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北宋一朝300年间，出现了限制皇权的局面，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一直延续。整个赵宋时期，这种权力的相互制约，使得皇权不能为所欲为，国家不再是帝王的家事，进入了共治时代。
可这些良好、开明的政治，却并没有像英国的宪政革命那样，彻底改变中国古代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和赵普的一次对话聊起。
赵普这个人文化程度并不高，他随从宋太祖赵匡胤管理文官系统，很少有时间研究学问。但赵普虽寡学问，却识见宏远，对国家的管理总能抓纲挈领，他坦言自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他的帮助下，赵匡胤的北宋朝廷有了良好的开端，也为后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带来了启发。
有一次，太祖问赵普：“你说天下何物最大？”赵匡胤大概想听到的回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话，可赵普的回答，却令他大出意外。
赵普考虑了一会儿说：“道理最大。”太祖若有所悟，大为赞同，说道：“朕亦以为然，虽天子，亦不可违礼。”
这段对话，绝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或即兴的斗机锋，而是开启了一个国家运行的新模式——不再以武力或皇帝个人意志为准则，而是以“道理最大”为依据的治理模式。
这里所说的“道理”，并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指制度、法度、程序正义，以及士大夫所代表的理性治理逻辑。这一理念的推行，直接催生了有宋一代三百年文官集团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良好局面，从制度上限制皇权，也成为北宋以来一直谨守的准则。
太祖曾令后院打造一个熏笼，过了好几天还没做好，太祖大怒，斥责身边的人。左右侍从回答说：“这件事要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逐级复奏，然后才能下令制造，是因为要经过各个部门的流程，所以才耽误了时间。”
太祖怒气冲冲地问宰相赵普：“我在民间时，用几十个钱就能买到一个熏笼，如今当了天子，反倒好几天都得不到，这是为什么？”
赵普回答：“这件事自有惯例，不是为陛下您设立的，而是为陛下的子孙设立的。让后代子孙如果想违规制造奢侈之物，浪费钱财，经过各个部门的流转，台谏官员就会出面干预，这就是这条惯例的作用啊。”太祖大喜，说道：“这条惯例太好了！”
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嵌入了一套以“道理最大”为原则的制度框架中。赵普所说的“道理最大”，后来又被提升到“天理”的理论高度。朱熹后来说：“天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余的都是小根本。”
也就是说，士大夫只能沿着天道、道理来辅佐君王，然后才能借助君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遵循祖宗之法，承认“道理最大”的底层逻辑，而非“权力最大”。
但这一理念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社会进步，他们也没想过设立这样一个标准是为了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是为了维持统治、实现长治久安。他们的着眼点在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是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凡事以避免变革的代价和风险为念，希望营造平和、不轻易变更的环境，这也是两宋理学兴起的原因。
大约600年后，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此后，国王的权力受到了真正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宋朝也向限制皇权迈了一大步，却没能真正实现对皇权的有效约束呢？这两种制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财产权的限制。宋朝的限制皇权，在制度层面的约束力相对有限。虽然300年来士大夫们在竭力争取这种权利和天理，但终归主要是对君王道德层面的要求，一旦遇到任性的君王，他们便往往难以有效应对。
而英国的贵族与国王之间，并没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的财产权是独立的，这样一来，君王就不能对贵族形成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才是两者的根本分界线。他们之间是以契约的形式，从制度上限制了君王的权力，与君王的道德好坏并没有多大关系，即便遇到坏君王，君王也无法随意处置贵族。
所以说，道德的约束往往是有限的，容易因个人意志而松动；而制度的约束和权力的分散，才能形成相互制约，让谁也不可能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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