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派军舰袭扰大陆，麦贤得头部中弹，仍然坚持歼灭敌军

1965年8月6日凌晨，东山岛附近海域，海军战士麦贤得正在舰艇机舱内检查设备。海面并不平静，远处传来炮声，舰体随着海浪剧烈晃动。对一名机电兵来说，战斗命令固然重要，维持舰艇动力和通信设备正常运转同样关键。

那时的新中国海军，成立时间并不算长。舰艇、训练、指挥经验，都在实战中不断摸索。东南沿海一线长期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蒋介石集团不时派出舰艇接近大陆沿海，进行袭扰和侦察，渔场与航道的安全承受着现实压力。

“八六”海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场战斗后来被视为人民海军早期的重要海上作战之一。它检验的不只是舰炮性能，更是舰员训练、协同配合和临战处置能力。麦贤得的名字，也由此与那间狭窄、闷热、充满震动的机舱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麦贤得出生于广东饶平县汫洲镇。当地不少人以捕鱼为生，他从小接触海水、渔船和风浪，对海上的脾气并不陌生。这样的生活经历没有直接赋予他军事技能，却让他较早形成了对船只运行和海上环境的感受。

1964年，19岁的麦贤得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机电兵。机电岗位不像炮位那样显眼，却是舰艇持续作战的基础。动力、供电、传动和相关设备一旦出现故障，舰艇便可能失去机动能力，甚至无法继续执行任务。

训练中的麦贤得，话不多，手上功夫却很扎实。面对陌生设备，他常常反复拆装、检查，直到弄清每个部件的作用。战友回忆这类训练时，曾用一句朴实的话形容他：“设备出了问题，他总要追到根上。”

这种习惯后来成为战场上的本能。

一、海军起步期的岗位训练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军建设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舰艇来源复杂，官兵技术水平不一，近海作战经验也需要在实践中积累。海军要形成战斗力，不能只靠少数指挥员，更要让每个岗位都能在关键时刻顶上去。

机电兵的训练因此带有很强的实用性。设备怎么启动，故障如何判断，线路中断后怎样恢复，往往都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平时多掌握一种办法，战时就可能多保留一分主动。

麦贤得并非一开始就拥有特殊本领。他的特点，是愿意下笨功夫。别人完成规定训练后休息，他还会琢磨设备的细节；遇到复杂操作，也不轻易绕开。不得不说，正是这种看似普通的积累，使他在真正的炮火中没有慌乱。

1965年夏季，东南沿海的海上活动更加频繁。蒋介石集团派出“剑门号”和“章江号”两艘军舰，进入东山岛附近海域，对大陆沿海渔场进行袭扰。人民海军接到情况后，组织舰艇前往应对。

海战不是单纯的舰炮对轰。双方距离变化、海况起伏、通信是否畅通，都会影响战局。舰艇一旦受损，机电舱能否继续工作，也可能直接关系到整艘军舰能不能保持战斗状态。

二、炮火中的机舱

战斗打响后，海面被炮火和烟雾笼罩。舰艇不断机动，舱内设备受到震动，人员之间的联络也变得困难。麦贤得所在的机舱，是整艘舰艇中最闷热的地方，外面的喊声传进来时，常常已经模糊不清。

就在激烈交火过程中，麦贤得头部中弹，右前额遭到重创，身体一度失去知觉。按照常人的反应，受此重伤后很难再继续行动，但战斗并没有因此停止，舰艇仍需要有人维持设备运转。

他苏醒后，先是确认机械状况，再设法排除故障。头部的伤口不断流血，意识也受到影响，可他的手仍在摸索开关、线路和设备。战友发现异常后，曾劝他离开岗位，他却坚持留下。

“我还能动，先把机器保住。”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说明了当时的处境。对麦贤得而言，继续操作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机舱一旦停摆，舰艇的战斗行动就可能受到影响。

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具体操作持续了多久，史料叙述略有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重伤状态下仍然完成了重要的设备操作，为舰艇保持战斗力提供了支持。其他官兵也在炮位、驾驶台和通信岗位上坚守，各岗位共同形成了海上作战的整体力量。

经过激战，人民海军击沉“剑门号”和“章江号”，取得“八六”海战胜利。有关战斗记载显示，蒋介石集团方面伤亡百余人。对于当时仍在成长中的人民海军来说，这场胜利具有明显的实战意义。

它说明，装备并不完全决定结果。训练有素的舰员、明确的协同和临危不乱的岗位责任，同样能够改变战斗进程。麦贤得的表现，正是这套作战体系中一个具体而有分量的环节。

三、从战场到手术台

战斗结束后，麦贤得被紧急送医。头部伤势严重，弹片没有立即取出，后续治疗面临很大困难。那个年代，军队医疗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但面对颅脑重伤，医生需要承担极高风险。

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医护人员接手后，对他的病情进行了持续观察和处理。伤情反复，手术并非一次就能解决。麦贤得在病床上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治疗，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护人员需要不断调整救治方案。

1966年5月18日，医生刘明铎主持完成关键手术，取出了残留弹片，并采用有机玻璃对受损的头盖骨部位进行修复。这个手术成为麦贤得治疗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也体现了当时军队医疗团队面对复杂战伤时的探索与担当。

手术成功，并不意味着身体恢复如初。头部重伤留下了明显后遗症，他的右手活动能力受到影响，记忆和思维能力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对一名年轻战士来说，生活从此被迫改变。

有人问他：“以后还想不想回到原来的岗位？”

麦贤得没有给出豪言壮语，只是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背后，是伤残军人重新安排生活时最实际的一面。战斗中的勇敢固然容易被看见，漫长康复中的耐心、克制和适应，同样需要很大力量。

四、英雄称号之外的日常生活

负伤以后，部队没有把麦贤得简单地当成一个被照顾的人，而是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和生活。对伤残军人来说，医疗救治解决的是生命问题，适合的劳动和稳定的生活，则关系到人的尊严与长期状态。

1967年12月3日，毛泽东接见麦贤得，对他的战斗表现和顽强意志给予鼓励。这次接见让这名普通海军战士受到广泛关注，也让更多人了解到重伤军人后续生活中的困难。

但接见只有短暂的一刻，日子还要一天天过。麦贤得需要面对的是身体不便、记忆障碍和生活中的各种琐事。真正陪伴他走过漫长岁月的，不只是医院和部队，也包括身边人的理解。

在广东妇联干部的帮助下，麦贤得认识了李玉枝。了解他的伤情和生活状况后，李玉枝与家人认真商量，最终决定与他结婚。1971年，两人组成家庭。

这段婚姻没有被描述成传奇故事。它更多是一个现实选择：知道对方身体有缺陷，知道今后的生活不会轻松，仍然愿意共同承担。李玉枝的陪伴，使麦贤得在战场之外重新建立起家庭角色。

两人后来育有一儿一女，子女也都走上军旅道路。家庭成员的选择，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必然传承，但它至少说明，麦贤得的经历并没有停留在个人荣誉层面，而是进入了家庭教育和生活记忆之中。

五、荣誉记录与个人分寸

麦贤得长期带病生活，却很少把自己的伤势当成获取特殊待遇的理由。他曾拒绝为药品作宣传，原因很明确：个人的治疗经历具有特殊性，不能被简单包装成适用于所有人的经验。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却能看出他的分寸感。战斗英雄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医疗问题随意作出判断。对普通人来说，药物使用需要遵从医生意见，不能因为某个知名人物的经历就盲目照搬。

麦贤得的选择，也与他一贯的性格有关。战场上，他守住的是机舱设备；生活中，他守住的是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前者关系到舰艇能否继续作战，后者关系到公众是否会受到误导，两者看似不同，内里都离不开责任二字。

2009年，麦贤得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7年8月1日，他获得“八一勋章”。2019年，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记录，标注了社会对其历史贡献的评价，却无法替代那段具体经历本身。1965年8月6日，东山岛附近海域的炮火、受损的舰艇、狭窄的机舱，以及一名年轻机电兵在重伤后仍然完成的操作，共同构成了“八六”海战中不可忽略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