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北京，朱德案头摆着一份来自驻外使馆的请示：史沫特莱留下的稿费，应当怎样处理？这笔钱并没有被个人收下，而是被用来购买自然冶金、化学等方面的新书，随后分送给图书馆和科研单位。这个细节，恰好说明了她为何把遗产托付给朱德。
史沫特莱的一生，和中国革命并非偶然相遇。1892年2月23日，她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父亲长期在矿区做工，母亲靠零活补贴家用。她做过报童和佣人，靠亲友帮助才完成学业，贫困生活让她很早便理解底层民众的艰辛。
她没有把这种经历留在个人记忆里。青年时期，史沫特莱参加声援印度民族独立的活动，曾因政治立场被捕。离开美国后，她在德国从事新闻工作，并逐渐把目光投向亚洲。1928年11月，她经苏联来到中国，上海成为她观察中国社会的起点。
那时的中国，工人长时间劳动却难以温饱，农村青年被迫进入城市谋生，街头还时常笼罩着政治高压。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宋庆龄，后来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英文秘书，将中国的真实情况传到海外。她接触到的，不只是报纸上的政治口号，还有被捕者的伤口、家属的哭泣和一个社会的沉重裂缝。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与外界联系受阻，张学良希望通过英语广播说明主张，史沫特莱承担了这项工作。她用尚未痊愈的嗓音播报消息，使海外舆论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次年1月，她接受邀请前往延安，终于见到了此前只在传闻中听说的红军将领。
朱德给她的第一印象，与国民党报纸中的形象相差很远。他穿着朴素，待人和气，出身于四川仪陇的佃农家庭。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朱德的经历并不只是个人传记，更连接着中国广大农民和士兵的命运。
她提出：“请把你一生的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却没有立即答应，只说：“我的经历只是许多农民和士兵经历的一部分，你还应该多走走，多见一些人。”
这句话改变了她的写作方式。史沫特莱没有只围着朱德采访，而是深入延安，接触干部、战士和普通百姓。后来，她仍然决定写朱德，因为在她看来，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事领导人向世界讲述自身经历，本身就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发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史沫特莱在延安养伤后，获准随军采访。她走访八路军总部，写下大量战地通讯，记录部队行军、伤员救治和根据地生活。她并不满足于描述战果，更关心战士来自哪里、百姓为何支持部队，以及一支军队靠什么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下去。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她原本希望稍作休整便回到中国，但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她继续为中国抗战发声，却因立场受到监视和排斥，生活一度十分困难。
1945年以后，她开始集中整理朱德的资料。朱德寄给她文章、书信和个人材料，还附上两枚带有自己与毛泽东肖像的别针，以及延安工人制作的披肩。史沫特莱据此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初稿，但出版方要求加入违背事实和立场的内容，她坚决拒绝，书稿因此迟迟未能出版。
1949年10月1日，史沫特莱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她写信给朱德，表示愿意尽力支持新中国，并说如果能够再次回到中国，一定要亲吻中国的土地。遗憾的是，她的身体已经急剧恶化，回国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莱在英国住院期间留下遗嘱。她交代，自己著作所得收入交由朱德处理；遗体火化后，骨灰送往中国安葬；葬礼上演奏《义勇军进行曲》。5月5日，她接受胃部手术，次日因术后并发症去世，终年58岁。
同年10月，她的骨灰运抵中国。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为墓碑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她留下的稿费，后来由有关部门管理。朱德没有将其视为私人财产，而是批示购买国外科技书籍，服务于国内文化和科研建设。至于那部传记，1955年先以日文译本出版，随后又出现英文、德文、俄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译本，使朱德的经历走出了中国，也让史沫特莱未竟的心愿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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