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现“文字之祖”，距今已有4万年，又一次领先了中国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西亚考古史》作者、亚述学家拱玉书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与古埃及文字一样，楔形文字是由一个或一些英雄在短时期内创造发明的，而不是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古埃及文、楔形文字，因为是“英雄”在短时间内造出系统的成熟的文字，所以突然出现、突然成熟，没有漫长的文字演化期。

“英雄造字观”，听起来热血沸腾，但问题有二：

其一，中国古史也是“英雄造字观”，即“仓颉造字说”，不过现代考古发现，仓颉主要贡献或是改良、整理文字，因为仓颉之前，距今9000年前已有与甲骨文一样的“五”字，7300年前双墩遗址已有630个已成语段的字符等，总之中国文字有漫长的演化过程。楔形文字为何没有演化过程？

其二，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文字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现，必有发展过程，即便楔形文字没有“文字”的演化过程，那么此前有没有相应的“符号”为前提？就是说，存在一些符号，到了5000多年时，苏美尔几个英雄心血来潮，受符号影响而突然造出了成熟文字？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如今西方学者取得又一重大发现，因为在我们争论中国文字与楔形文字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时，西方学者直接釜底抽薪，在德国发现了“文字之祖”。下图，安徽蚌埠双墩刻符。

西方发现文字之祖

2008年，德国西南部施瓦本汝拉山的洞穴遗址，处于距今4万年左右的奥瑞纳文化时期，出土了大量由猛犸象牙制成的“霍赫勒·菲尔斯的维纳斯”雕像、骨制长笛，以及象牙鸟、人狮混合形象等雕塑，这些都是狩猎时代的远古先民留下的遗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发现，就是在出土的工具和雕塑上，西方学者发现众多重复的线条、圆点、刻痕和十字纹，而且刻痕间距均匀。西方研究人员强调，这些标记绝非装饰或偶然为之，而是有意为之。

更为重要的是，央广网文章“4万年前符号信息与最早楔形文字相当”中指出：“这类符号广泛存在于欧洲多地，其中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汝拉地区尤为集中。”

那么，这些刻痕到底有何意义？对此，西方学者开始了一本正经的研究，并取得了让人震惊的成果。

西方专家将这些符号序列数字化并建立数据库，利用统计建模和机器学习方法进行分析，最终发现：一则原始人类可能已经在尝试通过符号编码来传递信息，一则这些符号往往以重复形式出现，其所包含的信息密度，与后来苏美尔出现的原始楔形文字泥板十分接近，就是说楔形文字在结构上更接近这些符号。

论文作者之一，德国萨尔大学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本茨指出：“我们的研究正在揭示这些符号系统独特的统计特性，也就是统计指纹，它们是文字的早期前身。”

也就是说，西方专家认为这些4万年前的符号，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编码，而且暗示它们是楔形文字之祖，也即文字之祖（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的文字，中国文字源于楔形文字）。

如此一来，楔形文字就不算无根之木了，其演化源头在4万年前，经过距今4万-3.5万年间的发展当然西方专家论断是“人类符号系统的发展可能十分缓慢，而能够系统记录口语语言的文字，大约在5000年前才逐渐形成”，最终在距今5000年时突然出现革命性变化，由此出现楔形文字。

又一次领先了中国

关于中国文字与楔形文字的出现谁更早，虽然西方学者不承认，但考古事实是中国文字起源明显早于楔形文字。

比如，上文提到的“五”字，早在9000年前彭头山遗址中就已出现，甲骨文中与之写法一致；还有，8000年前的贾湖遗址中，出土了贾湖刻符，部分文字与甲骨文中一致；此外，7300年前的双墩遗址有630个字符，已呈现语段特征，以及同时代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中，出土的陶圆盆上刻有一些字符，其中冯时教授破译出八个字，即朱、隈、爻、龙、五、田、文、八。

以上是7000年前的文字遗存，7000年以后的文字遗存就更多了，在此就不一一举例。

因此，单就考古事实说话，西方的“楔形文字人类第一”、以及“中国文字西来”论断，已经越来越不靠谱，相反历史真相应是“中国文字人类第一”、乃至“楔形文字东来”。

问题在于：中国文字考古发现，反而证明中国文字起源时间领先世界，这就颠覆西方构建的文明史，那么西方专家如何看待呢？

对此，西方专家一则不承认中国甲骨文有文字，一则继续不停的“考古研究”，最终考古研究出了“文字之祖”在德国、在欧洲，进而又一次领先了中国。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研究出“文字之祖”在欧洲，暗含的历史叙事中，还包括这些“文字之祖”向东扩散，首先促成了楔形文字，其次即便中国文字早于楔形文字，还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字祖源在欧洲的暗示。

最后，中国百年考古，遵循的是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真相，但相比之下，西方遵循的似乎是力争第一，通过考古研究努力证明“西方上古先进发达”，或许正因如此，欧洲才会出土4万年前的笛子、3万年前的陶瓷雕塑、以及本文谈到的“文字之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