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三名叛徒杀害战友抢夺舰艇企图叛逃台湾，16小时后被击毙！

1955年1月8日晚，福建沿海、马祖附近海域，福州军区船运大队一艘登陆艇正在执行运输任务。艇上官兵没有想到，危险并非来自海面，而是来自身边三名熟悉的战友。

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的“1966年”与现有资料记载并不相符。公开叙述和相关回忆材料普遍将这起事件指向1955年1月8日，地点在马祖海域附近。这个时间校正很重要，否则容易把两段不同历史混在一起。

当时，登陆艇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按照规定实施灯火管制。夜色压在海面上，艇内光线很暗，官兵依靠轮班制度维持航行和警戒。

三名涉案者同宗而居，彼此关系密切。其中有人担任机炮手，有人负责领航。轮到换岗时，他们主动提出由自己承担第一班警戒，让其他战友先去休息。

这句话听起来再平常不过。战友之间互相替班，是部队生活中的常事。没有人料到，这份信任会被利用。

据相关材料记载，三人等到艇内官兵熟睡后，取出枪械进入休息舱，对毫无防备的战友开枪。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艇上7名官兵相继遇害。遇难者包括甘久郎、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

这不是普通的冲突，也不是临时起意的争执，而是经过准备的暴力夺艇。三人随后控制登陆艇，改变航向，企图驶往马祖，投向当时盘踞岛屿的国民党军一方。

案件之所以震动部队，不只因为遇难人数，更因为作案者利用了战友信任和执勤制度。他们熟悉艇上环境，知道武器放置位置，也清楚夜间航行时人员如何轮换。正因如此，惨案发生得突然，处置却必须争分夺秒。

关于三人的动机，现有叙述多提到，他们入伍前有不良习惯，对物质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渡海前后，台湾方面曾通过广播散布诱导性宣传，许诺投向对岸便能获得优厚待遇。三人受到影响，逐渐产生了脱离部队、投奔对岸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宣传中的“富贵生活”只是诱饵，三人却把它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捷径。为了实现这个念头，他们没有选择离队逃跑，而是把枪口对准朝夕相处的战友，性质因此变得格外恶劣。

登陆艇抵达马祖附近后，相关消息很快传回大陆。军方判断，对方很可能利用这起事件进行政治宣传，并设法把三人转移到台湾本岛。对遇害官兵而言，追查凶手已经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纪律责任。

据有关记载，福州方面随即加强空中监视和海空拦截部署，准备阻止接运三人的飞机离开马祖。参与警戒的战斗机包括歼五、歼六等机型。那个年代，雷达设备和空中指挥体系远不如后来完善，海岛上空的识别、跟踪和拦截都十分考验人员判断。

对岸方面显然也担心飞机遭到拦截。相关叙述称，马祖机场曾先后出现起飞动静，试图造成判断混乱。真正搭载三人的飞机随后升空，企图借助夜色和海面掩护脱离控制区域。

但这次行动没有成功。空中力量迅速出动，对目标实施拦截，飞机最终坠入海中，三名涉案者未能抵达台湾。从惨案发生到飞机被击落，前后约16小时。

“人找到了吗？”“目标已经被截住。”资料中没有留下太多现场对话，但当时的指挥逻辑很清楚：不能让凶手借助第三方力量逃脱，更不能让这起血案被包装成所谓“投奔成功”的样板。

这起事件还留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遇难者姓名后来被逐一记录下来，而三名作案者的结局，则与他们设想的“富贵生活”完全相反。所谓接应和许诺，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杀人者的身份，也没有抹去7名官兵的生命。

在人民解放军早期海防建设中，登陆艇承担运输、补给和近岸机动作战等任务，艇上人员规模不大，官兵之间联系紧密。正因为单位小、关系近，一旦有人利用岗位和信任实施破坏，造成的冲击往往比普通案件更直接。

这场发生在马祖海域的惨案，核心事实并不在传奇色彩，而在于一艘执行任务的登陆艇、7名被害官兵，以及3名为投奔对岸而铤而走险的人。1955年1月8日的夜色过去后，留下的是一份沉重的战斗记录：甘久郎、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七个名字被写进了那段海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