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已成祸害全球的社会毒瘤，人人可诛之！

按语：

由于本人曾经的职业经历，主要是治理犯罪，所以，对犯罪行为尤其诈骗活动，深恶痛绝。虽处江湖之远，也不敢放松对各种新式犯罪的关注和警惕。网络诈骗，借助最新信息技术，犯罪触角的深度和广度，已颠覆了史上一切骗子的认知。本文所引用的事实和数据，皆来自各平台公开的信息。文中观点，不代表政府立场，仅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

　　电信网络诈骗，起源于20世纪末的台湾地区，最初以手机短信诈骗形态出现。“猜猜我是谁”“重金求子”这类拙劣骗术，正是这个万亿级犯罪产业的“始祖基因”。

2003年前后，这套手法通过福建向全国蔓延。2009年，公安部正式将其命名为“电信诈骗”。组织指挥策划者大多来自台湾，雇佣内地人员负责打电话、发短信和开设银行账号，转账和最终提现等核心环节，由台湾犯罪分子掌控。

随着国内打击力度持续强化，犯罪团伙向东南亚大规模转移。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相继成为窝点聚集地，而缅北地区最终成为“主战场”。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诈骗园区”模式的成型，以合法赌场或经济特区为外壳，内部却是一个完整的犯罪生态系统。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代表尚茨用“流水线”形容这种分工：有人打通边境特区资源换取庇护，有人专攻AI换脸和语音克隆工具，有人把控加密货币洗钱渠道，还有人通过跨境人口贩运输送劳动力。园区内设有工作区、宿舍、食堂、诊所，甚至卡拉OK酒吧，而走廊另一端就是刑讯室。被贩运至此的人员来自至少80个国家和地区。

损失规模已远超传统犯罪范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26年发布的《东南亚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报告显示，仅2025年一年，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的电信网络诈骗损失即达883亿至1141亿美元。国际刑警组织的评估更为惊人：电诈犯罪团伙每年导致全球损失高达3万亿美元。

这套模式已不再是东南亚的“地方病”。UNODC报告证实，犯罪窝点正从缅甸、老挝向东帝汶、太平洋岛国和非洲多国分流，同时“化整为零”，藏身城市独栋别墅分散作案。国际刑警组织2026年《全球金融欺诈威胁评估》明确指出：诈骗中心已在全球范围内被识别，涉及数十万人，其中许多人被贩运并被迫从事网络诈骗。

　　此类犯罪的成因和作案手法呈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技术异化。电信诈骗已从局部的“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作坊，进化为高度自动化、跨越国界的“技术密集型”数字产业链。生成式AI使深度伪造和语音克隆的门槛急剧降低。AI增强的欺诈比传统方法利润高出4.5倍，“代理式AI”系统甚至能自主规划并执行从侦察到勒索的完整欺诈行动。加密货币成为跨境洗钱的核心载体，星链等卫星网络使物理断网，导致打击手段基本失效。

二是经济推力。诈骗集团提供了一种扭曲的“就业市场”：对失业青年而言，“低门槛高回报”的诱惑是实实在在的。在非洲大陆，国际刑警组织基于对36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超过七成受访国家境内发现了电诈据点，西非和南部非洲已成为“热门目的地”，55%记录在案的电诈案件涉及AI使用。

三是治理真空。缅北、柬泰边境等地区长期处于地方武装割据状态，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力薄弱。地方武装通过收取保护费、提供武装庇护深度介入，形成“以诈养兵、以兵护诈”的利益闭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报告指出，腐败是区域内技术驱动型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促成因素。

四是组织进化，是最深刻的质变。跨境电诈已演变为一套跨国运转、分工精细、具备自我复制能力的犯罪经济。UNODC将其定义为“互联犯罪生态系统”：诈骗行为与非法网络赌博、人口贩运、地下钱庄、虚拟货币洗钱等犯罪深度交织。学术研究进一步概括为“弱结构协作”模式：组织结构去中心化与灵活化，协作基础匿名化与去人格化，犯罪运行模块化与产业化。这套模式最可怕之处在于可复制性：顶层搭建统一服务中枢，前端团伙缴纳费用即可“拎包入驻”。一处被端，多处继起。

　　面对一个全球化、产业化、智能化的犯罪生态系统，传统治理范式诸如“打窝点”、“抓金主”、“断资金”，都只能截断犯罪链的某一环，难以触及让诈骗得以持续繁荣的系统性条件。如何打破困局、从根源上改变和清除犯罪的土壤？笔者以为，当从以下五策入手：

首先，推动联合国通过《打击组织性诈骗国际公约》，将“规模化诈骗产业”整体入罪。

当前国际反诈最大的制度缺口是：诈骗尚未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严重犯罪”。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严重犯罪”是指可处以至少四年监禁的犯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等相关国际机构近年来持续呼吁各国将组织性诈骗入罪，使其符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严重犯罪”的定义，但这一呼吁目前仅为建议性质，缺乏强制约束力。

中国应推动联合国制定专门的《打击组织性诈骗国际公约》，其核心创新在于：不将诈骗视为单纯财产犯罪，而将其定义为“以有组织方式系统性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施的、以规模化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跨国犯罪活动”。这一定义的关键突破在于三个“不再需要”：不再需要证明对具体被害人实施了具体诈骗行为；不再需要证明诈骗结果的实际发生；不再需要依赖各国国内法对“诈骗”的不同定义。

公约应设立“组织性诈骗罪”的独立罪名，适用于：系统性运营或管理用于诈骗的设施、网络或系统；为诈骗活动招募、运输、控制人员；为诈骗活动提供资金流转、技术支持或数据服务。这一定义将使国际司法协助和引渡，不再受各国国内法差异的阻碍。

　　其次，建立“卫星互联网反诈准入机制”，切断跨境犯罪的通信生命线。

星链等卫星互联网服务已成为诈骗园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当泰国切断地面网络和电力供应时，诈骗团伙转而使用星链设备绕过封锁，SpaceX副总裁劳伦·德雷尔2025年10月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已识别并切断缅甸疑似诈骗中心周边超2500台设备。问题在于，这种切断完全依赖企业的自愿配合，缺乏制度化的预防机制。犯罪分子通过未依法核准或私自改装的终端设备，接入境外卫星通信资源，绕开国内通信出入口。

据此，应建立一项强制性的“卫星互联网反诈准入机制”，机制的核心内容如下：

一是规定设置终端准入的“地理围栏”。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特定区域提供终端设备时，必须进行“冲突区域（如缅北、乌克兰、中东）筛查”，对已知诈骗园区聚集区域，实施终端激活的地理限制。这并非全面封锁，而是要求设备激活时，进行用途声明和定期位置核验。

二是规定服务提供商的“主动阻断义务”。将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纳入反诈义务主体，要求其建立涉诈风险评估与处置机制。现行《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管理规定》已要求服务提供者落实实名制、网络安全和反电信网络诈骗义务，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中国境内注册的服务商。需要通过国际联盟推动全球统一标准：任何卫星互联网服务商，在向高风险区域提供服务时，须对终端设备进行“反诈合规标记”，一旦发现异常通信模式，有义务在24小时内向联盟执法机构报告。

三是反制技术的“反向追踪”。开发针对卫星通信链路信号的溯源技术，使执法机构能够在合法授权下，对通过卫星链路实施的诈骗通信，进行反向定位。这需要与卫星运营商建立技术合作框架，在保障合法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对涉诈信号源的快速锁定。

　　再次，创设“稳定币反诈冻结国际快速通道”，改变赃款“离岸即安全”的侥倖事实。

虚拟货币、尤其是泰达币（USDT）等稳定币，已成为诈骗资金跨境转移的“高速公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已提出要求：稳定币发行方须具备“冻结、销毁或撤回”稳定币的能力。但当前的执行，存在严重问题：一个诈骗集团可以将资金在数分钟内、通过跨链兑换、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而冻结一个钱包，需要走完漫长的地方司法程序。

　　形势逼人，必须在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框架下，建立“稳定币反诈冻结国际快速通道”，核心机制包括：

“72小时紧急冻结令”机制。联盟成员国执法机构在发现涉诈资金流入稳定币网络后，可直接向联盟秘书处提交紧急冻结请求。秘书处在验证基本证据后，于24小时内向主要稳定币发行方发出“72小时临时冻结令”。稳定币发行方须在72小时内冻结相关地址，同时通知各交易所暂停该地址的充提功能。72小时内，请求国须通过正式司法协助渠道，提交完整的冻结和追缴申请，否则冻结自动解除。

“跨链追踪溯源”技术标准。可自主研发或推广英国SynapTrack（突触追踪）等新一代反洗钱检测系统，该类系统可自动适应新的犯罪手法，在拜比特（Bybit）黑客案中误报率低于2%，而传统方法的误报率高达40%。联盟应推动将此类技术作为成员国执法机构的标准工具，并建立跨链交易的实时监控网络。

“赃款返还优先”原则。在冻结资金的处理上，确立“受害者返还优先于罚没入库”的国际原则，使冻结机制真正服务于受害者赔偿而非国家财政。

　　第四，平台责任从“通知、删除”升级为“风险预防”，建立“反诈合规官”制度。

现行法律框架下，平台责任的触发机制是“通知、删除”和“责令改正”，这是一种被动的、事后的责任模式。而诈骗团伙利用平台的方式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算法推荐、流量分配、产品设计，这些行为创造的“风险环境”，远超单个违法内容。Meta（原Facebook）案中，平台对风险广告，选择“提高投放费用”而非封禁，实质上是将诈骗风险变现，但这一行为在现行“通知、删除”框架下，几乎无法被追责。

　　推动平台反诈责任，要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风控”，核心制度是“反诈合规官”制度：

强制性合规官设置。要求达到一定用户规模或广告营收规模的平台，必须设立专职的“反诈合规官”，直接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或董事会汇报，而非隶属于法务或运营部门。合规官的法定职责包括：评估平台产品设计和算法推荐的反诈风险；监控平台上的涉诈内容和广告投放模式；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反诈合规报告；在发现系统性风险时，有权要求平台暂停相关业务功能。

“风险创设”归责原则。在立法中明确：平台若通过算法设计、流量分配、产品机制等方式“系统性创设或维持可被大规模用于诈骗的风险环境”，且未采取与自身技术能力相匹配的防控措施，即使未接到具体通知，也可被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将平台责任从“是否删除了具体内容”升级为“是否管理了自身创造的系统性风险”。

“合规出罪”的免责空间。同时，为已建立实质性反诈合规体系的平台，提供明确的免责保护。平台若能够证明其已按照行业标准，建立了风险识别、预警、阻断机制，且合规官已依法履职，则可作为免除或减轻责任的抗辩事由。

　　第五，建立“反诈文化免疫指数”，将文化治理从“活动式宣传”升级为可测量、可考核的系统工程。

当前，反诈宣传的困境在于“投入大、产出难衡量”。各地投入大量资源开展非遗反诈、情景剧、校园课堂，但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来判断哪些举措真正有效、哪些只是在“走过场”。更深层的问题是：文化治理的成效，无法用“发了多少传单”“办了多少场活动”来衡量，而应该用“诈骗得逞率”“报案率”“二次受骗率”等结果指标，来反向评估。

须建立一套可量化、可比较、可追踪的“反诈文化免疫指数”，从三个维度对社区、学校、企业等单元，进行系统评估：

指标一：在认知维度，要求提高诈骗识别能力。通过随机抽样测试，测量目标人群对常见诈骗手法的识别率、对新型AI诈骗的警惕度、对“两卡”犯罪法律后果的认知度。目标是使识别率从当前水平逐年提升，并将测试结果纳入社区和学校的年度考核。

指标二，在行为维度，要求提高风险应对能力。测量目标人群在遭遇疑似诈骗时的实际行为选择：是否会主动核实、是否会报警、是否会提醒他人。行为指标比认知指标更具预测力，知道不等于做到。

指标三，在生态维度，要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测量社区内的社会信任度、互助网络活跃度、受害者是否愿意公开报案并寻求帮助。诈骗亚文化盛行的社区，往往伴随着社会信任的崩塌。文化免疫的目标不是让每个人都变成“反诈专家”，而是让整个社区形成“骗局曝光、快速传播、集体免疫”的自组织机制。

上述指数，应作为地方政府反诈工作考核的核心指标，替代当前的“发案数”“破案数”等单一执法指标。同时，指数结果应向公众公开，形成社区之间的良性竞争压力。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可将该指数作为成员国反诈治理成效的评估工具，推动全球反诈文化治理，从“经验分享”走向“科学评估”。

　　总之，电信网络诈骗的演变史，是一部犯罪组织学习、适应和进化的历史。UNODC的警告值得反复咀嚼：“执法行动并未瓦解这一犯罪基础设施，反倒促使犯罪集团不断转移与分散”。这意味着，传统的“打窝点”模式已经触及天花板。

上述五项制度构想，分别瞄准了当前治理体系中的五个根本性缺口：国际法层面的“诈骗非严重犯罪”困境、技术层面的“卫星通信不受监管”漏洞、金融层面的“跨境资金冻结迟缓”瓶颈、平台层面的“被动合规”模式局限、文化层面的“投入产出无法衡量”难题。它们的共同逻辑是：不再追逐犯罪的具体形态，而是改变犯罪的“地形”，让组织性诈骗在国际法上无处藏身，让卫星互联网不再是“隐身衣”，让赃款“离岸即安全”的假设失效，让平台从风险的制造者转变为风险管控的责任者，让文化治理从模糊的宣传变成精确的免疫。

　　中岭 于202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