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夏，江西南昌，方志纯收到一封来自浙江东阳的信。写信人王玉琴年事已高，是凌凤梧的遗孀。她没有过多诉说，只强调了一件事：丈夫当年并未参与迫害方志敏，希望有关方面重新考虑她的生活困难。
这封信之所以引起方志纯重视，不只是因为一位老人的求助，更因为“凌凤梧”这个名字，牵连着方志敏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隐秘经历。方志纯很快致信浙江方面，说明凌凤梧在1935年曾受到方志敏影响，并为烈士提供过帮助。若王玉琴所述属实，应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
事情随后得到东阳县有关部门重视。经过研究，政府决定向王玉琴发放生活补助，并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一个普通家庭的困难，由此牵出了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皖南转战中被捕，后来被押往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那时的他身患疾病，双脚还戴着沉重脚镣，却没有停止写作。《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章，正是在囚禁期间完成的。
监狱戒备森严，纸笔、书信都受到严格控制。方志敏的文字能够保存下来，靠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偶然相助，而是一条十分危险的接力线：有人负责传递，有人负责掩护，也有人利用职务留下缝隙。
凌凤梧正是这条线上的关键人物。
他是浙江金华人，1935年出任南昌绥靖公署看守所代理所长。起初，他奉命接近方志敏，带有劝降性质。可几次谈话后，情况悄然变化。方志敏谈革命，也谈国家命运；谈个人选择，更谈普通百姓为何长期受压迫。
有一次，凌凤梧试探着说：“我过去也想做些改变中国的事，只是后来进了这个圈子。”
方志敏回答：“只要愿意向人民靠拢，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这类谈话没有立刻改变现实，却在凌凤梧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震动。他开始理解，方志敏并不是一个等待处置的“犯人”，而是一名即使身陷囹圄，仍在思考中国前途的革命者。
方志敏脚伤严重，脚镣磨破皮肉。凌凤梧以看守所长身份请狱医查看，并设法将脚镣重量减轻。此举曾遭到上级斥责，但他仍承担了风险。后来，他还拿出钱款，为方志敏购置蚊帐和生活用品，使其能够相对安静地写作。
看守所文书高家骏也逐渐受到影响。他替方志敏传递消息，代买食物，并在有人接近时发出警示。凌凤梧则利用能够接触卷宗的便利，将有关方面暂时不会立即处决方志敏的消息透露出去，使方志敏争取到宝贵的写作时间。
稿件外传，同样经过周密安排。高家骏联系杭州的程全昭，请她将材料带往上海，再设法转交进步人士。另一些书稿和信件，则由胡逸民等人协助传递。相关回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方志敏狱中作品曾被秘密带出，已得到多方面材料印证。
事情终究没有完全瞒住。1935年6月，凌凤梧被调离看守所，高家骏也被撤换。方志敏失去了重要的内部掩护。随后，蒋介石下令将其秘密处决。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杀害，年仅36岁。
凌凤梧也因此受到审查和拘押。由于缺少确凿证据，加上看守所内有关人员以及浙江籍人士出面，他被关押数日后获释，但被撤职并驱逐出境。离别前，方志敏曾劝他不要再留恋旧官场，可以从事教育工作。
这句话，凌凤梧记了一辈子。
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组织审查和学习改造。1951年，经有关方面考察，凌凤梧被安排到东阳县北麓中学任英语教师。后来，他当选为东阳县政协委员。1957年，他在会议发言时提到，自己能够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离不开方志敏在狱中的影响。
更重要的一次联系，发生在寻找方志敏遗骸期间。1955年，中央要求查找烈士遗骨，方志纯负责组织调查。南昌下沙窝施工时，工人发现一批遗骨，旁边还有一副脚镣。由于年代久远，单凭遗骨很难确认身份。
方志敏夫人缪敏想到凌凤梧，专门请他前往南昌辨认。凌凤梧仔细查看脚镣，又依据当年所见情形，对遗骨进行辨认。他指出，这副脚镣的形制和重量，与自己当年为方志敏换下的那副相符，并向有关人员讲述了烈士在狱中的生活与写作情况。
多年后，王玉琴在困顿中写下那封信，既是为自己求助，也是替亡夫说明一段被尘封的经历。方志纯转信时写下的判断很谨慎：“如所述情况属实，应按有关政策给予适当照顾。”这句话没有夸大，也没有回避历史，而是把对烈士的纪念，落实到对相关人员事实经历的核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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