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曾于9月底访华的日本前外相岩屋毅，10月2日在老家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谈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他表示：“坦率地说，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是我方造成的”，将矛头直指高市早苗所谓的“台湾有事”涉台言论。
岩屋毅回忆，高市早苗抛出涉台相关发言的国会会议，他就在现场。听到那段“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表述，他当即“就吓了一跳”。在记者会上，岩屋毅提出，日本不需要强行塑造大国身份，自身定位只能是中等强国。维持和中国稳定的往来，才符合日本周边环境的长期需求。
很多人只看到岩屋毅公开批评高市早苗，把这件事当成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争吵。需要认清，岩屋毅的批评不是派系斗争的口舌之争，而是日本国内经贸群体，对高市早苗激进对外政策带来经济损失的直接反弹。
日本国内产业资本，长期依赖中国市场消化产品、获取产业链配套。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持续放出激进涉台表述，双边经贸交流受限，日本出口企业、在华投资项目都承受压力。企业界希望缓和双边紧张状态，于是推动岩屋毅牵头组团来华对话。这类民间外交活动，权限有限，无法改变日本内阁的官方路线。岩屋毅能传递商界诉求，却没有办法约束首相的公开表态。
岩屋毅回国之后公开问责，等于把内阁政策的负面代价摆到日本公众面前。他选择公开表达不满，也是在提醒执政团队，持续沿着现有路线推进，日本经济领域的损失会继续扩大。但这类来自党内元老的质疑，很难扭转高市早苗主导的防务议程。
日本政坛内部，对于要不要推进核潜艇项目，分歧同样明显。一部分政客认为，周边海上力量对比出现变化，常规潜艇续航、潜航时间存在短板，核潜艇可以补足水下作战能力。另一部分议员与智库研究者提出，引进核潜艇会改变地区力量格局，引发周边国家提升水下防御力量，区域军备竞赛会随之启动。
高市早苗内阁选择在中日外交陷入僵持的节点推进这份修订方案，需要思考这一动作对应的目的。外交对话的窗口没有打开，防务领域的调整却加速落地，这种节奏会让周边国家认定，日本没有调整激进政策的打算。日本内阁把防务升级作为既定路线，外交层面的缓和尝试，只能用来降低经贸领域损失，不会改变防务扩张的整体方向。
岩屋毅代表的群体，和高市早苗代表的群体，诉求完全不同。岩屋毅这一派，认可日美同盟的框架，但主张在这个框架之内维持对华稳定联系，保障日本海外贸易通道和市场空间。高市早苗这一派，更倾向依托同盟体系，持续拉高日本军事能力，主动调整战后形成的防务约束。
这个过程里，区域安全环境会承受持续压力。周边国家需要更新海上侦察监测体系，完善近海防御部署，评估日本水下装备活动范围带来的影响。区域内其他国家，也会基于日本的动向，重新规划本国海军建设计划。东亚海域的安全成本，整体会向上抬升。
很多分析目光集中在岩屋毅与高市早苗的个人争论，却忽略了日本政坛的权力结构。高市早苗内阁手里掌握防务政策的决策权，党内反对意见只能起到牵制作用，无法直接否决政策。就算经贸群体持续呼吁缓和，只要日本内阁坚持推进防务扩编，东亚海域的安全压力就不会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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