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2月，南京以西的战局正急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主持的中原野战军完成整编，正式改称第二野战军。番号变了，编制也变了，许多将领的职务随之调整。陈赓被任命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却没有进入二野副司令员序列，这件事后来常被说成“功劳太大反而受到限制”，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要看懂这层安排，得先弄清一个事实：二野成立时，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并非空缺着一个“专等陈赓来接”的副司令员位置。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邓小平主持政治与全局，李达担任参谋长，张际春等人分管政治工作。陈毅在中原时期也承担过重要领导职责，整个指挥体系早已有明确分工。
因此，陈赓没有成为野战军副司令，并不等于他被排除在核心之外，更不能简单理解成职务上的“降格”。在战争年代，兵团司令与野战军副司令虽然同属高级职务，实际职责却不同。一个要盯住方面军全局，一个要在最关键的方向上直接带兵作战。
陈赓的长处，恰恰在后者。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陈赓、谢富治率部向豫陕鄂方向展开行动。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场孤立战斗，而是牵制西北、豫西和陕南多处敌军，使国民党军难以把兵力集中到刘邓主力周围。陈谢部队人数不算最多，活动范围却很大，打击节奏也十分鲜明。
洛阳、渑池、潼关一线的连续行动，体现出陈赓善于捕捉战机的一面。他常常不和敌军硬拼，而是寻找其部署中的缝隙，迅速插入，再根据敌情改变方向。这种指挥风格，用来担任一支机动兵团的首长，显然比坐镇野战军机关更能发挥作用。
有意思的是，陈赓的部队在中原战场上越打越强，反而说明他更适合被放在一线。第四纵队是中野的重要骨干部队，后来整编为第四兵团，所承担的任务往往涉及突击、穿插和迅速扩大战果。让熟悉这支部队的陈赓继续统率，能够减少磨合，保持作战惯性。
还要看到，野战军副司令不是单看战功和兵力来决定。这个位置要求处理不同部队之间的关系，协调各方向行动，并在司令员不能亲临时维持整个指挥系统。刘伯承长于战略谋划和战役指挥，邓小平善于把握全局与组织动员，二野的领导结构更重视彼此补位，而非把所有能打仗的将领都集中到指挥机关。
陈赓本人也并非没有全局能力。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就多次承担独立作战任务，既能带部队，也能处理地方工作。但他的军事特点太鲜明：判断快、行动猛、敢于深入敌后。这样的将领放在关键兵团，往往比安排在更高一级的综合岗位上更有价值。
身体状况也是不能忽略的一点。陈赓长期患有疟疾等疾病，战争期间多次带病指挥，旧伤和劳累也不断积累。高级指挥员不是职务越高越好，能否长期保持精力，同样关系到部队战斗力。让他掌握第四兵团，既是重用，也是对实际情况的考量。
至于有人把这件事解释为刘伯承、邓小平对陈赓有所疑虑，现有可靠史实并不能支持这种说法。陈赓与刘伯承相识很早，彼此之间有长期共事形成的信任。陈赓在关键战役中屡受重用，后来又承担军事教育和国防工业方面的重要工作，这些安排本身就说明，他始终是党和军队倚重的高级干部。
1955年授衔时，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地位。与其纠结于“为什么没当副司令”，不如看二野成立时的具体需要：刘伯承、邓小平统筹全局，陈赓率第四兵团担任突击力量，陈锡联、杨勇分别统率其他兵团，各有明确任务。
战场上的职务，从来不能只按高低排列。陈赓没有担任二野副司令员，并非能力不足，也不是功劳被压低，而是组织根据兵团特点、指挥体系和个人条件作出的配置。对他来说，率部向前，打出第四兵团的锋芒，才是那一阶段最适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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