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伯承忆长征，问毛主席“到底去哪儿”，得到“向北”二字

1961年，北京，一次军队内部座谈会上，刘伯承坐在角落里，话不多。有人问他长征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老人沉默了很久，久到提问的人以为他没听见。

然后他开口了：“有一件事，我二十六年没讲过。长征路上，我找过毛主席，问了一句话。”

屋里安静了。在座的都是带过兵的人，知道刘伯承要说什么。

“我问，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没人接话。刘伯承停了一下，又说：“主席就回了我两个字。”

那两个字，在场的人都听清了。

向北。

三十年后回头看，这两个字轻描淡写。可在1935年春天的贵州山沟里，这两个字重若千钧。

湘江之后，没人知道明天在哪儿

1934年11月份，湘江战役开始了。红军从八万六千个人数变到了只有三万多的出头的样子，军衣和伤员都丢光了，受伤的人还躺在路边，就连抬担架的人都凑不齐。

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可他也不是神仙。地图摊在油布上，敌情、渡口还有船样都要算来算去，算完了就是字：亏。亏的太厉害了，所有的袋子都带着，印刷机、X光机和成捆的苏区钞票，都要当宝贝来给看着。

敌人不管这些，飞机贴着江面去扫，子弹就像下雨之前的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

有一个兴国来的连长，在过江的时候让全连的人都跑了大半。他坐在岸上，浑身湿透了，手上的花名册还有很多名字都划掉了。刘伯承走过去，连长抬头，眼睛都是红得吓人，然后说：总参谋长，我妈妈叫我把小朋友们带出去，我没带回来。

刘伯承没有接话，他把自己干粮袋解下来，塞给他一半的红薯丝饼。连长不吃，刘伯才说：“你吃的不好，后面的士兵谁给带呢？”这个连长就哭了，不是小声抽泣，是那种从胸膛里面撕出来的哭。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哭了，不是害怕死，是弄不清楚：我们从江西出发，不就是要打江山吗？怎么打变成像这样呢？接下来还要往哪里去走啊？

一个参谋的本分

1934年的12月份的时候，红军在进入湖南通道县的时候开了一次会。博古还有李德他们还在坚持往湘西走，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一起会合了。

毛泽东把话说在桌子上面，他说：“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布好了口袋了，只要等我们跳进去了。”

有很多人都同意这个主意，在大家讨论了以后就决定，要向西走。来到了贵州的这个地方，这就是“通道转兵”。方向转了，但是心里还不是想什么？到底想要去哪呢？

刘伯承在复出来之后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而且还要当中央纵队司令员。行军的路走怎么走啊，作战计划要怎么办，他都要拿手上来看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四渡赤水了。现在的人把它当成一个经典的故事，但是在1935年的三月的时候，他们在贵州的大山里，红军的士兵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来来回回的渡同一条河，绕来绕去到底要去哪里？

刘伯承的焦虑跟他平常的战士不一样。战士想着的是：“我今天走到了什么地方才能停下来呢，明天有没有粮食。”他呢是总参谋长了，要想的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下一仗在哪儿会打？部队往哪个方向去集结？

那些车子要送到哪里呢？没有的方向，你们的参谋作业就做不起来。地图上标不出来目的地，所有的部署都是空转。”

他就在这个的时候去找了毛泽东。

“向北”两个字，比一整个作战计划都重

那天晚上，队员们在村子里面住了一宿。刘伯承来到毛泽东睡的屋子门口，在门缝上面看到了一丝灯光亮亮的。他推开门进去。

这个时候，毛主席坐在自己的一盏油灯下面，面前桌子上有一个地图。那个上面用红蓝铅笔画得有很多的圈和点。

然后刘伯承站了一会，开口说：“主席啊，你们部队是这样走的话，这个不是办法了。我们都要有个方向了，在打的时候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走呢？这些都可以商量着去的吧。可方向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到了他，然后他就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很慷慨的说些什么话，然后就沉思了一下，他只说了两个字：“向北。”

然后刘伯承在他的回忆里说，自己听到这两个话的时候，他的心里一下子就会安定下来了。

为什么要“向北”呢？因为毛主席的心里面已经有一盘棋了。往南方，这是国民党自己牢牢的统治的地方，回到了那个地方就是送命。

到了西边，这个地形是挺难的，在那边还有很多的敌人，可是向北的话，看起来是挺危险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就是：陕北还有一个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一个红军的地盘，那是在那个时候全国的少有的红色地带了。只要坚持往北走，就有机会和陕北那个红军接上头，那就会落脚的地方。

可是当时刘伯承不是一下子就全部都通了，他相信毛主席的那种军事上的直觉，可他还是自己是那些一个做参谋的一个人，然后看了看地图上面，在北面那里有一些人重兵防守的地方，能够撑多久呢？

他就去问毛主席，这可不是在1961的那个时候，而是在黎平和遵义之间的某个晚上。火堆旁边，毛主席穿了他的一件旧的大衣，鞋尖儿也是烤得冒出白汽。

刘伯承就说：“润之啊，在前面到底要去到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部队这样走，这是不是不是一个办法的。”

然后毛主席又拨了一点火，说：“伯承你问我去前面会要去做什么，我问你们在出去瑞金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保住一支队伍，还是为了保住中国穷人的希望？”

刘伯承一愣，毛主席接着说：要是只是想保住那个队伍的话，就算到一个山沟里呆十年也是行的了。可是呆了一个十年了，国民党照样收租、抓丁啊，女人都在晚上不敢出来走路了，孩子读几天的私塾，他们就被拿去给放牛了。那我们当年在瑞金分田和办一些夜的学校算什么？

刘伯承问的是脚下的路，毛主席答的就是中国的活路。

方向对了，路就不怕远

后来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在1935年的9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来到了甘肃的岷县的哈达铺。侦察连从这个镇上找到了一捆旧的报纸，这些主要是7月份到8月的天津的大报《大公报》。毛主席看到了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还有一很大的红军，“陕北还有根据地”。

在9的22号的时候，在哈达铺开的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面，毛泽东说：“民族的危机现在一天天都加重了，我们要去北走抗日。”那么，长征前进的方向就具体变成了到陕北去了。

那张报纸，那是有两个字的，那个一个从湘水那里打出来的队伍，最后终于找到了可以落下来的地方。

但“向北”的意义远不止于落脚。

在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坚决主张南下川康，认为四川盆地富庶，可以偏安一隅。他的理由听起来也有道理：川康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比陕北的黄土高坡强得多。

但这个方案暴露了一个致命缺陷——它只解决了眼前的生存问题，却把红军从民族抗战的前沿推到了后方。张国焘带着八万人南下，不到一年就损失过半，最终不得不回头北上。而陕北的中央红军，却从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发展成抗战的核心力量。

南北之争，本质上不是路线的技术性分歧，而是对整个历史时势的判断对决。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国与日本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谁先占据抗日的位置，谁就拥有了动员全国民意的政治资本。张国焘看到的是红军还需要一块安全的根据地休养生息，他的算盘里只有军事生存，没有政治格局。

当红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时，全国舆论迅速转向，张学良秘密与周恩来接触的动机之一，就是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老家去”这句话打动。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八路军能顺利改编并深入敌后发展根据地，追溯源头，都连接到1935年春天那个“北”字。

1961年，刘伯承在座谈会上讲完这段往事，手指在桌面上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线慢慢划过去，像在摸一条已经干涸却仍然滚烫的河。他说：“想过。不只我想过，扛枪的战士想过，背锅的炊事员想过，毛泽东也想过的。可他和我不同。我问的是脚下的路，他答的是中国人的活路。”

“向北”两个字，从1935年春天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变过。

那是一个参谋长的本分，问出了全军最焦虑的问题。那是一个战略家的回答，给出了一个组织在绝境中活下去的方向。方向对了，路就不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