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托马斯·弗里德曼｜两位民主英雄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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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在希腊参加雅典民主论坛，这是一个汇聚世界各地民主专家和活动人士的会议。因此，我一直在思考，生活在民主社会所带来的福分与责任。每天早晨，我都在酒店的屋顶餐厅吃早餐，从那里可以看到帕特农神庙。这座希腊的标志性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正值雅典民主的鼎盛时期。而每天早晨，服务员总会微笑着问我同一句话：“请问您有什么过敏的食物吗？

每天早晨，我都得使劲咬住舌头，才忍住没脱口而出：“好吧，既然你问了，那我确实有两样东西‘过敏’——不过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其一，我极度反感那种怠惰的、作秀式的网络行动主义，比如‘嘿，我发推谴责过了啊’，或是‘嘿，我把最喜欢的流行歌星抨击以色列的帖子转到脸书主页了，所以别再对我指指点点’。但与此同时，当本土的民主体制危在旦夕时，我对那些袖手旁观的冷漠同样难以容忍，比如‘嘿，我们律所和联邦政府有大把业务往来，我们不得不跟特朗普妥协媾和’。”

让我对这两种“政治过敏症”陷入深思的，是与两位中东老友的一番长谈。他们二人都曾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去吐露刺骨真相，去为争取自由公正的选举投票权而搏命抗争。因此，面对我这辈子所见证的、对美国民主最严峻的威胁——特朗普总统为保住权力而不惜践踏规则的行径，竟有如此多的美国人选择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让他们感到无比困惑与愤懑。

这两位勇敢的民主活动人士中，有一位是塔瓦库尔·卡曼（Tawakkol Karman），她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也门人，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女性。她获奖，是因为她以非暴力方式领导了也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运动，要求民主、妇女权利和言论自由。卡曼在2011年的和平起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那场起义导致强人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下台。萨利赫从1978年起统治北也门，并在1990年也门统一后继续执政，直至2012年黯然离任。

在民主论坛上，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卡曼告诉我，看到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大学，甚至一些媒体公司如此轻易地屈从于特朗普的政治要求，连抗争都没有，她感到震惊。（这个论坛与《纽约时报》合作举办。）

“在我看来，”卡曼说道，“作为一名反抗过独裁统治、深谙独裁运作机制、也清楚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才能让国家挣脱独裁枷锁的人，这一切的开端往往如出一辙：国家元首首先操纵媒体、指责媒体撒谎并彻底贬损媒体公信力，随后便不再按法治原则行事，直至国家机构沦为只为他个人及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

卡曼补充说，也门民主革命的导火索，是萨利赫总统“把儿子和家族成员安插进最重要的机构”。“他打击司法机构，使其无法履行职能。他借助豁免权逃脱一切问责，并干预议会及其他合法机构的工作。如今，我在美国看到了这一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说，在民主社会中，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你开始问自己：“‘如果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领导人会怎么对付我？’无论你是记者、学生还是教师，你都会反复审视自己。”这正是独裁者想要的。她说，独裁者就是要“散播恐惧”。“当律师不履行职责，记者不履行职责，学者不履行职责，当所有人在做事或说话之前都先自我审查，独裁者就用这种办法控制叙事。”

不过，卡尔曼并未对美国失去希望。“我曾在北达科他州发表演讲，”她告诉我，“当时在场有很多保守派人士，他们非常热情。我对他们说：‘不要以为你们之所以分裂，是因为你们生来就喜欢对立。那是因为有人想用仇恨言论来分裂你们。’大家都非常动容。”

卡曼和我初次见面，是2013年在也门首都萨那。当时，我前去观察也门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国对话。新成立的政党、年轻人、妇女、伊斯兰主义者、部落，以及北方和南方的人都参与其中，目标是起草一部新宪法，并举行总统选举。2014年9月，胡塞运动夺取萨那，这一进程随之瓦解。胡塞组织以也门北部为根据地，属于什叶派，得到伊朗支持，并与效忠萨利赫的武装力量结盟。胡塞组织夺权使也门陷入一场灾难性的内战，至今仍未摆脱。

如今，卡曼通过自身基金会奔走世界各地呼吁民主，同时每天与也门境内的追随者保持联络，力争将该国的民主火种从伊朗的长臂管辖下夺回。

“我们需要国际社会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抗击伊朗通过胡塞民兵控制曼德海峡的计划，”她说。她指的是红海入口处的那条海峡。“如果伊朗通过胡塞这个代理人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加上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对全球安全造成的后果，可能比伊朗拥有一枚核弹还要危险。这是也门为自由、民主和主权而战，也是全世界为和平、安全和全球贸易自由而战。”

我在雅典期间，一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民主活动人士萨默·辛吉拉维（Samer Sinijlawi）联系了我，也敲响了类似的警钟。辛吉拉维领导着“新道路”，这是许多寻求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赢得席位的新政党之一。这将是自2006年1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选举。

是的，各位，即将到来的三场重要选举将塑造中东的未来：以色列的选举在10月27日，美国的选举在11月3日，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二十年来首次举行的立法选举，定于11月28日。不幸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周围有一些势力，正施压要求再次推迟选举。辛吉拉维敦促我向全世界传话：“不要让这种事发生。”（至少已有七个政党提交了候选人名单，争夺立法委员会的132个席位。）

与辛吉拉维这样的人交谈，真让人感到一股清新之气。他明白，无论欧洲或美国有多少场呼吁“解放巴勒斯坦”的集会，真正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拥有合法性的巴勒斯坦政府和立法机构，而且它们必须愿意并有能力成为落实两国方案的伙伴。

辛吉拉维在9月18日发表于《耶路撒冷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敦促特朗普总统支持巴勒斯坦选举。他写道，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一再推迟，“强化了哈马斯的论点，即民主或和平手段永远不可能带来改变”。“投票箱一旦被关上，极端分子就会拿出别的箱子，里面装着武器、葬礼和虚假的承诺。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他说，他的政党正赢得已登记的巴勒斯坦选民的支持，包括妇女和学生、专业人士、学者、企业家，以及首次投身政治的人，甚至还有住在帐篷里的加沙年轻人。

“我们支持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既让巴勒斯坦人享有自由与尊严，也确保以色列人的安全，”辛吉拉维写道。

辛吉拉维是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会说。他的希伯来语主要是在以色列监狱度过的五年中学会的。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被捕，当时还只是个少年。他告诉我：“我相信，70%至80%的以色列人，如果确信自己可以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巴勒斯坦国旁边，就会更愿意选择一个面积较小、实行民主并保持犹太国家性质的以色列，而不是一个既不是犹太国家、也不实行民主，而且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的大以色列。”

辛吉拉维解释说，向以色列人施压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

“我们巴勒斯坦人一直否认犹太人与这片土地的历史联系，”他接着说。“我们必须把问题从‘谁属于、谁不属于这片土地’，转向‘我们双方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拥有归属’。”

在这一点上，辛吉拉维与我一直有着共识：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生活着700多万犹太人和700多万巴勒斯坦人，双方都不会离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两个国家，无论这需要多久。

而最明白这一逻辑有多大力量的人，就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你以为，他为什么在担任总理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壮大加沙的哈马斯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他想维持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那些接受《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温和派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分裂。内塔尼亚胡知道，如果形成一个不腐败、有合法性、团结统一，而且汲取了过去教训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会发生什么。全世界都会坚持要求以色列与这个领导层就两国方案展开谈判。这不会明天就发生，但我会继续让每一个倡导这一方案的声音得到更多关注。另一条路，就是永无休止的战争。

我敬佩塔瓦库尔·卡曼和萨默·辛吉拉维，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离开脸书，走到人面前与人正面交锋，真正为民主而斗争，而不只是逞口舌之快、喊几句口号，用口号代替思考和行动。过去，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过去，我们曾为全世界作出这样的示范。

如果说有什么时刻最需要重拾这种精神，那就是现在。第一步，就是在11月3日我们举行选举时去投票，也动员其他人去投票，把票投给任何一个把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忠诚置于对任何一个人的忠诚之上的候选人。

Thomas L. Friedman，托马斯·L·弗里德曼自1995年起担任本报（《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他于1981年加入本报，之后于1982年出任贝鲁特分社社长，1984年任耶路撒冷分社社长，1989年在华盛顿担任外交记者，后来还担任过白宫记者和经济记者。

弗里德曼曾荣获1983年普利策奖（黎巴嫩国际报道）、1988年普利策奖（以色列国际报道），以及2002年普利策评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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