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为何不再死追了？

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此时队伍已经历长征，人数、装备和粮食都远非出发时可比。按常理说，蒋介石既然调集重兵追了两年，为何红军一到陕北，追击力度便明显下降？

这个问题，不能只用“蒋介石轻敌”解释。真正的答案，藏在当时几股力量的错位之中：中央红军变小了，红四方面军成了更大的目标；国民党内部出现裂痕；东北军、陕军不愿替蒋介石拼命；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也让南京方面难以把全部力量压向西北。

长征后期，中央红军并不是以完整主力抵达陕北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双方合计兵力一度达到八万余人。可是，关于北上还是南下，张国焘与中共中央产生严重分歧。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这样一来，国民党追击的重点自然发生变化。对蒋介石而言，一支人数众多、装备相对完整的红军主力，显然比刚刚抵达陕北、兵力仅数千至近万人的中央红军更值得优先围堵。

薛岳所部随后把主要压力放在红四方面军方向。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持续追击，损失相当严重。反过来看，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时，国民党方面虽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却没有再组织此前那种集中数十万兵力、层层合围的攻势。

原因很现实。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困难，人口和物资条件都较差。中央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对国民党控制的核心区域暂时构不成直接冲击。蒋介石或许判断，红军只要被困在贫瘠山区，日后再收拾并不困难。

这种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却低估了陕北的战略价值。陕北虽然经济基础薄弱，却靠近西北、华北和陕甘宁交通线，便于红军向外联系，也有利于保存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终于获得了一段整顿时间，部队可以补充兵员，筹集粮食，重新建立指挥体系。

蒋介石没有把全部中央军投入陕北，还因为南方局势突然失控。1936年5月，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试图进一步收拢两广地区的军政权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人物担心自身地位受到削弱，遂以抗日救国为名发动反蒋行动，史称两广事变。

蒋介石面对的，不再只是陕北的一支红军，而是南方出现的军事对手。大批中央军需要南下，原本用于西北方向的兵力被牵制。两广事变很快被平息，但军队调动、作战消耗和重新部署都需要时间，这给了陕北红军喘息机会。

有意思的是，陕北一线真正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两支部队加在一起，兵力并不少，却都有各自的难处。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东北，官兵普遍不愿继续把枪口对准同胞；杨虎城部也不愿长期充当内战工具。

毛泽东等人抓住了这一心理变化，反复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与红军之间逐渐出现秘密接触，陕军方面也与陕北根据地开展物资交换。蒋介石要求强攻，前线部队却未必愿意真打，这使围剿很难形成合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等条件，国民党对陕北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随之停止。

“你们打红军，东北三省怎么办？”这类质问，正是当时东北军内部情绪的缩影。对张学良而言，继续消耗部队并不能收复失地；对杨虎城而言，西北也承受不起长期内战。西安事变并非偶然，它是多年积累的军政矛盾集中爆发。

还要看到，日本的威胁已经越来越近。1935年至1936年，日军不断扩大在华北的影响，冀东等地相继出现受其控制的政权。国民党虽然仍把消灭红军放在重要位置，但军队和社会舆论要求抗日的压力不断增大，南京方面不可能完全无视华北危局。

所以，蒋介石并不是突然放弃追击，也不是红军到了陕北便立刻获得安全。真正发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被不同战场分割，地方军队又缺乏死战意愿，而西安事变最终打断了继续围剿的计划。

若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在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陕北红军仍可能面临新的军事压力。红军能够在陕北站稳脚跟，既有长征保存下来的骨干，也有对手内部矛盾、地域条件和全国抗日形势共同造成的转折。 ചരിത്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