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曾救过毛主席，1966年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获救一次！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外，傅连暲作为受授中将军衔的人员之一，显得格外低调。他没有带过部队，也没有在战场上指挥冲锋，却和许多战将一样，站进了授衔行列。这个安排，背后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战场上有人负责消灭敌人，也必须有人把伤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傅连暲的“战场”，常常是一间简陋的病房、一张木板床，或是一盏深夜仍未熄灭的油灯。早年他在福建长汀从医，1925年成为福音医院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许多伤员陆续进入长汀。傅连暲没有因为局势危险而退缩，反而提前准备药品和病房。

据相关记载，南昌起义部队抵达长汀后，福音医院收治了三百多名伤员，其中包括徐特立、陈赓等人。医院由此逐渐成为红军重要的救治地点。傅连暲也不是只管诊室，他要找药、安排人员，还要设法掩护伤员。那时没有完善的医疗体系，能把一名伤员留下来，已经十分不容易。

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部到达长汀，专程前往福音医院。傅连暲与毛泽东第一次深入接触，也是在这里。交谈中，他发现毛泽东身体状况并不好，便坚持为其检查。诊断结果表明，毛泽东的问题主要与长期劳累有关，并非外界传言的严重肺病。

这次相遇，使两人建立了长期信任。毛泽东看重的，不仅是傅连暲的医术，还有他在复杂环境中的担当。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医疗人员却严重不足，靠几名医生四处奔波，显然无法解决问题。培养自己的医务队伍，成了比临时救治更紧迫的事情。

1931年，在毛泽东关注下，傅连暲创办中央红色护士学校，首批学员约六十人。学员大多来自部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人甚至识字不多。医学术语听起来复杂，可红军最需要的却是能处理常见伤病、会使用常用药物的实用人才。

面对教学困难，傅连暲曾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的意见很直接：“部队常见什么病，就先教什么；常用什么药，就先教什么。”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从实际条件出发。傅连暲随后调整课程，把课堂搬到病房和药房，边讲边做，学员的掌握速度明显提高。

1932年，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成立。傅连暲白天授课，晚上编写讲义，还要处理医院事务。1933年，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称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在这里推动中西医结合，也十分重视卫生预防，使红军医疗工作不再只是“哪里受伤往哪里治”。

真正考验他的，是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病重，高烧持续不退，几天无法进食。傅连暲接到通知赶去诊治，检查后认为病情与恶性疟疾有关，必须立即处理。高热中的毛泽东仍惦记着工作，曾问道：“我还能不能赶上外面的事情？”

傅连暲没有说空话，只能一面稳定病情，一面不断观察体温。他住在病房附近，随时更换冷敷、喂水服药。经过连续治疗，毛泽东的体温逐渐下降。傅连暲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在于都继续守护了十天，直到毛泽东基本恢复，才返回自己的岗位。

长征途中，傅连暲不仅给红军看病，还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思路。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饮水、营地、伤口处理和传染病防范，都直接关系部队的行动能力。毛泽东后来多次称赞他是红军中的“华佗”，这份评价，既是对医术的认可，也是对其长期坚守的肯定。

1938年，傅连暲在毛泽东支持下解决入党问题。由于早年经历复杂，他一度担心自己的历史审查难以通过。毛泽东明确表示：“你的历史，我最清楚。”傅连暲后来填写入党申请时，把毛泽东和陈云列为证明人。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纸手续，更是多年革命工作的正式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继续推动医疗卫生建设。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曾强调，傅连暲虽不直接带兵打仗，却救过许多人的性命，也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因此应当授予军衔。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到来后，傅连暲受到冲击。1966年8月，他写信向毛泽东申诉，提到自己在1934年于都救治毛泽东的往事，并恳切写道：“那时我救过你，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次。”毛泽东阅信后作出批示，认为傅连暲不是当权派，应当予以保护。

但在当时复杂局势下，批示未能及时落实。1968年3月29日，傅连暲带着长期积压的委屈离世。1975年5月，毛泽东在给贺诚的信中再次提及傅连暲，要求为其昭雪。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平反大会，傅连暲的名誉得到恢复。一个救治过无数伤员的医生，至此才等到迟来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