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带着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上海、广州逐章逐节地啃苏联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的有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几个人。他一边听朗读一边画杠杠,看到工资那一节,忍不住开了口,一开口就戳在要害上:这东西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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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毛病,第一条是拆团结。计件工资按件给钱,年轻的手快手巧,挣得多;老师傅手脚慢了,挣得少。重活累活的,轻活舒服的,账一算就分出高下。本来一个车间是一个整体,硬生生被划出三六九等,你算计我,我提防你。他担心的不是谁多拿几块,是人心散了。
第二条,是鼓着人"为五大件而奋斗"。那时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是城里人做梦都想要的东西。他把话说得很重:眼睛只盯着自家那几大件,集体的事就搁一边了。钱到手,劲头是自己的,队伍的魂是散的。
第三条,是挡道技术革新。计件是拿熟活儿算钱的,工人多流汗就多拿,谁还愿意停下来琢磨新办法?一台机器省了人手,等于自己的计件数少了。这么一算,机械化、技术革新反倒成了工人的对头,跟他主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让工人参加管理、搞技术革命,正好拧着来。
第四条,是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班组只顾自己那点产量,质量能糊弄就糊弄,车间和车间、工序和工序之间互相扯皮,最后受损的是整个厂子。
话说到这,得掰清楚一层:他从来没说钱没用。他讲得明白,物质利益是个重要原则,可不是唯一的原则。人不能只讲自家日子、眼前那点、自己这一摊,还得讲集体、讲长远、讲大局。他反对的是把物质刺激抬到天上,反对个人利益压过集体一头。这个分寸,后人念歪的多。
再往深一层,是这套办法在谁手里。在资本家手里,计件工资就是把工人当成一件会算账的工具,你多干一件,他多榨一分,给的永远比你造出来的少。同一种算法,换个立场,意义完全不同。所以他盯的从来不是算术,是算术背后站着谁、为着谁。
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复叮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让劳动者有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权利。算盘珠子怎么拨不算大问题,拨算盘的人心里装着谁,才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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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过去,计件、绩效考核、量化指标,换了个名字又回来了,连名目都讲究得很。回头看他那番话,不是在反对多劳多得,是在提醒一件最容易被忘掉的事:账要算,队伍更得拢得住。他把物质利益摆在重要位置上,只是不许它一个人说了算。这话听着老,可放到今天一点不过时。一个单位如果只会拿钱来拧发条,人心就是一盘散沙,钱一停就散;把集体、把长远放进算式里,大家才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这条路才走得远。他当年啃那本厚书,琢磨的就是这点道理:制度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制度得顺着人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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