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六年。
深圳，人民桥，一间表行。
那天下午加代在柜台上对账。门帘一掀，进来一个老太太，六十上下，蓝布褂子，手里拎一个蛇皮袋。她在门里站住，朝里头看了一圈。
“同志，这儿有个姓加的没有。”
“我姓加。”加代说。
老太太看了他半天，把袋子放在地上。
“你还认得我不。”
加代从柜台后头绕出来，站在她跟前看了看。
“陈姨。”
“哎。”老太太应了一声，眼圈就红了。
“你坐。”
“我不坐。”陈姨说，“我找你一趟不容易。我从广州坐车来的，问了七八个人。”
“坐。”加代说，“先喝口水。”
陈姨坐下了。加代给她倒了一杯水，她端着不喝。
“陈姨，八年了。”
“八年。”陈姨说，“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你没怎么变，就是瘦了。”
一九八八年秋天，加代在广州一家医院住了半个月。
那时候他刚从北京下来不久，在站西路帮人看档口，一天挣六块。有一回搬货从车上摔下来，腰伤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那一年一张床位一天三块二。
那层楼的看护里有个陈姨，四十九岁，一个月四十五块工钱。她替人擦身、倒尿盆、打饭。
“疼不疼。”
“不疼。”
“你嘴硬。”陈姨说，“腰上的伤，翻个身你都咧嘴。”
陈姨每天中午打饭多打半勺，端到他床边。第三天她从兜里掏出一个鸡蛋，剥好了，塞他手里。
“哪儿来的。”
“食堂后头那个大嫂给的。”陈姨说，“我不吃，你吃。”
那时候一个鸡蛋两毛五。陈姨一个月四十五块，家里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
陈姨的男人走得早，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加代后来才知道，那半个月她中午多打的那半勺饭，是从她自己碗里拨出来的。
有一回夜里加代疼得睡不着，翻身把床头的水杯碰倒了。陈姨从走廊那头跑过来，一边收拾一边数落他。
“疼就说疼，别硬扛。”
“扛得住。”
“扛得住什么。”陈姨说，“你这岁数，跟我家阿波差不多。他要是在外头这么躺着，我心疼得睡不着。”
那天晚上加代没再说话。第二天他把身上唯一一件干净衬衫洗了，晾在窗台上。陈姨看见，把它收进来，叠好，压在他枕头底下。
加代出院那天，陈姨塞给他五块钱。
“路费。”
“我有。”
“你有啥。”陈姨说，“你身上一共剩下三块四。”
加代没接。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纸，写上深圳这边的地址，递给陈姨。
“陈姨，你要是有事，来找我。”
“你一个小档口，能有啥事找你。”
“你来找我就行。”
陈姨把那张纸折了两折，揣进兜里，揣了八年。
“那张纸你还留着。”
“留着。”陈姨说，“压在箱子底下，跟户口本在一块。”
“你家里出事了。”
陈姨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
“我儿子。”她说，“叫阿波，二十三。去年到东莞一间会馆里做活，说是看场子，一个月六百。”
“工钱给了没有。”
“给了两个月。”陈姨说，“从今年三月起就没给过。到现在，三个月，一千八。”
“他跟你要过钱没有。”
“没有。”陈姨说，“他上个月托人带话回来，就一句，说别来。”
“你去过。”
“去过两趟。”陈姨说，“头一趟是四月底，我早上六点上的车，十点到的。门口坐着四个人，我说我找阿波，人家说人不在。我在门口站到下午五点，回来那张车票钱还是跟邻居借的。”
“第二趟呢。”
“第二趟是前天。”陈姨说，“我说我是他娘，人家说你在门口等着。我一直等到天黑，等到门口两盏灯笼都点上了，也没让我进门。”
“你看见他没有。”
“看见一眼。”陈姨说，“二楼窗户开着，他在窗户后头站了一下，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他没喊你。”
“他不敢。”陈姨说，“他要是喊一声，回头得挨打。”
“他人还在里头。”
“在。”陈姨说，“带话那个人说，他的身份证让老板收了。人走不了，工钱也拿不着。”
“还有别人没有。”
“有。”陈姨说，“阿波带话说，楼上还有好几个跟他一样的，身份证都压在老板柜台的抽屉里。”
加代把杯子往柜台上放了一下。
“这事哥来处理。”
“你别去。”陈姨说，“我打听了，那老板挺横。我一个老婆子，人家不给就不给，我认了。我今天是来看看你，看看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今天就回去。”
“那你……”
“你回去等。”加代说，“我去东莞。”
“你去了顶什么用。”
“管用。”加代说，“你先回去。”
陈姨走的时候，加代让江林把她送到车站。他自己拿起了柜台上的电话。
电话拨到东莞那间会馆。
“彭老板。”
“你哪位。”
“深圳的加代。”
“哦，加老板。”彭胖子说，“你为阿波的事。”
“工钱多少。”
“一个月六百，押两个月，这是东莞这边的规矩。”彭胖子说，“你要是替他结，一千八，我明天就让他走。”
“他为什么走不了。”
“他自己欠我的。”
“欠多少。”
“连本带利一万二。”彭胖子说，“条子在他手上按的手印，白纸黑字。”
“借条我看看。”
“明天来看。”彭胖子说，“加老板，这人自己欠的账，我留他做活抵账，走到哪儿我都说得过去。他娘前天来过，我都没让见。谁来都一样。”
“明天我来。”
“来嘛。”
挂了电话，加代在柜台后头站了一会儿。
“哥，这人底子不干净。”左帅说，“我问过东莞那边的朋友，他这栋楼里扣过不止一个人。前年有一个跑出来的，工钱一分没拿着。”
“他靠什么吃饭。”
“靠着这栋楼。”左帅说，“一楼喝茶，二楼三楼住人。镇上做小买卖的，不太敢惹他。”
“今晚去。”
“哥，去几个人。”左帅说。
“你，周强，远刚。”加代说，“再叫一辆车。”
“什么时候走。”
“现在。”加代说，“江林，你去一趟东莞镇上，找个姓何的老人，做了三十年生意的那个。把他的底摸一摸，话带到。”
“带什么话。”
“就说我今晚过去。”加代说，“别让他出面，先知道个数。”
东莞到广州的大巴那年是十三块，加代他们是自己开车去的，晚上八点半到的。
会馆在镇上一处巷子里，三层，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一楼是喝茶的，二楼三楼是屋子。
车停在巷口。加代下车的时候，把外衣脱了扔在座位上。
“哥，肩膀。”
“没事。”
一楼门口坐着四个人，一个胖的，三个瘦的。看见他们过来，胖的站起来。
“几位。”
“找彭老板。”
“彭老板出去了。”胖的说，“你们明天来。”
“我上去等。”
“上不去。”胖的往门口一站，“楼上是住人的，不是谁都能进。”
“我认识彭老板。”
“认识也不行。”胖的说，“今天这楼，你上不去。”
左帅往前走了半步。
“让开。”
“你说什么。”
胖的伸手来推左帅的胸口。左帅一侧身，攥住他手腕往下一带，人往前一栽，脸磕在门框上。旁边三个瘦的扑上来，周强抄起门口一把塑料凳横扫过去，一个捂着胳膊退到墙边。远刚抓住第二个的领子，往旁边一摁，人坐在了台阶上。第三个往前冲了两步，看看两边，自己站住了。
前后不到一分钟。
“别打了。”加代说。
四个人蹲在门口，没人再吭声。
加代抬脚上了楼。二楼一条走廊，两边都是屋子，走廊尽头一扇铁门。三楼还有一层。
左帅跟上来，周强和远刚守在楼梯口。
加代一个人走到那扇铁门跟前，站住了。
门缝里透出一点光，里头有收音机的声音，很小。
加代一个人站在那扇铁门前，抬起手，敲了三下。
门里没动静。
他又敲了三下。收音机的声音还在，人不应。加代把手放下来，退后半步，抬脚踹在门锁上。铁门响了一声，锁舌从门框里弹出来。第二脚，门开了。
屋里一张铁架床，一个年轻人蜷在床上，灯没开，收音机搁在床头。
“阿波。”
年轻人坐起来。
“你是谁。”
“你娘让我来的。”
阿波从床上下来，脚踩在地上，站了一下才站稳。他身上一件背心，头发长得盖住眼睛。床头搁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半缸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