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好！国庆假期没过完，4位名人接连离世，个个都超过了50岁

国庆七天假，不少人还堵在回程的高速上，朋友圈里晒的是最后几张旅游照。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几天，四份讣告接连摆到了面前。

最年轻的那位，才51岁。最年长的那位，97岁。中间隔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却在同一个假期里走到了终点。

这四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有人把半生留在讲台，有人留下无数画作，有人痴迷中国功夫几十年，还有人为中国天然橡胶事业奔波了一辈子。一个假期，四声告别，也让人再次感受到：有些离开，真的从不会提前打招呼。

10月1日下午两点三十八分，常州大学机器人产业学院教授储开斌在常州因病去世，享年51岁。学校当天就发了讣告。

51岁是什么概念？放在如今动辄延迟退休的大环境里，正是一个高校学者年富力强、经验值满点、最能出成果的黄金期。

储开斌1975年生于江苏如皋，1997年毕业以后进入常州大学任教，一教就是将近三十年。

他主持建设的《模拟电子技术》入选国家级一流课程，主编的教材被评为江苏省“十四五”规划教材，2024年度获评“江苏省教学名师”。

他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多次拿到国家级奖项。

但真正让我心里发沉的，是学校讣告里的一句话：在与疾病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仍然牵挂学院发展和学生成长。

我认为，这句话不是场面话。搞过工科竞赛的人都知道，模电、电子设计、智能车这些东西，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拿奖的，需要老师陪着学生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焊电路板、调代码、跑数据。

储开斌就是这样的人。他带学生参赛，经常一盯就是一整晚，方案不对就重推，零件不合适就重换，遇到卡点就陪着学生一起把问题拆开。

我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的聚光灯，太容易打在那些突破诺贝尔奖级别的顶尖院士身上，却严重忽视了像储开斌这样托举起中国制造业底盘的“蓝领教授”。

如今大家都在喊“产教融合”，为什么难搞？因为这要求老师既得懂象牙塔里的理论，又得明白工厂流水线上的痛点。这种人是稀缺资源。

储开斌在这个位置上死磕了近三十年，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亮了红灯，为什么还在最后阶段看学院材料？

我的看法是，这不是为了什么虚名，而是一种深深的职业惯性，或者说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托孤”心态，他放不下手里那条刚刚打通的、从图纸到车间的路。

他的早逝，在我看来是对当下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和中年学者生存状态的一记沉重警钟。

那些常年超负荷运转、靠透支生命来填补产学研鸿沟的实干家，真的需要一套更人性化的减压机制。别让“春蚕到死丝方尽”成为对学者最残酷的道德绑架。

假期的第一天遇上这样的变故，好似在给所有人敲响警钟——不少人盘算着忙完再歇、得空再做体检、结业后多陪家人，未必真能如愿盼来。

两天之后，南京传来另一则消息。画家胡宁娜于10月3日深夜因病去世，享年68岁。

她儿子在10月5日发出一封讣告，语气平静得像在替母亲交代一件早就说好的家事：不进重症，不做对抗性抢救，不设灵堂，不设告别仪式，不设墓碑。

胡宁娜留下一封告别信，里面有一句话让很多人看完沉默了很久：“不要惊动我的远去。

感恩着，不要眼泪，我正徜徉翻飞在自己的漫游世界中。”她还告诉亲友，以后要是看到蝴蝶，叫一声“老胡”就行。

胡宁娜1958年生于南京，1978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学员班学习，后来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她最擅长工笔人物画，代表作《清风赏花图》曾在第八届全国美展获奖，《羌家女》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去年底她已经病入膏肓时，还能坐一个多小时，笔力雄健地画出一幅《少年强威图》，画里全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感，没有一丝将死之人的颓气。

国人向来忌讳谈死，讣告里往往写满了“沉痛悼念”“泣告”之类的字眼，排场越大仿佛越能表达孝心。但她偏偏反过来——不要眼泪，不要仪式，甚至不要墓碑。

我的猜测是，她早就想明白了，一个人活着的分量，从来不由身后的排场决定。画了一辈子画，最后把自己也活成了一幅画：该收笔的时候，干净利落地收。

她的作品还在，学生还在，那些被她画过的线条和神态还在。这比什么灵堂都实在。

同一天凌晨，香港那边也传出了消息。动作演员何麦在家中突发心脏病离世，64岁。

何麦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一下对不上号。但翻开八十年代的港片，那张洋面孔你大概率见过。

他是一个英国人，因为痴迷中国武术，只身跑到香港追梦。1987年初到香港时，他正赶上洪拳宗师刘家良筹备新片。他在现场打了一套洪拳，刘家良看了一眼，说了句“打得唔错”。

就这么一句话，改变了他往后的整个人生。后来在拍摄《醉拳II》期间，他正式拜入刘家良门下，成为黄飞鸿第五代传人。

刘家良的遗孀翁静晶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何麦今天凌晨在毫无预警之下心脏病离世。”何麦的家人用“毫无预警”来形容这场告别。一个练了一辈子功夫的人，走得比谁都突然。

我判断，这种痴迷在今天越来越稀罕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追的东西太多太杂，真正能为一件事痴迷几十年的，反而少了。

何麦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热爱这东西，不分国界，也不讲道理。你认定了，它就是你的一生。

同一天凌晨，海口那边，97岁的郑学勤也走了。天然橡胶研究专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海南大学退休教授。

97岁，放在讣告里，似乎让人稍微好受一点。算是高寿了。但翻完他的履历，那点“好受”很快就被另一种东西盖过去了。

郑学勤1929年生于安徽歙县。为了找野生高产胶树，他钻进过亚马孙热带雨林，和团队一起收集了六万多粒种子，建起了中国最大的野生橡胶活体种质库。

中国从“无胶国”变成世界五大产胶国，这条路是他和那一代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

我的看法是，郑学勤这一代人身上有一种今天很难复制的东西。他们做研究，没有大数据，没有AI辅助，没有各种基金项目申报书要填。

有的是什么？是一双脚，一双手，和一股“国家需要我就去”的劲头。

亚马孙热带雨林是什么地方？那是连专业探险队都要做充分准备才敢进的原始丛林。他进去了，为了找几棵橡胶树。

我认为，我们今天享受的很多东西——汽车轮胎、医用胶手套、工业橡胶制品——背后都有郑学勤这样的人在默默托底。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热搜上，他们的面孔不会被人记住。但他们的工作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产业格局。

中国从一个连橡胶都要依赖进口的国家，变成世界五大产胶国，这个转变的分量，怎么估都不为过。

四份讣告，四个不同的故事，四种完全不同的告别方式。

储开斌走的时候，留下的是一间还没熄灯的实验室和一群还没毕业的学生。胡宁娜走的时候，留下的是一句“看到蝴蝶叫一声老胡”和满屋子的画。何麦走的时候，留下的是一个英国人用一辈子练出的那套洪拳和师父那句“打得唔错”。郑学勤走的时候，留下的是六万多粒种子和一片从无到有的橡胶林。

在我看来，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自己的一生，押在了一件事上。

储开斌押在了教学和产教融合上，胡宁娜押在了画笔上，何麦押在了中国功夫上，郑学勤押在了橡胶研究上。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想要”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一个人这辈子到底能做成几件事？

我的判断是，大概率只能做成一件。真正能把一件事做透的人，已经了不起了。

这四个人，各自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储开斌的课成了国家级一流课程，胡宁娜的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何麦成了黄飞鸿的第五代传人，郑学勤帮中国摘掉了“无胶国”的帽子。这些成就单拎出来，哪个都不轻。

但他们的离开也提醒了我另一件事：做成事的人，往往是最不懂得照顾自己的人。储开斌和疾病对抗了一年多，还在牵挂学院的事。胡宁娜病入膏肓时还在画画。何麦练了一辈子功夫，心脏说停就停。郑学勤97岁，大概率也是工作到了很晚。

我的猜测是，他们不是不知道身体的重要，而是根本没把这件事排在优先级的最前面。

手上的事没做完，哪有工夫管自己？这种心态，你说它伟大也对，说它危险也对。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偏偏就在这几天，四盏灯接连灭了。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日子的节奏从来不会因为你在放假就慢下来。该走的人，不会等你过完节再走。

储开斌的最后一条路，是丧事从简，第二天亲友、同事和学生送他走完最后一程。胡宁娜的最后一条路，是连告别仪式都没有，看到蝴蝶叫一声就行。何麦的最后一条路，是家人用“毫无预警”四个字概括了一切。郑学勤的最后一条路，是97年的人生画上句号，留下那片他亲手参与建起来的橡胶林。

四个人，四段人生。年龄从51岁到97岁，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可放在一个假期里来看，这些数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不是活了多久，而是在活着的那些年里，你到底留下了什么。

储开斌留下了学生。胡宁娜留下了画。何麦留下了功夫。郑学勤留下了种子。

这些东西，都不会因为他们走了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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