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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概要
- 疫情后澳人工作时间更多却更穷,人均收入连跌
- 澳各党拟收紧留学生和毕业生签证
- 附加费禁令生效后,全澳近2成咖啡馆涨价
- 澳洲父母签证积压达157000份,家庭团聚排队数十年!
- 墨尔本登顶全球最友好城市
- 澳洲反洗钱新规发威!
1
疫情后澳人工作时间更多却更穷,
人均收入连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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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疫情前,但收入状况反而变差。2023年,实际人均家庭收入创纪录地下降5.1%;2024年又下降1.8%。经合组织称,这是所有成员国中最大的降幅。
实际人均国民净可支配收入在2022年年中见顶,到2026年年中已比峰值低4%。同一时期,人均工作时长持续增加。收入减少并不是因为人们工作少了,而是因为每小时工作的产出变少了。
家庭通过消耗疫情期间攒下的储蓄,暂时掩盖了这场损失。家庭储蓄率从2021年底的12.9%跌至两年后的3.4%,这层缓冲如今已经用尽。
收入下滑有一部分确实源于运气不佳。2021年和2022年出口价格大幅上涨,随后回落,国民收入也跟着下降。不过,运气只能解释部分原因;其余原因来自政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到2023年9月的一年里,净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56,000人。2022年年中至2023年底,人口年增幅为2.4%,经济增幅却只有1.75%,结果是人均产出下降。
一个人抵达后第一天就会被计入人口,但收入的形成需要多年。根据统计局(ABS)季度数据作出的估算显示,移民激增会在一年内压低人均国民收入,而这项损失消退得十分缓慢。
其次是新增工作流向了哪些行业。医疗、教育和公共行政主要由政府出资,其占全部工作时长的比例从2002年的21%升至2025年的30%。自2019年以来,这些行业吸收了全部新增工作时长的61%。
按统计口径计算,这些行业每小时的产出只有市场部门的62%,而且这些行业的每小时产出还在下降。劳动力转入这些行业,已经足以解释、甚至超过2022年以来国民生产率的下滑幅度。
即便如此,数据仍然美化了它们的表现。没有在市场上售出的产出,会按生产成本估值;如果只计算实际卖入市场的产出,那么自2022年以来,人均产出每年下降了近0.5%。
监管机构的规模也在扩大。自2018年以来,不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行政和监管服务业,就业人数年增幅达到3.7%,几乎是所有工作岗位增速的两倍。监管成本不会出现在监管机构的工资账单上,而会体现在受监管企业的决策中。
第三个方面是投资。2002年至2019年,企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5.4%;此后增速降至2.6%。每工作一小时所对应的资本量几乎没有增加,这几乎完全解释了市场部门生产率放缓的原因。
第四个方面是资源业,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矿业占市场部门生产率放缓幅度的84%。2019年以来,矿业产出下降4%,工作时长却增加15%。新的项目储备已经耗尽,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实际支出较峰值减少约85%。2010年曾钻探50多口海上勘探井,2023年只有3口;当年联邦政府也没有释出海上勘探区块。
问题不在油价。挪威面对的油价相同,2014年钻探了57口勘探井,2024年和2025年则每年约钻探50口。两国的差别在于项目获得批准的路径。
澳洲矿业委员会(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报告称,在澳洲开发一座新矿平均要花16年。再考虑到各州禁止陆上天然气、活动人士提起诉讼,以及联邦规则反复变化,许多项目最终根本无法启动。
能源政策也推高了成本。政府返还结束后,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里,零售电价上涨22.4%。为维持Tomago铝冶炼厂运营,纳税人将在10年内支付25亿澳元。到2022-23年度为止的十年间,可再生能源补贴平均每年达到26亿澳元。
补贴只是把成本从电费账单转移到政府预算,并没有让成本消失。
经合组织把问题归因于利息和税款支出增加,但这只是传导渠道,并非原因。通胀推高利率,也把工资推入更高的税率档位。
其中的教训并不复杂:财富是在市场部门创造的。自2019年以来,这个部门在全国工作时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新资本流入也在减少。
解决办法也很明确:让移民规模与接纳移民所需的资本和住房相匹配;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批准优质资源项目;遏制监管国家的扩张;并把能源政策的全部成本摆到台面上。在这些改变实现之前,澳洲人还会继续工作更努力,却得到更少。
2
澳各党拟收紧留学生和毕业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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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专家警告称,随着主要政党纷纷提出大幅收紧留学生及毕业生签证的计划,以竞相降低净海外移民人数,澳洲第四大出口产业前景暗淡。
报道称,工党、一国党和联盟党都已公布限制留学生及毕业生签证数量的方案,使这个本已受到签证费多次上涨拖累的行业承受更大压力。
随着政府拨款减少,国际学生市场一直是支撑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高等教育专家Andrew Norton表示,随着相关政策收紧,这个市场可能会萎缩,行业前景“非常黯淡”。
“最终,尤其是在私营国际教育领域,将会出现多起破产。”
“公立大学会继续存在,但会处于缩水状态,因为这会削减它们最主要的可支配收入来源。这笔资金原本用于研究、建筑,以及所有没有得到拨款资助的项目。”
联盟党周二公布的移民政策中,削减幅度最大的两类签证分别为过桥签证和临时保护签证,以及临时毕业生签证。
临时毕业生签证允许留学生完成课程后留在澳洲工作,但相关人数拟从上一财年的27.1万人大幅降至预计2031-32年的1万人。
和工党近期的调整以及一国党的政策一样,反对党也计划禁止“大多数”留学生和毕业生把家属列为副申请人一同前来。
工党已经大幅限制留学生在澳洲境内申请额外临时签证或更换教育机构,联盟党则承诺进一步收紧政策,要求所有后续申请都必须在境外提交。
不过,Andrew Norton指出,虽然反对党的方案与工党有部分重叠,临时毕业生签证对以移民为目标的留学生来说仍极具吸引力。
这意味着,在联盟党执政下,拥有大量毕业后通常便离开的中国学生的澳洲八大,可能比更依赖南亚市场的小型院校更能抵御冲击。
他说:“如果政府希望把澳洲的研究活动维持在过去大约20年的水平,就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因此,他们也必须接受一个后果:澳洲的研究产出将大幅萎缩。”
经济学家Chris Richardson表示,联邦政府应该增加对大学的资助,让大学逐步摆脱对留学生收入的依赖。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卖的已经不只是教育,同时还附带一种在这里生活的‘先试后买’选项。”
“这种模式确实曾经行之有效,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移民体系,让人们可以通过一整套上诉途径周旋,反复转换签证,最后落到过桥签证上。”
“如今,这已经变成一个真正复杂得多的体系。它并不像大学所说的那样只是单向流动,因为人们还会对住房造成外部影响,而我们也没有把移民制度的细节处理好。”
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在2024-25年为澳洲经济贡献超过530亿澳元,使教育成为仅次于煤炭、铁矿石和天然气的第四大出口行业。
Richardson表示:“我们现在的做法没有奏效,确实需要改变。但改变必须是明智的,其中一部分成本将由纳税人承担。”
大学业界长期反对在移民辩论中把留学生作为目标,反对党党魁Angus Taylor提议废除临时毕业生签证后,业界对此深感忧虑。
Universitie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Luke Sheehy表示,削减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会降低澳洲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Phil Honeywood表示:“一方面,我们吸引年轻人,让他们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来获得世界一流的技能。”
“另一方面,却不让他们凭借澳洲学历获得与所学课程相关的工作机会,这就等于把欢迎他们的门垫从脚下抽走。”
“讽刺的是,这些正是澳洲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包括辅助医疗、IT和工程。”
3
附加费禁令生效后,全澳近2成咖啡馆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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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刷卡附加费禁令生效后,全澳六分之一的咖啡馆上调了咖啡的价格。
报道称,这项新规意味着许多零售商被迫在自行吸收额外成本或将其加入菜单价格之间作出选择。
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咖啡价格追踪工具对1500多家咖啡馆进行分析后发现,从9月最后一周到10月1日,17%的咖啡馆提高了小杯Flat White的价格。
不过,价格追踪工具Small Flat White的创建者Christopher Drake表示,咖啡馆老板未必是在借禁令哄抬价格。
其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已有十分之三的咖啡馆上调小杯Flat White的价格。
他说,最近这轮涨价是咖啡馆成本长期承压的延续。
“咖啡馆并不是每增加一项成本就立即调价。实际上,他们往往等到成本压力达到临界点,才会真正采取行动。”
“过去6至12个月经营成本持续上升,但大多数咖啡馆不愿调价,因为担心价格上涨会让顾客不再光顾。”
市场原本普遍预期,许多咖啡馆和餐馆会通过涨价来避免承担交易成本增加的影响。
出乎意料的是,这项禁令也改变了经济其他领域的运作方式,包括民众不能再使用信用卡缴税,以及部分私校禁止信用卡付款。
Drake的追踪工具使用一个以他本人的声音训练的人工智能(AI)代理,在9月最后一周致电1511家咖啡馆,10月1日又再次致电,核实价格是否变化。
结果显示,17%的咖啡馆提高了小杯Flat White的价格,79%维持原价,4%降价。
在涨价的咖啡馆中,最常见的加价幅度是50澳分,约三分之一的涨价咖啡馆选择了这一幅度。
Drake表示,4%的降价咖啡馆很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多顾客,因为它们的成本很可能也和其他咖啡馆一样在上涨。
“我以为这是数据错误,所以我抽查了大约15家左右降价的咖啡馆。”
“他们告诉我,这是策略选择。因为他们知道会有很多咖啡馆涨价,所以自己反而降价,目的只是吸引更多客流。”
KPMG经济学家Terry Rawnsley表示,咖啡价格上涨10%——例如每杯增加50澳分——可能让统计通胀率上升。
但他认为,禁令造成的更大影响是,在咖啡豆和租金成本上升之际,它“又成了一只侵蚀企业利润率的白蚁”。
KPMG根据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阿拉比卡咖啡豆目前约为每公斤8澳元,五年前约为每公斤3澳元。
西太银行(Westpac)经济学家Justin Smirk也认为,禁令引发持续通胀冲击的风险不大。不过,他表示,这项禁令很可能会推高10月季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读数。
Smirk警告,企业可能把附加费禁令以及燃油征费等其他上游成本,视为一再涨价的理由。
“在关注通胀时,澳联储会监测这些上游成本还会持续多久被加到价格中。”
4
澳洲父母签证积压达157000份,
家庭团聚排队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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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的母亲在澳洲签证获批前去世。
如今,距离她首次递交申请已经8年,Jen担心丧偶的父亲也会被困在漫长等待中。
2008年,Jen以国际学生身份从南非来到澳洲。此后,她在这里结婚、生子,成为澳洲公民,也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安排父母日后的生活,她在2018年申请了付费类父母签证(Contributory Parent visa),希望父母最终能来澳洲与她团聚。
但签证尚未处理完毕,她的母亲已于2022年去世。8年过去,父亲仍在等待。
这段时间里,父亲一直定期往返南非和澳洲,与Jen及孙辈相聚。随着访客签证规定改变,就连这样的相聚也可能很快变得困难。
Jen告诉SBS News:“这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我们身边没有多代照护,也没有家人在旁;我的父母也无法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深入了解我的孩子。”
这些变化于9月公布,是联邦政府为减少净海外移民人数所采取措施的一部分。
新规包括在访客签证上附加“不得继续逗留”(no further stay)条件。持有人在澳洲境内将不能申请其他签证。
倡导人士表示,对于父母年迈、又生活在海外的澳洲人来说,这项规定堵住了少数几个实际可行的家庭团聚途径之一。过去,家庭可以在等待父母签证期间继续相聚,而相关签证的处理时间可能长达数十年。
Jen如今不得不面对一个从未预料过的选择。
她说:“我们整个生活都在这里。”
“所以,如果想和父亲团聚,我要么带着澳洲籍孩子和澳洲籍丈夫,把全家搬回南非,在那里重新开始;要么就只能接受这种相隔两地的家庭生活。”
“不得继续逗留”条件规定,访客签证持有人必须先离开澳洲,才能申请其他签证。
政府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访客签证“只供真正的访客使用,而不是用来延长在澳洲的逗留时间”,并遏制所谓的“签证跳转”。
但墨尔本注册移民代理Gary Grewal表示,受影响的家庭并不是这项政策原本针对的对象。
过去,只要符合年龄要求,父母就可以持访客签证入境澳洲,在境内申请父母签证,并在等待决定期间凭过桥签证留在澳洲。
他说:“有了不得继续逗留条件,他们现在无法申请这些签证。现实是,他们必须回到海外等待。”
Grewal说,近年来,父母获批的访客签证也变得更严格。
过去,父母通常可以在澳洲停留较长时间;近年的签证却往往只给出明显更短的期限,家庭相聚的时间因此进一步减少。
联邦内政部长Tony Burke在7月表示,政府正在设法处理父母签证积压,但这并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内政部数据显示,2024至25财政年度,积压的父母签证有157,000份,比六年前增加52,000份。
新规出台之际,父母签证的排队时间本来就十分漫长。
付费类父母签证费用约为4.9万澳元,预计处理时间为18年。
面向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符合资格父母的年迈父母签证(Aged Parent visa)便宜得多,但预计处理时间超过42年。
对Jen而言,随着父亲年事渐高,这些数字已不再只是统计数据。
她说:“即使我们已经在排队,也不能让父亲留在这里,一直等到签证获批。”
“算一算就知道,父母得活到109岁,才可能拿到那份签证。”
“这些政策在制定时,根本没有考虑人的实际处境。”
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一半澳洲人至少有一名父母出生在海外。
Grewal说,父母签证的年度配额促成了排队人数不断增加,家庭因此分离数年,甚至数十年。
Jen说:“你只是想陪伴年迈的父母,却要让整个家庭承受巨大的代价。”
对Sandhya来说,问题还没有迫在眉睫,但她担心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大约10年前,她从美国搬到西澳。如今,她和伴侣都是澳洲公民,和孩子在这里建立了生活。
她的父母住在印度,年龄分别在70多岁和80多岁,身体健康、生活积极。
Sandhya一直以为,如果父母中有人重病、失去伴侣,或无法继续独立生活,应该会有途径把他们接到澳洲。
但现在,她不再确定这条路是否存在。
她说:“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跌倒、患病或失去伴侣,都可能让情况突然变得非常紧急,也会让我想把他们永久接到这里。”
“唯一的办法是申请年迈父母签证,可那要等上几十年。”
“一两年是合理的等待时间,可为什么要等10到20年?如果你是在为父母申请签证,难道是指望他们活到150岁吗?”
Sandhya说,她和伴侣移居澳洲以来已缴纳近200万澳元税款。如果父母来到澳洲,他们也愿意在经济上支持父母。
她说:“我们却没有任何途径把父母接到这里,这个前景非常令人担忧。那么,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我只能搬回印度,但我的孩子正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
Grewal说,过桥签证途径消失后,家庭能否团聚越来越取决于经济能力和个人处境。
他提到,珀斯有一户家庭因为承担不起相关费用,撤回了父母签证申请。
后来,父亲在印度遭遇严重事故,儿子只好离开澳洲去照料他。
还有一对夫妇在澳洲生活了15年,一人是全科医生(GP),另一人是精神科医生。
为了陪伴年迈父母,他们最终永久搬回印度。
他说:“这非常困难。家庭将至少分离10年。”
“祖父母见不到孙辈,也无法帮助子女照料家庭。”
Grewal认为,澳洲可能因此失去技术移民,人才会转向那些能为家庭团聚提供更快、更实际方案的国家。
Sandhya希望政府更深入地审视移民政策带来的人的影响,并反驳移民“只会消耗资源”的说法。
“来自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这里社会的合法贡献者。当他们处于脆弱状态、需要支持时,我们必须找到相应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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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登顶全球最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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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被评为全球最友善的城市,力压首尔、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等其他城市。
身为维州的首府,墨尔本在今年的《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读者之选」评选中摘得了这一令人向往的桂冠;该评选共收到了来自全球约30万名读者的回馈。
评奖文章写道:「这些城市能让我们感受到最热情的款待。无论是在研究街区餐馆的菜单时遇到困难,还是在陌生的地铁系统中从一地前往另一地时显得茫然无措,我们总能遇到乐于伸出援手的当地人。」
墨尔本获得了98.52分,以微弱优势险胜葡萄牙的波尔图(98.33分)。
《悦游》还不忘调侃一下悉尼——这座城市并未出现在今年的榜单上。
解释评奖选择结果的文章指出:「…尽管墨尔本与悉尼的得分差距微乎其微,但墨尔本较为凉爽的气候和独特的艺术氛围,却与阳光明媚的『姐妹城市』悉尼截然不同。」
「有人甚至形容墨尔本带有欧洲风情;这里既有充满怀旧气息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又有涂鸦小巷中氛围感十足的酒吧,还有蓬勃发展的咖啡文化,难怪我们的读者会对当地人产生亲切感。」
「卓越的公共交通、公共设施以及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使墨尔本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而热情友好的当地人更是锦上添花。」
与2025年(当时得分为94分)相比,墨尔本的今年排名跃升了五位。
维州旅游局(Visit Victoria)局长麦克莱门茨(Brendan McClements)表示,墨尔本荣登榜首并不令人意外。
他说:「获评全球最友善城市,是对墨尔本那些热情欢迎游客的优秀市民及旅游从业者的有力肯定。」
「除了全球运动赛事、世界级美食和繁荣的文化氛围外,这项殊荣又为人们造访墨尔本增添了一个理由。」墨尔本并非唯一跻身《悦游》榜单前十名的澳洲城市——柏斯以97.28分的成绩位列第六。
该榜单评语指出:「澳洲人那种出了名的悠闲生活态度,无疑是这两座城市能够入选今年『全球最友好城市』(由读者投票选出)榜单的原因之一。」
「柏斯的热情好客让游客能够迅速适应西澳的生活节奏——即便他们此前刚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对于大多数欧洲游客而言,这往往是一段极度耗时的长途跋涉)。」
尽管悉尼曾出现在2025年的榜单上,但今年却榜上无名。
6
澳洲反洗钱新规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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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针对房地产及专业服务行业的第二阶段反洗钱改革已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并开始带来明显变化。
截至目前,已有近4.5万家企业登记加入澳洲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AUSTRAC)的监管体系,涉及房地产中介、买方代理、开发商、律师、会计师以及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商等行业。
与此同时,新纳入监管的企业在实施后的头三个月内,已经提交超过480份可疑事项报告,绝大多数来自房地产和过户行业。其中部分案件已被AUSTRAC转交执法机构进一步调查。
AUSTRAC首席执行官Brendan Thomas表示,房地产行业目前提供了大量新的金融犯罪情报。
房地产交易通常涉及大额资金、跨境转账、海外买家以及高价值资产,而房产又属于合法资产,因此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来掩盖非法资金来源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此前也曾警告,非法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不仅可能助长金融犯罪,还可能进一步推高房价,增加普通家庭的住房负担。
此次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要求新纳入监管的企业加强客户尽职调查,并主动识别和报告可疑活动。
换句话说,房地产交易不再只是核实买卖双方身份那么简单,相关企业还需要更加关注资金来源以及交易背后的风险。
监管范围涵盖房地产中介、买方代理、房地产开发商、律师、会计师,以及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商等多个行业。
不完成登记也可能面临直接处罚。AUSTRAC自9月起已对尚未完成登记的相关企业开出21,840澳元罚款,而严重违反反洗钱规定的企业,最高罚款可能达到3600万澳元。
新规并非简单要求企业完成注册,而是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并落实完整的反洗钱合规体系。
此次监管升级之际,澳洲金融机构也在加大对住房贷款异常活动的调查。
此前,AFR报道称,澳洲五大银行发现的房贷欺诈案件金额已经超过40亿澳元。AUSTRAC随后将数百名房贷经纪、律师、会计师以及高风险企业转介给警方、税务部门和其他监管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可疑贷款并不会表现出明显异常。
例如,部分贷款金额较高,但借款人仍能正常还款。因此,AUSTRAC也在调查这些资金是否可能与洗钱活动存在关联。
银行业也在加强信息共享。多家大型银行已安排员工参与澳洲金融犯罪交流中心的工作,以促进银行、执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交换金融犯罪信息。
部分银行还推动建立行业登记机制,对存在可疑行为的人员进行标记,避免相关人士在一家机构申请贷款遭拒后,再转向另一家银行继续申请。
着监管范围扩大,专业服务行业同样成为监管重点。
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近期宣布展开全面审查,调查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在向Commonwealth Bank、Westpac和ANZ等银行转介借款人后,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报酬。
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关注的已经不只是购房者本身,还包括房地产和房贷交易背后的中介、专业人士以及利益关系。
此次改革也与FATF此前对澳洲反洗钱体系的评估有关。FATF认为,澳洲过去对部分第三方专业服务行业的监管存在不足,因此政府希望通过扩大监管范围,堵住非法资金进入房地产等市场的漏洞。
目前还无法确定新规会对澳洲房地产市场产生多大影响。
一方面,更严格的资金来源审查可能增加部分交易的合规成本,让一些交易流程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减少非法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也可能降低洗钱资金对房价产生的潜在推升作用。
不过,房地产市场同时受到利率、税收政策和整体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未来房价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反洗钱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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