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隋大业十三年，瓦岗军营中，李密、翟让、单雄信、徐世勣几个人的命运，在一场酒宴里突然改写。表面上是宴饮，实际却是一场清除旧部、重建权力秩序的行动。那时的瓦岗，早已不是翟让当年聚众起兵的瓦岗了。
翟让最初只是东郡一带的亡命之徒，单雄信骁勇善战，徐世勣年少而有谋。徐世勣曾劝翟让避开乡里熟人众多的地方，转去控制汴水沿线，靠截取船只、商旅扩充力量。这一建议很快见效，瓦岗军由小股队伍发展成拥有数万人的势力。
李密的到来，改变了瓦岗军的格局。他有声望，有战略眼光，也懂得利用隋末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翟让虽是起兵首领，却缺少经营大局的能力。大业十三年，翟让把部分权力交给李密，李密受封魏公，随后大规模调整官职，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徐世勣等人都被纳入新的权力体系。
问题也由此埋下。
翟让交出军权后仍然拥有旧部、威望和人脉。对李密而言，只要翟让活着，瓦岗内部就始终存在另一面旗帜。于是，李密选择先下手。史书记载，李密以谈射为名设宴，翟让正在拉弓，蔡建德从身后突然砍杀，翟让当场倒地。
单雄信和徐世勣就在附近。
两人听到动静时，李密的伏兵已经冲入。徐世勣试图夺门而出，颈部被砍伤，王伯当及时喝止，才使他留下性命。单雄信手边没有兵器，只能以长跪表示服从。李密替徐世勣包扎伤口，又让单雄信安抚翟让旧部，看上去颇有宽厚姿态，实则是要把两位瓦岗元老变成新秩序的支柱。
有人会问，单雄信勇冠一方，徐世勣又握有部众，为何不当场反击？
答案未必只是畏惧。
宴会中的兵器安排、伏兵位置和李密掌握的精锐力量，已经让二人失去先机。更重要的是，翟让死后，瓦岗各部并不完全一致。单雄信、徐世勣若立即举兵，既要面对李密的亲信，也要防止内部重新分裂。人在刀锋之下低头，往往不是忘记旧仇，而是先保存实力。
徐世勣后来替李密保存部众，并以李密名义归附唐朝；李密降唐后再度起兵，兵败被杀，徐世勣还请求为他收葬。这种做法看似反常，实际包含着军队归属和政治名分的考虑。徐世勣效忠的未必只是李密本人，也可能是旧部共同体，以及自己对承诺的理解。
单雄信则不同。他的性格更为刚烈，后来归附王世充，唐军攻打洛阳时仍与李世民交战。李世民曾劝降，他没有接受，最终在武德四年，也就是621年，被唐军俘获处死。这个结局说明，单雄信并没有真正忘掉旧日立场，只是翟让死后，他已经无法再以瓦岗旧部的身份重建局面。
秦琼、程咬金与这场权力斗争，关系又不一样。
秦琼原是隋将张须陀部下。大业十二年，张须陀在荥阳一带与瓦岗军作战，突围后又返回救援部将，最终战死。秦琼、罗士信收拢残部，后来随裴仁基加入瓦岗。换句话说，秦琼最初进入瓦岗，并非因为与翟让、李密有旧交，而是隋军体系瓦解后的现实选择。
程咬金的经历也不能完全套进演义故事。他早年组织乡里武装，后来加入李密，继而转投王世充，再归唐。对这些将领而言，投奔谁并不只是私人恩怨，还要看粮饷、军队、名义与生存空间。
秦琼曾在宇文化及势力面前作战，也曾在瓦岗败局后接受王世充授予的隋朝官号。程咬金看出王世充难成大事，劝秦琼离开。两人后来归唐，既有对王世充的不满，也有寻找稳定政治归宿的打算。
因此，秦琼和程咬金并没有必要站在翟让或李密一边。他们是后来加入瓦岗的将领，与翟让旧部没有深厚的共同经历。李密对他们礼遇有加，他们便在需要时出战；形势不利，又会重新判断去留。说得直白些，他们更看重军队前途与天下格局，而不是替某一位瓦岗首领承担私人仇杀。
王伯当救下徐世勣，是一念之间的举动，却没有改变大局。他是李密亲信，既救了旧将，也维护了宴会现场的控制。后来李密兵败，王伯当仍随其西走，最终与李密一同死于唐军追击之中。瓦岗内部，有人保住了性命，有人守住了旧义，也有人在权力更替中付出了性命。
这场变故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于谁更勇猛，而在于同一支队伍里，每个人背负的旧关系并不相同。单雄信守住了个人立场，徐世勣守住了部众与承诺，秦琼、程咬金则在乱局中寻找新的立足点。瓦岗军的分裂，早已不只是一次宴席上的刀光，而是不同选择同时发生后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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