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可观 文明可感（文化中国行·人文观察）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走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可观 文明可感（文化中国行·人文观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地标，也是公众触摸历史、感知文明的重要公共空间。日前，《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规范管理、提质增效作为遗址公园发展的方向，提出到2030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从65处增至70处。这意味着遗址公园建设正从规模扩展迈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本期聚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探讨如何做好保护传承利用，让遗址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编 者

　　河南仰韶村遗址

　　彩陶传文脉

　　本报记者 赵帅杰

　　出河南三门峡渑池县县城，向北行驶约6公里，连绵韶山下，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静静伫立。村因山得名，园依村而建，村园相融，考古遗址嵌于其中，一派和谐自然风光。

　　1921年10月，仰韶村遗址的首次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以仰韶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成为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2021年，在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之际，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建成开放，将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等景观串点成线。”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赵玉红说。

　　步入公园，沿着陶色铺装的路面前行，道路两侧，低矮的龙柏经过精心修剪，勾勒出花瓣纹、网格纹、月牙纹等经典彩陶纹样；复原的半地穴式房屋、陶窑再现先民生产生活图景；各类彩陶雕塑吸引游客打卡拍照……

　　在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纪念点，一组雕塑栩栩如生：村民手持铁铲和竹篮，埋头取土，一旁，地质学家正在认真画图，记录发掘情况。“纪念点按照当年标注的坐标位置确定，雕塑也以资料照片为原型，复刻105年前安特生、袁复礼等主持并参与现场发掘的景象。”赵玉红说。

　　仰韶村遗址前后共经历4次发掘。前三次纪念点的场景雕塑，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以每一次发掘的参加者、出土文物为主体，一处一样式，一点一风格。“穿行园中，一步一景，仰韶文化触手可及，真是‘一地六千岁，一眼看百年’。”来自陕西西安的游客李丽赞叹。

　　“最近一次考古发掘，从2020年8月持续到2021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明探源研究中心主任、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李世伟介绍，此次新发现4条人工壕沟遗迹、1座大型房屋建筑遗址，以及玉钺、玉环和象牙制品等，对研究先民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程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

　　2024年，研究团队成功完成“仰韶人”“龙山人”的面貌复原。“联合高校和公安部门，我们还陆续完成8例人骨遗存的DNA提取测序，研究结果显示，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相关人群之间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遗传贡献。”李世伟说。

　　站在远处望去，仰韶村遗址依山就势，矗立在一片中间高两边低的“鱼脊”状土台上。如今，漫步公园，不时可见保存完好的文化层断面，游客可以直观感受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及各类遗迹遗存。

　　“瞧！土壤颜色不同，文化层也不一样。”指着一处断面，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主任、仰韶文化博物馆馆长方丰章伸着指头细数，“最底下的是生土，往上依次是仰韶时期文化层、龙山时期文化层，最高处是耕土层，共叠了四层。”随即，他话锋一转，“土遗址保护是一项世界性难题，面临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多重挑战。”

　　“对此，我们在建设时就尽量维持地形原貌，不搞大拆大建，断面前方还设置围栏；这些年，又种植根系发达、枝叶下垂的迎春花，给土遗址披上‘生物铠甲’，减缓风蚀和雨水冲刷。”方丰章说，下一步，还将推进智慧管护体系建设，对文化层温湿度、边坡稳定性开展动态监测，实现预防性保护。

　　行至遗址公园北端，一座宏伟的陶土色建筑拔地而起，仰韶文化博物馆到了。走进馆内，800余件文物、上千幅图像资料，诉说着仰韶文化的悠久灿烂。最令观众称奇的是球幕影院，置身其中，立体声环绕，6000多年前先民农耕劳作、烧制彩陶的场景跃然眼前。

　　“今年上新的球幕影院是博物馆数字化展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裸眼3D、全息投影、空气成像、VR（虚拟现实）场景再现等数字展陈项目一道，营造沉浸式的游览体验，打破传统文物静态陈列的局限，让仰韶文化更加可观可感。”方丰章说。

　　紧邻博物馆的文创商店里，各类陶器、茶具、胸针、帆布包、冰箱贴惹人喜爱。“我们遍访大中小博物馆，收集仰韶村、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等遗址的彩陶资料，1∶1复刻后进行集中展示，并以陶器和纹饰为原型，开发出上百种文创产品，去年整体营收超过600万元。”文创商店负责人王新军介绍。

　　“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陶制容器之一，部分器物长度超过1米，厚度仅约5毫米，重量不足6斤，充分体现了先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三门峡市级非遗项目仰韶彩陶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新安，深耕彩陶制作近40年，最近，他正钻研用柴烧的方式复刻先民器物，“将来开办研学营地，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数据显示，近3年，遗址公园年均游客接待量突破30万人次。“随着遗址游的发展，村里开办民宿、农家乐，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15%以上，不少村民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实现就近就地务工。”仰韶村党支部书记张永峰说。

　　湖北盘龙城遗址

　　商邑耀南土

　　本报记者 吴 君

　　入秋，走进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只见芳草如茵、曲径通幽。沿着蜿蜒的生态步道一路前行，跨过数级台阶，便抵达了盘龙城城垣遗址核心区。

　　“与许多博物馆不同，盘龙城遗址的不少文物与遗迹采用露天展示的方式，让观众能更直观地触摸历史。”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邱宸荟边走边介绍，这座距今3500多年的古城，是商代早期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邑。

　　武汉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源于一次意外。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洪水将遗址埋藏的陶器碎片冲刷出来，被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蓝蔚和同事游绍奇发现。就这样，这座埋藏了千年的古城重现天日。

　　“此后，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考古专家接力深耕70多年，在遗址陆续发掘出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3000多件，为探寻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点亮了关键坐标。”邱宸荟介绍。

　　走进盘龙城城垣遗址核心区，夯土城墙的轮廓在草木间清晰可辨，层层叠压的土层如同翻开的史书。城垣里，错落分布着3座宫殿基址，宫殿柱洞与夯土台基的痕迹清晰可寻。“考古发掘之后，宫殿遗址均采取原址回填保护的方式，让宫殿能更真实地保留原始形制，呈现历史沧桑感。”邱宸荟说。

　　由于南方雨水较多，加上修复技术和材料不够发达，早些年复原的宫殿一点点被侵蚀。“曾经，一场大暴雨过后，宫殿区复原的墙体基本被冲垮了，基址也塌了。”盘龙城遗址保护研究部主任廖航坦言。

　　盘龙城是一座露天遗址，要了解它的千年文脉，必须近距离感受，露天展示是最好的选择。为了与日光和风雨抗衡，破解土遗址保护与展示的平衡难题，专家研发出了一种具有优异耐腐蚀性和耐候性的玻璃纤维增强改土性。

　　“我们按照考古资料，利用3D打印技术精准复原建筑骨架，再请非遗传承人利用泥塑工艺筑墙，将宫殿的营造技艺与历史风貌有机融合，最终展示出一号宫殿木骨泥墙、夯土筑造等建筑工艺细节。”廖航说，新材料铸造的“泥墙”“木柱”形神兼备，看似斑驳破旧、饱含岁月沧桑，实则坚固持久。

　　宫殿遗址不远处，便是盘龙城遗址李家嘴墓葬展示区。透过防护玻璃，2号墓葬内的棺椁痕迹与随葬器物清晰可见。“里面的布局，基本保留了发掘时的原始状态。”廖航坦言，这里的墓葬地势低于周边水平面，雨季时雨水极易积聚倒灌。“如果不做好排水，墓葬本体就会被淹没；但排水设施直接外露，又会破坏遗址的历史风貌与展示效果。”

　　为兼顾文物保护与参观体验，修复团队始终恪守“最小干预”原则。“施工前，我们就将排水管道预埋在墓葬底部，从源头上实现了排水设施的‘隐形化’。”廖航介绍，除地下隐蔽排水外，玻璃展罩内还配备了智能除湿设备，仅需运行15分钟，就可高效排出墓室内部积聚的水汽，形成“地下导排+地上除湿”的双重防护体系，既避免了外露设施对历史风貌的干扰，又为墓葬本体营造了稳定适宜的保存环境。

　　细细端详墓葬，一个独特现象引人深思：部分随葬品完好如初，另一些却破损不堪。“这并非自然损毁，而是商周时期一种特殊的丧葬习俗——‘碎器葬’，即有意将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打碎后埋葬。”廖航介绍，为真实还原这一历史场景，修复团队特意保留了文物的破损状态，这种尊重原始信息的修复方式被称为“组合式修复法”。

　　那么，如何精准区分文物是下葬时人为打碎，还是埋藏后因地质运动、土壤腐蚀等自然因素破坏？廖航解释，考古人员会通过多维度分析进行判断，如果碎片断口锋利，且能严密拼合，多为下葬时人为击碎；如果断口圆钝、表面附着钙质结核或锈蚀层，碎片散落无序、无法完整拼接，则更可能是长期埋藏中受外力挤压或化学侵蚀所致。

　　在盘龙城遗址修复过程中，部分面貌难以通过实物复原，保护团队就创新引入数字建模、三维重建等前沿技术，打造了“数字盘龙城”沉浸式体验项目。

　　2019年元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式建成开放，为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展示搭建起全新平台。

　　“我们立足遗址自身特色，将博物馆划分为‘浪淘千古’‘故邑风物’‘角立南土’三大展区，系统呈现了盘龙城的考古历程、历史脉络，以及其在夏商时期的核心地位和对后世文明的深远影响。”廖航介绍，博物院还精心设计了文创玩偶、趣味游戏、互动装置等多元体验载体，让观众在沉浸式参与中读懂文物的历史密码。

　　如今，每逢周末与节假日，盘龙城遗址公园和博物院都会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暑假期间，一批批“小小讲解员”在这里上岗，用稚嫩又坚定的声音，为游客讲述这座古城的故事。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还在此举办，进一步推高了社会对盘龙城遗址的关注度。

　　广东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窑火映古今

　　本报记者 李 纵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作为潮州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古代潮州陶瓷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广东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开设的考古课堂上，潮州市博物馆（潮州市粤东考古中心）考古调查部负责人郑佩娜正在为中山大学研学团队介绍遗址情况。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位于广东潮州韩江东岸，笔架山西麓，北起虎头山，南至印子山，绵延2公里，是广东省发现规模最大、保存相对完好的宋代窑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窑场鼎盛于北宋，曾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生产基地，其生产的青白瓷远销朝鲜半岛、东南亚、中东等地，是北宋时期大规模烧制瓷器的窑场，被誉为“宋广东陶瓷之都”。

　　拿好手铲、刮铲等工具，戴上遮阳帽和手套，郑佩娜来到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省、市文物部门联合清理发掘了13座龙窑，成果丰硕。近年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潮州市粤东考古中心连续多年开展考古工作，接连取得重要突破。”郑佩娜说。

　　2016年至2018年，省市考古文物部门两次对笔架山潮州窑遗址韩江东岸江滩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2020年在十号窑周边考古调查中发现了窑炉、建筑基址和重要瓷器文物线索；2022年发现龙窑遗迹1段，使得完整的十号窑长度近百米，成为广东省内发现最长的宋代龙窑；2023年发现6处建筑遗迹，判断为窑业作坊相关遗迹，弥补了过去几十年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工作在宋代建筑遗存方面的缺憾；2024年发掘揭露了十二号窑，首次发现釉料坑等功能明确的附属设施，丰富了笔架山潮州窑遗迹类型。

　　这些成果来之不易。“田野考古是考验脑力、体力和耐力的工作。要适应长时间步行、攀登、下蹲等作业姿势，有时需要低伏跪卧在发掘地面进行刮面、找边、清理等细致工作。在发掘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仔细记录发现的每一处遗迹现象，运用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等科学方法，对出土遗物和遗迹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面对扰乱严重和堆积复杂的文化层，时常出现一些难以辨认的遗迹现象需要严密思考和仔细清理解决。”考古调查部工作人员郗悦说。

　　“这些考古发掘取得的新突破，是研究潮州笔架山窑窑炉技术发展沿革、复原笔架山窑窑业系统历史面貌的珍贵资料，也是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潮州市博物馆馆长余小洁说。

　　考古成果不应锁在库房里。如何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历史？

　　“我们充分利用遗址现有条件，以‘边发掘、边保护、边建设、边展示’的形式进行活化利用。举办‘考古探龙窑’等公众考古研学营，让青少年亲身体验考古现场；联合潮州各县区院校和文化场馆，让考古走进校园、社区和场馆。”余小洁说。

　　为提升遗址的展示条件，潮州市粤东考古中心搭建了“唐风宋韵，穿越千年——潮州窑古陶瓷展”，作为遗址日常行业交流学习和开展宣教活动的窗口。展览分“千年窑火”“百窑村落”“万里远航”3个单元，讲述潮州窑的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外销盛况，与考古现场相结合，彰显潮州深厚文化底蕴。

　　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探龙窑”主题活动则以实地参观、讲解科普以及考古模拟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公众有机会走进田野考古现场，近距离接触文物，触摸历史。

　　在潮州中小学生的“考古探龙窑”研学活动中，考古调查部工作人员郑俊霞现场演示“手铲刮面、毛刷清土”的精细操作，揭开地层中埋藏的历史信息。同学们围拢在旁边，聆听最新发现的建筑基址、出土青白釉瓷器与酱釉瓷塑背后的故事，了解考古如何像拼图一样，将遗迹和器物逐步复原为古代潮州参与全球贸易的生动实证。

　　而在体验考古整理研究环节，文物修复师张浩以笔架山窑出土器物修复为示范，详解宋代瓷器修复流程，演示清理、拼合、补配、细节打磨等核心工序，揭秘模具制作、石膏调配等修复技术应用。

　　“此外我们还会有一些趣味活动，提高小朋友们的兴趣。”郑佩娜说。比如在“窑工寻瓷片”任务中，各小组领取任务卡，列队有序出发前往考古回填区，手持工具细致采集地表瓷片标本，合作完成瓷片分类、纹饰记录与年代推断；“窑火传密码”则以接力答题形式展开，问题涵盖潮州窑技术演变、典型器物辨析、外销瓷航线与本地民俗传说等诸多方面。挑战环节融入趣味竞赛，优胜小组可获得定制“小小考古家”纪念章，小朋友在游戏中深化团队协作与文化认知。

　　“通过这些研学活动，我在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真切感受到潮州千年文脉厚重独特的魅力，也更理解、支持考古工作。”潮州市实验学校学生陈沐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