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深夜致电周总理指示：郑位三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1955年8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起了一位没有现任职务、却不能按普通干部看待的老同志：郑位三。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资定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始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干部待遇要按照职务、资历和贡献核定。郑位三的情况却很特别：他长期重病，无法承担具体工作，但从大革命时期走来，经历过鄂豫皖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革命队伍中的资历与贡献，不能用一纸现任职务简单衡量。

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前后，他参与地方革命组织和根据地建设，后来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那片土地山多路险，敌我力量悬殊，干部不仅要指挥斗争，还要解决粮食、交通、群众组织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有一年，郑位三在乡间患上疟疾，敌军正在附近搜捕。为了不牵连收留自己的百姓，他要求乡亲们把病床抬到村口大柳树下，再用厚被子盖住身体。敌人经过时，乡亲们谎称他得了传染病，搜捕者有所顾忌，这才让他躲过一劫。

这件小事，多少能看出当时的处境。病不能养，伤不能歇，身边还有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郑位三后来染上疥疮，皮肤反复化脓；转战陕南时，又患上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部队缺医少药，战士们想给他弄些营养，他却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

他并非没有痛苦。战争年代，郑位三的亲属有人因战乱离世，他自己也长期在山林和村庄之间奔波。可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若是离开群众，队伍便很难站住脚。郑位三选择留下，带着部队坚持斗争，也把许多群众组织到革命力量中来。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参与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及有关地区的领导工作，与张云逸等人共同开展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中原地区的重要领导职务。二十多年革命生涯，几乎都在行军、作战、整顿队伍和发动群众中度过，身体也因此留下了难以恢复的病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他因身体状况长期留在湖北休养，住处先后在武昌复兴路和都府堤一带。李先念与他既是湖北老乡，也是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对他的生活和治疗十分关心。

休养并不意味着停止思考。郑位三不能正常承担行政工作，却一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政策文件，关心干部教育、人才培养以及地方建设。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的兴趣，第一在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他并未把养病当成与事业彻底隔绝。

1953年，郑位三因胆囊炎住院，刘少奇、王光美和李先念曾前往看望。有关方面还考虑过让他到北京会诊，甚至赴苏联治疗。郑位三经过权衡后没有接受远行安排，认为自己不懂俄文，留在国内治疗更方便。这种选择，既有对身体状况的判断，也有不愿给组织增添过多麻烦的考虑。

1954年，刘少奇致信，希望他到北京养病。次年春天，郑位三携家人来到北京。恰在此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开始建立，他的待遇问题也随之摆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难处就在这里：按制度，工资定级需要有明确职务；但郑位三没有具体岗位，是因为长期患病，并非没有工作能力和革命资历。若只按当时身份核定，显然难以体现他几十年间的贡献；若另行照顾，又必须有充分依据，不能任意破格。

周恩来一向重视制度，也反对干部及亲属搞特殊化。面对郑位三的特殊情况，他没有自行决定，而是将问题报告给毛泽东。深夜电话接通后，毛泽东谈到郑位三的经历和身体状况，明确表示：“依我看，还是给他评定为行政三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吧。”

这项安排并不是对职务的重新任命，而是对一位老革命家历史贡献和现实病情的综合照顾。郑位三此后按行政三级工资标准享受相应待遇，国家还给予生活补助。待遇提高了，他的生活作风却没有改变，吃什么由炊事员安排，穿什么以整洁合身为准，很少提出额外要求。

据有关回忆，他还把部分补助用于帮助老区群众和革命烈士后代。钱到了手里，不是为了改善个人享受，而是尽量用在别人身上。这种做法未必轰轰烈烈，却与他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相一致。

身体稍有好转后，郑位三重新参加工作。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和1965年，他又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即使体力越来越差，他仍坚持读书、写作，对国家建设和形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973年，周恩来再次作出安排，要求郑位三恢复原有工资和生活待遇，并搬回原住处治疗。遗憾的是，长期积累的疾病已经难以逆转。1975年7月，郑位三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1975年8月3日，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徐向前、王震、谭震林等老同志出席。那份跨越战争年代的待遇决定，也随着郑位三一生的经历，留下了清晰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