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曾发表言论，中国人因为具备这三大品质，在全球实现崛起

在很久以前，亚洲东部这片土地曾是全球经济的超级中心。

中国的历代王朝先后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和火药，并且组织过规模庞大的远洋航海探险活动。

彼时的中国被称为"中央之国"，而与其毗邻的印度同样是当时世界经济版图的核心，两者共同构成了古代全球经济宇宙的中心。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欧洲和美国爆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科学、机器、武器、火车、汽车、飞行器、炸弹、工厂和城市接踵而至。

工业革命并未在中国以西方那样的方式发生，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幅下滑。

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衰败进一步加剧，中国遭到邻国日本的入侵。此时的中国经济早已不复"中央之国"的繁荣，而只是自身昔日辉煌的一个残影，一个被外部力量占领的贫穷国度。

正是这样一段从巅峰跌落谷底、又艰难爬起的历史，让日本学界后来才产生了那种复杂的凝视。

在东京的一档深夜谈话节目里，几位东京大学的老教授对着大屏幕陷入沉默，屏幕上呈现的是2025年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深空探测以及量子计算领域的成绩单，数据几乎是井喷式增长。

一位头发花白的专家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说自己研究了中国四十年，最后发现，中国之所以能一次次在围堵中突围，全靠骨子里的几大国民品质。

其中被反复提及的第一条，便是那种超长时间尺度的战略定力。老百姓平时爱吐槽种种琐事，可真到了国家大事上，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凝聚力，是任何算法都算不出来的。

中国人看问题习惯看五十年、一百年，这种耐得住寂寞、扛得住短期亏损的心态，正是许多观察者所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这套体系以西方运行良好的经济模式为蓝本，其内核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同时保留了一定的政府监管，并对富人和企业征收较高的税负，但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

战后，这种资本主义在许多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近乎奇迹般的作用，德国、法国、日本纷纷从中受益。对不少西方人来说，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如同一剂万能药，几乎能够修复一切。

这套体系运作得如此顺利，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应当把政府从资本主义当中剥离出去，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这种"无拘束资本主义"理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说法：从未有过一台机器能够像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那样，如此有效地消除贫困；企业若失败，便自行承担成本，若成功，便享有相应的收益。

这套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企业依靠股东出资获得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公司，而公司的唯一使命，就是为这些股东创造利润。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利润，这就是企业的角色。

按照这一模型，一切效率最大化的追求都指向股东回报，其他议题只是附带。

中国的路径并没有完全套用这条逻辑。就拿西部那些穿山越岭的高铁与桥梁来说，如果按照西方商业回报率来算，十年、二十年都难以回本。

但工程照样修，而且修得比谁都好。原因很简单，这是给未来铺路，是给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人预留的通道，而不是给下一个季度的财报做点缀。这种投资观本身，就已经跳出了单一股东视角。

第二条被反复提到的品质，是极强的抗压反弹能力。2023、2024年那阵子，外面全是唱衰的声音，说什么"中国制造见顶了"。

可这两年过去，特别是在半导体与高端制造领域，观察者们彻底看清了一件事——封锁越狠，反弹越猛。压力反而变成了倒逼创新的燃料，短期的痛苦被转化为长期的结构升级。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西方原有的股东至上模型开始显露出裂缝。

解决方案不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而是拓展它，让企业不仅关注股东、不再一味追求最快最有效地为股东创造短期利润，而是同时关注其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方"，包括顾客、供应商、员工、政府、整体经济、地球，以及股东本身。

这就是"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它其实只是一种承认：仅仅为股东追求利润的企业，最终并不能让所有人受益，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这既不利于广大人群，也不利于正在变化中的气候。

这并不是一种边缘化的自由派主张。美国许多规模最大的公司，例如沃尔玛、苹果、摩根大通，都已经签署承诺，将采纳新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一变化正在发生，可以预期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人们将看到企业与经济互动方式的新版本。

第三条常被日本学者提到的国民品质，是那种在集体目标面前愿意收敛个人得失的分寸感。它并不意味着牺牲个体，而是在关键节点上，愿意把国家、社区、后代放进决策变量。

这种价值排序，在追求季度利润的评估体系里几乎无法被量化，却恰恰构成了那些超长周期基础设施、超高强度技术攻关得以完成的社会土壤。

数十年前，世界经济论坛便率先提出了"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理念，远早于苹果和沃尔玛意识到它的价值。该论坛的负责人所著同名著作，深入探讨了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何需要升级资本主义的重大趋势。

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共同解释了为什么旧秩序无法再解释新现实。

回望这段从"中央之国"到近代衰落、再到重新崛起的轨迹，日本专家所总结的那三大品质——超长周期的战略定力、极强的抗压反弹能力、以及在集体目标面前的价值排序——并非玄学。它们是历史挫折沉淀下来的心理结构，也是未来百年博弈中真正难以被复制的底层竞争力。

从蒸汽机时代的落伍者，到新能源与量子计算领域的领跑者，这条曲线的背后，不只是政策与资本的堆叠，更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熬出的耐心与骨气。

当世界重新讨论资本主义该如何升级、企业该为谁负责的时候，那个曾被枪炮敲开国门的东方古国，正以自己的方式，给出一份关于长期主义与集体智慧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