与了行动的策划与执行”。（《历史的严妆》，第243页）种师中败亡，宋朝不仅错失解围太原的最佳战机，更使西军精锐折损殆尽，宋、金战场形势彻底逆转，此后，河东路门户洞开，赵宋王朝却再也组织不起任何像样的抵抗与反击力量。

以时间线推断，朱熹与门人关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讨论必在“请禁伪学”大约同时或以后，“伪学”主要指朱子学说，朱子学说渊源于“洛学”，杨时“遂为南渡洛学大宗”，也是太原解围与种师中败亡事件间接参与者之一。此外，南宋初年，致力于培植“洛学”势力的宰相赵鼎随后也厕身其中。

若要准确理解李纲的作为以及朱熹言论，有必要重构当时的思想与政治语境。美国学者蔡涵墨认为，朱熹通过诿过于孙觌，“试图改变李焘在《长编》中建立的对1126年两个关键事件（笔者注：“姚平仲劫寨”、“种师中赴敌而死”）的认识”，“转移李纲在导致北狩覆亡的两个重要事件中的责任”，“精心打造北宋覆亡的道学解释”，“将李纲重塑成道学的道德模范和在政治、军事上长期持与女真对抗立场的典范人物”，一如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后序时的评价。（《历史的严妆》，第233页）

一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的关系，笔者在《宋徽宗“南幸”与姚平仲劫寨》一文有所涉及，兹不赘述。至于“种师中赴敌而死”，当时臣僚普遍指控许翰需要为种师中之死负责。不过，在宋人的讨论中，李纲也难逃干系，“种师中河东之死，或者亦归罪伯纪”，李纲字伯纪，李纲与许翰是挚友，当时的许翰则是李纲副手，两人为枢密院长贰。（《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舍人孙觌上书称，“种师中为许翰以逗留督战，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敌而死”。（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十七，《中书后省论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状》；另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五）朱熹辩驳就由此而来，“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

学者何冠环也持类似观点，“榆次之败，平心及客观而论，作为一军统制的种师中不能说没有责任。虽说许翰逼他出战；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6月初版，第574页）由此可见，朱熹与何冠环都不否认，许翰“移文督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两人又都忽略“种师中赴敌而死”的重要背景。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将种师中“赴敌而死”系于靖康元年五月九日（甲戌），《宋史》《东都事略》《靖康要录》及《皇宋十朝纲要》均记为五月丁丑（十二日），似以后者为准。此前，“五月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河东诸统制官内有逗遛不进者，其姚古不能节制以军法从事，致久未成功。姚古可落检校官，罢节钺，与承宣使，依旧河东制置使。其统制官差侍御史李某前去体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阙取旨”（李光：《庄简集》，卷八，《论体究姚古等劄子》；另见李纲：《梁溪集》，卷三十三，《戒谕姚古诏书》）

“侍御史李某”即李光，字泰发。靖康元年三月四日，“孙觌妄言太学生伏阙事，可别与差遣”，李光取而代之。李纲称李光为“兰省鵷鸾友”，两人相交于微时。（李纲：《梁溪集》，卷十六，《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此外，李光还与吴敏妻弟是儿女亲家。（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二，《曾文清墓志铭》）三月四日，李光自右司谏除侍御史，应为吴敏、李纲及许翰援引。前一日，许翰自御史中丞同知枢密院事，晋升为执政官，同日，陈过庭则继任御史中丞，陈过庭奏，“新除右正言许景衡乃臣同堂妺夫”，而许景衡“党附李纲”。（汪藻：《靖康要录》，卷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更早在二月八日，杨时除谏议大夫，由此可见，李纲及其势力持续掌控台谏系统。

“许翰与纲皆蔡京交党也，翰执政，纲颇有力”，“许翰之进，李纲所荐也”，许翰执政，受李纲提携。南宋初，李光再为李纲援引，对孙觌打击报复，导致孙觌妻离子散。（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上皇帝书二》）

因为姚古“逗遛不进”，师出无功，五月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也必定下发种师中部，以儆效尤，于是，“师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作为接下来朝野观瞻的焦点，种师中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负担必定远较姚古更为迫切与沉重，一旦被指“逗遛不进”，“械送赴阙”，这对老将种师中而言，是不能承受的羞辱，“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师中传》）

史称，“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于真定，枢密许翰怒其不进，下书一日六七至，有逗遛玩敌之语，且责必解围太原赎罪”，许翰“枢府一纸书”，就成为压垮种师中的一道催命符。《靖康小雅》也称，“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遥度，迫公使前，不容措画。又以馁饿之军当猖獗之寇，非战之罪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种师中仓促出师，以致败亡，宋人肯定种师中忠勇之余，也对其战术与指挥提出质疑，“师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无备以破之，则当急趋太原，薄城而垒，与张孝纯、王禀之军相为表里”，却“回趋榆次，为娄室所袭”，是自取灭亡。（《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当代学者赵宇豪对种师中“回趋榆次”予以肯定，“种师中退保榆次，既是战术性以退为进，亦是战略性的有利选择”。张兢兢、林凡淇认为，“种师中饱受争议的回军榆次行为并非出于其他原因，而是因为粮尽”。（赵宇豪：《宋金榆次之战考论》，《晋中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张兢兢、林凡淇：《宋金榆次之战三题》，《军事历史》，2024年第6期）史称，“时军中乏食三日矣，战士日给豆一勺，皆有饥色”。

种师中“乃由土门下井陉至榆次”，“此路险阻，不能通车”，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种师中必定意识到这一难题，但是，迫于军令不敢延误，仍未雨绸缪，由参谋官黄友“遣兵三千夺榆次，得粮万余斛”，这是种师中“回趋榆次”的关键原因。（《宋史》，卷四百五十二，《黄友传》）

“枢筦本兵之地，专任边事”，种师中败亡以后，迫于压力，李纲“乞罢知枢密院事”，作为“专任边事”的最高官员，李纲责无旁贷，他在写给钦宗的劄子中承认自己“筹画无取，料敌不明”。毫无疑问，枢密院掌握的情报有误，也是导致战败的重要原因，“虏酋以暑度陉会山西之师于云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觇者以兵散将归告于朝，大臣议遣使督战，项背相望，大将种师中感愤泣下，众以出，遇敌死之”。（宇文虚中：《刘公（鞈）神道碑》，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五）李纲也向钦宗汇报，“金人辎重（四月）十六、七间已离太原，粘罕二十一、二间亦此去”。（李纲：《梁溪集》，卷五十一，《奏知种师中已到真定应援太原劄子》）

宇文虚中与李纲同为“靖康之变”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为刘鞈撰写神道碑，也将种师中败亡归咎于“大臣议遣使督战”，而“大臣”必然包括专责军事调动的李纲与许翰在内，“兵符出于密院”。

宇文虚中、刘鞈与王云都做过童贯幕僚，“云与少宰吴敏素不平”，吴敏“百端沮云”，与吴敏、李纲、许翰等人或为不同的政治势力。刘鞈时为真定府路安抚使，肩负补给与增援任务，所以，刘鞈极力否认因后勤补给以及犒赏不足导致种师中部众溃散的说法。（《宋史》，卷一百九十三，《兵志七》）

该说法很可能出自李纲后来的回忆录，把种师中败亡归结为神臂弓手索赏而犒赏不足，“辎重犒赏之物悉留真定，不以从行”，“欲赏射者而行司银盌秪数千枚，库吏告不足而罢，于是士皆愤怨，相与散去”。（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下）《传信录》作于靖康二年二月，是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六月丁卯（九日），刘鞈赠官，“谥忠显”更在此之后。虽不知《神道碑》具体作于何时，但在赠官、赐谥以后，必然晚于《传信录》，可见，宇文虚中归结为情报有误，大概别有深意，或意在推翻李纲说法，同时为刘鞈辩护。

连环画中的种师中形象

相较于后来撰写带有明确目的的《靖康传信录》，李纲当时写给钦宗的劄子无疑更为可信，“臣尝遣张师正统领胜捷人兵前去策应，不谓师中即以师正充选锋，贼马邀截，先次奔北”，李纲在劄子中承认自己“乏知人之明”，将张师正派往种师中部队，结果，张师正率先溃散，导致宋军解体，是导致种师中败亡的直接原因。

张师正是胜捷军统制，而“童贯久持内外兵柄，陕右诸路劲兵号曰胜捷，阴常蓄养为牙兵”。徽宗“南幸”，“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以如维扬”。四月十六日，“童贯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郴州安置”，朝野上下仍对童贯穷追猛打，此时，童贯嫡系“胜捷军”作为“选锋”，却反侧不安而无心决战。《孙子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作为“选锋”的“胜捷军”先溃，种师中必败无疑。

事后，“副统制张师正统胜捷兵方屯大名，劄下知大名府李弥大斩之”。“李弥大已充参谋”，此前做过李纲的幕僚，李纲更与李弥大兄弟往来密切，称其弟弥逊为“吾宗”，李弥逊则称，“噫公视仆，总角之交”，“五十年间，若出一朝”，杨时也为李弥大之父撰写墓志铭。（李纲：《梁溪集》，卷十四，《次韵奉酬李似之见赠》；李弥逊：《郧溪集》，卷二十三，《祭李伯纪丞相文》；杨时：《龟山集》，卷三十一，《李子约墓志铭》）李弥大诛杀张师正，背后抑或有李纲授意，以弥补过失，抑或不给张师正申诉机会，以掩盖事实。

张师正被诛，导致胜捷军叛乱，宋军进一步解体，“山东叛卒文其旗曰‘负冤胜捷’，意欲自沂、密入寇淮、浙，万一闻贯尚在，数怀畜养之恩，一旦乌合，岂不大为东南之患？”由此可见，胜捷军不战而溃，深受朝廷处置童贯影响。敏感时期，李纲从未对胜捷军动向预作安抚，就派往种师中部队担任至关重要的“选锋”，确属“乏知人之明”。

六月十九日，朝廷下诏，“种师中下溃散统领将佐使臣，已降指挥，并与免罪，限十日首身，军前自效”。李纲等人诛杀张师正不仅违背了诏旨精神，而且，进一步失信于胜捷军，最终集体叛逃。

二

相较于五月一日圣旨以及许翰督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种师中败亡的问题，五月一日圣旨出台时机更值得玩味。

学者张兢兢、林凡淇考证，“种师中出征不早于四月二十二日”，自受命至殒命仅仅两旬。“（二月）十六日壬子，杨时上书论三镇利害”，另据《靖康要录》载，二月十七日，“以姚古为制置使，总兵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总兵援中山、河间诸郡”，《三朝北盟会编会编》则以二月十六日，“姚古加检校少师、河东路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

但是，直到四月十六日，“右谏议大夫杨时论姚古不救太原”，认为“姚古节制诸将，拥重兵，躬自逗遛不进，宜诸将皆无肯用命也”。于是，“五月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同时命侍御史李光“前去体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阙取旨”。

从姚古奉命“援太原”到杨时要求追查姚古“躬自逗遛不进”，其间耗去整整两个月，考虑到李纲、许翰掌握的“虏酋以暑度陉会山西之师于云中”的相关情报，无论该情报是真是假，这两个月却绝对是解围太原的黄金时间，李纲与许翰毫无作为，这与后来督战种师中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李纲称许翰、吴敏为“朋友、同志”，杨时、李光也属于这一政治团体，而言官杨时、李光追究姚古逗留不进以及执政许翰督战种师中，或许都与以吴敏、李纲、许翰为首的这一政治团体在朝中的处境密不可分。

“其秋出师，固知堕恪计中”，“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徐）处仁、（吴）敏、（许）翰，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十一，《桂州与吴元中书》；卷一百七十三，《靖康传信录下》）五月十二日，种师中败亡，李纲“二十三日受敕”，宣抚使河北、河东，受命亲赴前线，重新组织兵力，第三次解围太原。可见，由李纲率军解围太原，是“唐恪谋出余于外”的主要谋划。另外，建炎二年底，御史中丞张瀓则称，“南仲趣李纲往救河东，以致军溃”，耿南仲与李纲的矛盾也由来已久，或亦有意于此。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论，李纲所言未必尽虚，“公既去位，某亦罢归，一切皆如恪策”。但是，唐恪谋划“出余于外”必定非自五月二十三日始，吴敏、李纲、许翰及其党羽、侧翼应该早就有所洞察，他们用以打破危局的最佳策略，就是釜底抽薪，尽快解围太原，不给唐恪留下藉口，所以，先由外围的言官杨时、李光追究姚古逗留不进之罪，给前线将帅施压，终至于许翰“下书一日六、七至”，迫使种师中抛弃辎重，一路急行军，也间接反映出李纲等人的危机感日益迫切。

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签书枢密院事唐恪供职”，“初，恪以延康殿学士、知杭州，李邦彦荐用之，至是始到阙也”。李纲认为，“恪之意不过欲作相耳”。（李纲：《梁溪集》，卷一百十一，《桂州与吴元中书别幅》）二月十四日，吴敏除尚书少宰兼中枢侍郎，为次相。三月三日，徐处仁除太宰兼门下侍郎，即首相，种种迹象表明，徐处仁拜相，亦为吴敏、李纲等人所援引。

徐处仁拜相当日，唐恪则加中书侍郎，距登庸一步之遥。唐恪觊觎相位或在此之后，他借解围太原将李纲逐出朝廷，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吴敏的次相之位，也不排除为李邦彦报怨的可能。当初，李纲亲友团组织太学生伏阙，意在留用李纲，同时攻罢首相李邦彦，唐恪执政却是李邦彦提携的结果。

在以上背景下，重新审视种师中败亡，或许又会有不同面向。六月二十五日，李纲出师，“时刘韐除宣抚副使，乃唐恪所荐，余初不知也”，“韐将出兵而得恪书，遂有缓师之谋”。唐恪向钦宗推荐刘韐担任李纲副手，并对李纲行动予以牵制，导致李纲师出无功，随即因此而遭罢免。李纲诿过于唐恪、刘韐，或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刘韐“缓师之谋”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种师中紧急赴援，刘鞈作为坐镇后方的帅臣，肩负补给与增援责任，如果存在同样动机，那么，种师中之死，就更值得叹息与同情。庙堂大臣派系斗争，宿将种师中成为被随机殃及的池鱼，最终陪葬的，却是整个王朝与国族的命运，“种师中战没，国兵自是不能复振矣”，“自贼入寇两河，河北更无一战，河东大小虽有数战，惟孙翊、折可求、种师中之战，有可以与贼相持胜负之理，至于败也，诚可惜之”。

三

许翰作《三友篇》，“平生我三友，四海吴、李、孙。”许翰，字崧老，今河南睢县人；“吴”为吴敏，字元中，今南京市六合区人；“李”即李纲，字伯纪，今福建邵武市人。《宋史》、《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载《孙傅传》均称，“孙傅字伯野，海州（治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另据许翰为孙傅父觐撰写墓志，孙傅或字圣求，今山东泗水县人。（《襄陵文集》，卷十一，《赠朝散郎孙君墓志铭》）

“孙既北随难，落日黄尘昏。吴亦南投荒，蛮瘴愁朝暾。李今又去我，浮槎杂鼍鼋。”由“浮槎”等字词推断，诗文当作于建炎二年十一月四日以后，是日，因御史中丞王绹“论纲靖康中要功劫寨、结众伏阙、覆师太原凡三罪，请投之岭海”，李纲责授单州团练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是时，孙傅随“二帝北狩”，吴敏谪居广西柳州，李纲贬往海南万宁，许翰则“避地岭南”。不久，“吴元中薨于柳，崧老东归，薨于虔”，孙傅则不知所终。（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三十，《追和徐崧老诗二篇》，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06页）

靖康中，吴敏、李纲、许翰、孙傅相继执政，吴敏、李纲与许翰进退出处，更始终勾连在一起，形影相随，结成休戚与共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他们深知一旦李纲离开朝廷对其本人乃至他们政治团体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如果李纲、许翰督战成功，解围太原，不仅避免出外，反而可以成就大功一件，稳固其在朝中的地位。

可惜，事与愿违，种师中战死之后，李纲就再也退无可退。李纲仍极力“辞免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章十余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辞免同时，又希望朝廷改任种师中的兄长种师道，“方今有名望武臣，无如种师道者”，“以李弥大副之，朝廷已为得人”，“种师道威望素隆，见为宣抚，若罢师道而授臣，恐外议不以为当”。

辞免未果，又实施拖延战术，以寻求转机，“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亦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与此同时，还故技重施，利用掌控的台谏势力，发动舆论攻势，御史中丞陈过庭、侍御史陈公辅、监察御史余应求相继上言，“纲不当去朝廷”，却弄巧成拙，暴露他们结党的嫌疑，进一步授人以柄，“上皆以为大臣游说，斥去之，乃无敢言者”。

李纲“受命月余，迁延不去”，以至于连钦宗也认为李纲“拒命”，许翰“密书‘杜邮’二字以寄纲，纲即日承命”。秦昭襄王赐死白起于杜邮，许翰“密书‘杜邮’二字以寄纲”的涵义，不言自明。李纲一再迁延出征日期，五月十九日“遣行”，二十三日“受敕”，六月二十五日，斩杀姚古裨将焦安节以后，李纲才终于誓师出征，“然河东七月虽暄，旦暮已凉”，北归草原避暑的女真人重新养得兵肥马壮，准备卷土重来，宋军错失最后解围太原的窗口期。

八月三日，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并罢。同日，唐恪除少宰兼中书侍郎，如愿取吴敏而代之。八月二十七日，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九月三日，太原陷落。九日，吴敏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开始踏上贬谪之路。十九日，李纲罢宣抚使，二十七日，提举杭州洞霄宫，十一月一日，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李纲步吴敏后尘，贬往江西。二十四日，金斡离不军第二次兵临开封城下。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登城，开封陷落。

综上所述，吴敏、李纲、许翰在宣和、靖康之际结成政治团体，彼此政治前途与命运逐渐与河东重镇太原安危深度绑定，钦宗“日冀其有功”。结果，负责军事事务的最高长官李纲“前后败军覆将非一，耗用邦之财不可数计”，被臣僚指控消耗掉北宋王朝硕果仅存的一支有生力量，却一无所获，而一旦太原失守，钦宗君臣就只剩下坐以待毙。

宋军之所以错失解围太原最佳战机，或源于主战派官员李纲的战略误判。最初，李纲固执地命令种师中率部追袭自河北退师的金东路军，“如金人渡河，即会合护送至河间、中山府界”，天真地以为“候金人出境”，“太原解围，只在朝夕”。（李纲：《梁溪集》，卷五十一，《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乞罢守御使司（第二）劄子》）但是，朝廷军令反复不一，“凡行移文字出于枢密者则令追破贼，出于三省者则令护出境，莫之适从”，“大军复往奔驰，疲惫之甚”，却徒劳无功，已经令将士们怨声载道。

另一方面，吴敏、李纲等人却把解围太原的希望寄托在策反被迫降于金朝的契丹贵族耶律余覩身上。李纲在劄子中称，“方粘罕之围太原也，余覩在其军中，因使者萧伦等来，使达意于中国，欲援立耶律氏且为内应”，由李纲幕僚、“属官詹大和主之”。（李纲：《梁溪集》，卷八十二，《辨余覩事劄子》。另据《三朝北盟会编》，金朝使副为萧仲恭、赵轮，李纲称为“萧伦”，似乎合而言之）孰料偷鸡不成蚀把米，金朝使臣一旦脱离宋朝的控制，便迅速汇报给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反而成为粘罕再度兴师问罪的藉口，“乃者差萧仲恭、赵轮等赍书报复，回日辄受间谍之语”，“据此釁恶，更逾上皇，仰就便差官问罪”。

据《三朝北盟会编》，宋朝“四月因虏使萧仲恭等还朝，密赐耶律太师”，结果，虏使“并书驰驿送至粘罕，由是贼愈忿矣”，李纲、许翰急调种师中回师解围太原，必在事情败露以后。“种师中已于（四月）二十二日到真定，由井陉路应援太原”，李纲奏疏又称，“适得种师中奏，统制诸将已至太安驿，去太原府九十里”，同时，“张师正军马已到中山”。

张兢兢、林凡淇推断，“种部于四月底出发，五月六日抵达寿阳、石桥一线”，《元丰九域志》，真定（今河北正定）距太原四百三十里，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更远在真定以东，今天的京昆高速恰好穿过井陉，其中仅定州至榆次段约为280公里，按照种师中部日行40里的速度，大概需要14天。

根据李纲奏疏推断，张师正部自定州出师，或许已在四月底至五月初，因此，胜捷军赴援时间更为紧张，他们长途奔袭的行军速度需要比种师中部更快，很可能风尘仆仆地甫一抵达战场，来不及休整，就遭到金军突然袭击，而且，宋军选择在“四战之地”的旷野扎营，面对金朝骑兵突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王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