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女坦言：蒋介石本无意除掉杨虎城，源于张学良关键抉择！

2003年初冬，西安城里的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一栋老式居民楼的房间里，八十二岁的杨拯英坐在父亲杨虎城的遗像前，久久没有说话。遗像里的杨虎城眉目刚毅，军装笔挺，看不出十二年幽禁留下的任何痕迹。

来访的晚辈轻声问起那段往事，老人望着遗像，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说出一句压在心底大半生的话：“如果那天他不送，父亲就不必死，更不必苦熬那十二年。”

“那天”是1936年12月25日。“他”是张学良。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经过各方艰难斡旋，蒋介石口头应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事变宣告和平解决。然而就在这个“和平解决”的节点上，一个决定悄悄埋下了往后十几年悲剧的种子。

那个决定，是张学良一个人做的。

12月25日下午，在没有事先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了。杨虎城坚决反对这样做。在他们当中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解蒋介石了，一旦离开西安的话，原先答应的事能实现几个呢？可是张学良还是登上了飞机了。

因为他以为现在和平协议已经定了下来了所以把这东西拿回去既表示自己的诚意也给蒋一个面子吧！在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匆匆的签发了一道手令：张学良25号，以杨虎城代理自己余下的职务。“弟弟离开陕西时万一发生什么事故的话就请诸兄听从虎臣和孝候。”这是他对东北军各个师长们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我走了之后所有的军队都听你们俩的指挥了。

字面上看来好像是把指挥权交给了杨虎城，但蒋介石一看到这个手令的时候他心里咯噔一下了。在他原来以为西安事变的主谋是张学良而杨虎城只是一个跟着起哄的一个从属。

一个西北地方军阀哪里能够掀得起大的浪花来的？可是当他看见这么一道手令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张学良竟然把东北和西北所有的军队交给杨虎城了？

蒋介石的猜疑心是在他的骨髓里就有的他越想心里越是不舒服：陕西的一个地方军阀突然有了对东北整个军队的指挥权那西北不是在他的手里了吗？

所以在他原来打算要把张学良重判，杨虎城解除兵权派到国外去闲着没事干。可现在在杨虎城他的眼里看来他是胁从者了还是一个深藏心机的人了？

据说有一个军统的老朋友他说，1949年春天毛人凤就飞到了奉化溪口问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当时说了：张学良是陪着我回南京的他只不过逼了我去。但是关了那么长时间也够了吧，放出来不太好现在呢只能够继续看着他。

“就这样吧。”就是说本来打算要留他的命。可是形势没有给蒋什么机会了。张学良这样一走带来的连锁反应远比这个手令的作用大得多，在张学良被抓的时候东北军队里面立刻乱套了，高级将领和年轻人的少军人们为了救自己的朋友而吵得不可开交。

在1937年2月份的时候甚至还发生了流血冲突整个军队都没有人心了。蒋介石抓住机会他一边要东北的一些将军来劝说他们，另外把他调到西北之外而且还要解散他的军制所以没过多久那个雄壮的东北就分成了零零碎碎的局面了。

杨虎城在西安只有没有一个重要的盟友了再也撑不起平等谈判的局面了。

1937年3月，蒋介石把杨虎城召到南京来训斥了一顿，要他辞职出国去美去看一看。临走的时候宋子文暗地里叫他们见了张学良一面。两个人在院子里面坐了很久很久，两个人都不说话。张学西安告诉他说：“你走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回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七·七”事件发生了以后，杨虎城在国外他还是非常的想念他的国家，所以他多次打电报叫他回去参加抗战，可是所有的电报都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等不了了，自己买了船票从法国马赛启程回国去了。

他认为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蒋介石再怎么样记仇，也一定不会在抗日上面说什么文章吧！他还是太天真了。杨虎城一到南昌以后就被戴笠的特务控制起来，从此开始了十二年的囚禁生活。

1949年9月6日深夜，重庆戴公祠。杨虎城被军统特务以匕首杀害，时年五十六岁。与他同时遇难的，有他的儿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有秘书宋绮云夫妇，还有他们年仅八岁的儿子宋振中——那个在狱中长大的“小萝卜头”。

而张学良，被软禁五十四年，2001年在夏威夷以百岁高龄辞世。

同样的西安事变，同样的兵谏功臣，一个满门遇害，一个平安终老。杨拯英晚年翻遍军统解密档案，整理出家族口述，一字一字还原那段历史后，说出了那句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话：蒋介石最初，并没有打算杀光杨家全家。

她曾对来访者说，父亲被囚十二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能活，自己却必须死。后来她才慢慢想通：蒋介石对张学良有旧交，有宋美龄、宋子文的面子，对自己却只有“挟持领袖”的恨。更致命的是，张学良送蒋后留下的那道手令，让蒋介石认定杨虎城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若没有那一道手令，蒋介石或许只会像对张学良那样长期软禁，未必会在败退前夕下令灭门。她在档案里看到戴笠呈报的“杨虎城在陕仍有潜在势力”等语，才明白杀心不是一天形成的。

答案的钥匙，就藏在1936年冬天西安西郊机场那道手令里。张学良送蒋，是他一个人的决定；那道手令，也是他一个人签发的。可最终的代价，却由另一个人和另一个家庭，用十二条命来偿还。

历史不能假设，但杨拯英的坦言，至少提醒后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努力的结果；而杨虎城一家付出的代价，却常被一句“张杨”轻轻带过。张学良送蒋是义气，是担当，也是他一生最难评说的抉择。

对张学良而言，那是一次冒险；对杨虎城而言，那却是一道无法回头的命运判决。今天回望，机场那架飞机起飞时，两个将军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将用半个世纪失去自由，一个将用全家性命为这场兵谏结账。风从西安城头吹过，吹不散的是历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