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广州,海珠,同福路往东拐进去,一条夜宵街。
街不长,两百来米,两边挤着三十几家档口。
金满堂在街东头,三间铺面打通,摆四十张桌。老板叫陈广发。
陈广发是这条街上的老人,一九七九年就在这儿支摊。
他这人不算能打,可讲规矩。
“广发,今天出门忘带钱了。”
“那就明天。”
“明天也没。”
“那就后天。”
街角修鞋的老伯吃了八年,八年里没给过几回钱。
一九九三年,这条街上生滚粥一块二一碗,牛腩粉两块,一间铺位月租两千八,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
陈广发一年挣十几二十万,够养一家老小,也够他在这条街上做人。
加代跟他有交情。
加代刚南下那两年在广州做表,住的是金满堂后头那间小屋,一个月八十块。
“广发哥,饭钱我先欠着。”
“欠着。”
“欠到什么时候。”
“欠到你请我吃一顿为止。”
这一欠,欠了四十多天。
后来加代在广州站住了。手里三样东西:一间表行,一间在昌岗的歌厅,还有一条夜宵线上的客源。
线是他一点点攒起来的。三百多台出租车司机,三家大厂的夜班,两间酒店的宵夜单。
司机把人拉到哪家吃,哪家就给他抽头。这条线他摊给街上七八家档口,金满堂是最大的一家。
一年下来,这条线给加代挣二十几万。
他攥着这条线,谁家档口出了事,他能说上话。
那年一台大哥大两万八,一台本田摩托两万出头,装一部电话初装费三千二。
他是北京人,胡同里长大的,当过兵,说话慢,句短。越生气,声音越轻。
每回上这条街,他先在街口跟修单车的阿伯站一会儿。
“阿伯,今儿修了几台?”
“就一台。”
加代点点头,走了。
街上的伙计家里有事,他头一个掏钱。前年有个伙计的娘在老家做手术,加代让人送去一万五,条子都没打。
“哥,那钱……”
“别提钱。”
这条街上,加代说了两年话,没人跟他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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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街西头那间空了一年多的铺子开了门。
招牌挂上去:夜来香。
老板从东莞过来,叫冼世昌,三十七岁,个头不高,肩膀宽,走路两只手在身后甩。
他身边老跟着一个人,四十来岁,戴金丝眼镜,人家叫他温先生。
开张那天,冼世昌摆了二十桌,请了半条街的人。
“加代大哥,来坐。”
“照应。”
加代那杯酒搁在桌上没动,人走了。
夜来香做一样的生意,三十五张桌。
开张第三天,温先生把账摆在冼世昌面前。
“冼老板,你想在这儿站住,头一件事不是抢客。”
“抢什么。”
“抢人。灶上的师傅、烧腊的、跑堂的,都攥在别人手里。你抢客抢一个月,师傅一撂铲子,你连锅都开不了。”
“给多少。”
“翻一倍。先付三个月。”
“亏。”
“亏三个月。”温先生说,“三个月以后,这条街上就没别人了。”
第二天,金满堂掌勺的老于被叫到了夜来香的后门。
“于师傅,你在金满堂一个月多少?”
“一千二。”
“我给你两千四,先付三个月。”
老于第二天就没来。
“老于走了。”跑堂的阿荣说。
“走就走吧。”陈广发说。
“灶上没人了。”
“我自己上。”
烧腊的老郑,加上两个跑堂的,半个月里走了四个。
“广发哥,人往高处走。”老郑走的时候低着头。
“走吧。”
那天晚上,金满堂灶上的火熄得比平时早。
九月初,夜来香开始抬价收客。
司机的抽头,金满堂给八毛一个,冼世昌给一块五。
“你上哪儿吃?”
“夜来香。”
“金满堂吃了十年了。”
“人家给一块五。”
“广发哥不给你加?”
“广发哥给八毛。”
三天,一半的司机把车头调到了夜来香门口。
“冼老板,这么给,你不亏?”
“亏。”冼世昌笑了一下,“亏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以后,这条街上就剩一家。”
陈广发来找加代。
“加代,他要吃这条街。”
“广发哥,先等等。等他动手。”
“等到什么时候。”
加代没接这句。
九月十七,夜里两点。
四个小年轻拎着铁管进了金满堂。招牌砸掉一半,两台冰柜推倒拖走,两个伙计挨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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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灯的阿荣手背见了红,蹲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老板,我没事。”
“手伸出来。”
“就蹭了一下。”
“去医院。”
“不去。”
陈广发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塞了五十块钱,让跑堂的架着他走了。
陈广发报了官。人跑了,那阵子街上还没有探头,查不动。
他托人打听。有人说那天夜里见过夜来香的车。
“谁说的。”
“街上都这么说。”
“谁看见的。”
“没人敢出来。”
“没人出来就不算。”
“这不是我的人。”冼世昌在自家柜上把话说得很响。
温先生把账本摊开。
“冼老板那天夜里在店里收档,二十三个人都在,账上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翻开那一页,果然清清楚楚。
人家来问了两回,没问出东西。陈广发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那块被砸掉一半的招牌,一句话没说。
十月底,半夜有人来金满堂门口放话。
“冼老板说了,这条街他做定了。”
“金满堂这个月不开门,往后就不用开了。”
那天夜里陈广发坐在店里,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加代来了。
“哥,要不要我去夜来香门口站一站。”左帅在车上问。
“不去。”
“那怎么办。”
“先看。”
十一月初,两边都调了人。
陈广发那边二十来个,冼世昌那边三十来个,夜里在街当中撞上。
头一个人从路边排档扯起一张塑料凳砸过去,两边就涌上来了。
加代赶到的时候,街当中已经打成一片。塑料凳、铁管、锅盖,什么都往人身上招呼。
加代带着左帅、丁建、周强从街口走进来,走到街当中站住。
“都停下。”
他的声音不高。两边的人愣了一下,慢慢停了手。
左帅往前一步,把陈广发那边两个还要冲的按住了肩膀。丁建和周强堵在冼世昌那边人的跟前。
街当中让出一条道。
“这条街上的事,摆酒说。”
加代这一头也没闲着。他让人去找九月十七夜里跑掉的那几个小子里头的一个。
找了二十来天,在一间录像厅里把人找着了。那小子姓杜,十九岁,耳朵后头还有那天翻墙蹭的口子。
“谁给的钱。”
“代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人家管他叫阿彬。”
“他怎么找上你的。”
“录像厅。他说有活儿,一天两百。”
“那天夜里你站在哪儿。”
“我在金满堂后巷。砸招牌的另加了钱,一个人一百。”
“你们几个人。”
“四个。还有一个开面包车的,姓什么我不知道,车是夜来香的。”
加代让人把这段话写下来,按了个手印,收进兜里。
第二天,加代去了海珠桥边那间老茶楼。
廖伯七十三,老码头出来的,歇了十年,谁摆酒都请他压场子。
“你多少年没求过我了。”
“十二年。为一条街。”
“两个老板,你都认识?”
“一个认识,一个不熟。不熟的那个,手底下二十几个人要吃饭。”
廖伯把茶盏放下。
“初八,我上桌。”
十一月初八,中午。
老茶楼二楼,雅间一大间,中间拼了三张八仙桌。
左边坐陈广发,右边坐冼世昌,上头坐着廖伯。加代坐在廖伯下手。
楼下门口,两边各来了二十几个人,站在街两边,谁也没进去。
冼世昌那边有个愣头青先动了手,把金满堂一个伙计从台阶上推下去。
两边的人一涌,桌子掀了,茶壶滚到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