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勒古恩：以科幻与奇幻为外壳反思现实

厄休拉·勒古恩（1929—2018）是一位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才获得美国国内充分认可的重量级作家。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她“在世传奇”称号；2003年，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授予她“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2014年，她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章”。这些迟来的荣誉，印证了她从文学边缘一步步走向美国文学核心的独特轨迹。

勒古恩本名厄休拉·克罗伯，出身于学术氛围浓厚的书香门第。父亲阿尔弗雷德·克罗伯是著名人类学家，母亲西奥多拉·克罗伯则是一位作家。在父母的熏陶下，她自幼便养成了热爱阅读与勤于思考的习惯，人类学的家庭背景也为此后贯穿其创作始终的跨文化视野埋下了伏笔。

然而，她的写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年那些带有强烈文学实验色彩的虚构小说屡遭退稿，始终未获出版界认可。面对困境，她果断转向科幻小说创作。这一转向很快收到成效，随着科幻作品的陆续出版，她终于找到了一条将人类学思考与通俗阅读需求相结合的独特路径。勒古恩的科幻作品，比如《黑暗的左手》获得了雨果奖和星云奖，在科幻文学的地位让其成为主流作家。此后，勒古恩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完成23部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集、11部诗集、13部儿童读物和5部随笔集，此外还翻译了4部作品，其中包括《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她的主要作品已被译成42种语言，最具代表性的奇幻系列《地海传奇》中的《地海巫师》在全球销量达数百万册。

巨大的成功并未让勒古恩止步不前。面对读者对《黑暗的左手》及早期《地海传奇》系列中性别设定的尖锐批评，她开始反思自身创作中“像一个男人那样思考”的局限。这一反思，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相互激荡，促使她从根本上修正了自己的写作方法。1990年出版的《地海孤雏》，便是这次蜕变的标志性成果。她由此完成了从“英雄史诗”到“弱者视角”的转向，彻底重塑了地海世界的叙事根基。

勒古恩一生著述宏富，然而其价值远不止于数量与销量。她以科幻与奇幻为外壳，持续叩问性别、权力、环境、文化与乌托邦等核心议题，在想象力的疆域中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可供反思现实的思想实验室。以下将从多个维度，审视这位“科幻之母”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融合

厄休拉·勒古恩是对乌托邦文类进行过最具创造性的实验，也最彻底地模糊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边界的作家之一。她是最早洞察乌托邦固有局限的人之一，更以其标志性的手法，在同一部小说中并置“优托邦”（eutopian）与反乌托邦（dystopian）元素，从而消解了这一文类的传统疆界。在其著名的“海恩宇宙”系列，如《黑暗的左手》《世界的词语是森林》等经典长篇与短篇作品中，她反复探讨不同乃至对立文化之间和解与艰难共存的可能性。沟通、理解与对差异的包容，构成了这一系列的核心关怀。而贯穿其中的“埃库蒙”（ekumen），一个致力于维系宇宙间所有行星和平共处的星际“万界联盟”，则为她提供了展开跨文化想象的思想实验场，使她得以在性别、政治、宗教等诸多维度上，探寻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

在她笔下，乌托邦不再是某种终极的社会方案，而是一种持续的批判性冲动与欲望教育。也正因如此，她的小说从不提供完美的答案，而是不断邀请读者在差异与不完美之中，思考变革的可能与代价。循此思路，《黑暗的左手》便不仅是一部科幻小说，更可视为对文化多样性及和平共存可能性的深刻叩问。小说中，埃库蒙使者金利·艾与格森星首相埃斯特拉文的交集与成长，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教育之旅”。二人关系发展其实预示着两种文化的沟通，是逐渐消除对“他者”未知恐惧，发现共同点，理解差异的过程。双性同体的设定也构成了对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反思，在解构异性恋规范性的同时，也为文学与社会的多重可能性开辟了空间。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后人文主义关怀

勒古恩书写环境问题是对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的响应和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现代资本主义和二战后的集体无意识都造成了人对自然的错误认识，即自然是客体，为了人类自身利益，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勒古恩不仅着力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把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问题、政治问题等融入其创作之中，形成独有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后人文主义思想。

自小沉浸在《道德经》中的勒古恩对中国的“阴阳”哲思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阳”代表着“主动、进取、线性、进步”等状态，而“阴”则代表着“顺从、被动、参与式的、循环的”他者状态。借助这一思想，勒古恩将西方世界对他者与环境的剥削与一种男性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一立场接近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勒古恩植根于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借助《永远归家》等作品来审视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深度连接。勒古恩在《永远归家》中批判以“进步”为前提的“理性主义乌托邦”，认为理性主义的乌托邦是一场“权力之旅”，与“不支配他者”的生态思想水火不容。勒古恩认同万物相互联结，物我一体，而不是突出等级秩序或压迫体系。勒古恩力图纠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阴阳”失衡问题，从而使乌托邦/反乌托邦能够作为一种“方法”，顺应生态女性主义的方向，重新想象现实问题。

勒古恩倡导人类应顺应天地万物所设定的秩序，反对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人类为中心追求人类进步的行为，其思想就不仅仅是生态思想，也具有了后人文主义的批判性。

《地海传奇》全系列六部作品，前三部与后三部的出版时间相隔18年之久，与前三部相比，后三部作品有着明显的主题转变，体现出非常鲜明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勒古恩敏锐地觉察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危机，以及高科技与人造机器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对人类本身的价值与作用产生质疑和动摇。她在后三部作品中展现的跨物种共生理念，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重构了人与动物的关系，重新思考和探索了人的概念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在尝试构建人与其他物种共同体形态的过程中，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其他物种是平等存在的生命形式，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依存的状态，并不应存在一种生命形式凌驾于另一种生命形式之上的状况，任何生命形式都不是独特的霸权存在，而是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这种人与动物共生的存在方式在《地海传奇》系列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勒古恩笔下，人类不再是驾驭动物的绝对控制者，人性与动物性共存于同一生物体中。当人与动物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时，兼具人性与动物性的龙人通过选择变幻为人形或龙形来弥合这一裂痕，帮助人与龙实现跨物种沟通，最终完成人与万物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可以说，勒古恩这种“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影响了后世创作。受到勒古恩等的影响，人与动物之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逐渐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尝试构建人与动物相互协作的跨物种共存环境。

道家思想与命运共同体

除了出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关切，勒古恩的创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勒古恩的父亲研究《道德经》，翻译《道德经》，勒古恩曾追忆父亲在《道德经》书页中标出了一句话，说要刻在自己的墓碑上。长期耳濡目染的勒古恩也阅读和研究《道德经》，甚至根据自己的理解翻译了《道德经》，事实上，道家思想对其人生观以及后来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毋庸置疑，《道德经》首先影响了勒古恩对待生活的态度，使她能够以一种更加多元、动态的视角看待周围世界，而这种思想进一步影响了她的写作，比如勒古恩将平衡、阴阳相生融入其世界观。当然，勒古恩对于《道德经》的翻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阐述的。

事实上，道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勒古恩作品背后最强大的力量。勒古恩认为“阴”与“阳”是一对互为关联、互为对立的能量特征组合。它们始终处于共生关系中，从未分离。万物的存在皆是阴阳以某种比例结合的产物。当两者处于恰当的平衡状态时，万物运行便顺畅和谐；一旦失衡，世界就会陷入危机。勒古恩在其虚构作品的多处地方都曾隐晦地提及这一意象。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见于《黑暗的左手》：“光明是黑暗的左手，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同样，延伸的是关于平衡的理念，虽然勒古恩对探索互补对立面之间平衡关系的兴趣贯穿了其全部作品，但这在《地海传奇》系列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该系列中罗克岛的巫师们的主要关切便是维护和恢复“均衡”，它被视为创造并滋养万物的根本平衡。当均衡被扰乱时，危机便随之而来。这与“道”的概念及对“阴阳和谐”的关注形成了清晰而直接的对应。

“为无为”的理念也被勒古恩所深度吸纳，这一术语的字面意思是“以‘不作为’去作为”。这一术语指代一种没有预谋的行动，即“自发性”或“自然性”。这种顺应环境而不加抗拒、使自己调和于所处环境并在不同境遇间行云流水般转换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道家的最高美德。老子和庄子都将“为无为”视作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它是与自然之“道”达成和谐的必然体现。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践行“为无为”的人在行动时顺应自然、不加雕琢，然而所有必要的事情却借此得以圆满完成。

勒古恩在《地海传奇》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最为透彻的探索。正如“为无为”显现于与“道”和谐相处的人身上一样，在《地海传奇》中，那些致力于维护“平衡”的角色身上也展现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自然状态。勒古恩当然没有直接使用“为无为”这一中文术语，因为其源语言并不属于那个虚构世界；但她通过欧吉安、格得以及后来的恬纳等人物，描绘了这种不加预设的“自发性”如何发挥作用。如格得的老师大法师欧吉安任由风吹雨打，淋湿自己的住处，不使用任何魔法来止雨。格得习得魔法的罗克岛学校的大法师们都秉承不作为的信念，顺应大自然的规则，借助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维护自然世界的根本的“平衡”。

勒古恩最具道家色彩的小说《天钧》展示了主人公乔治·奥尔的行为如何与道家思想相契合，其“无为”（wuwei，non-action），从表面上看是其被动性特质，而作品突出的是其关于人类能动性的最终思考和实践。奥尔认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于是害怕自己具有的“超力量”，那就是他可以通过做梦来改变世界，而其主治医生、科学家威廉·哈伯却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改变世界，人类就是上帝，可以借助高科技重新形塑世界。奥尔反复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要立足于道德和伦理思考，要仰仗自然的力量顺应自然规律。奥尔认为人类欲望的膨胀必然会带来毁灭性后果。

此外，勒古恩的语言也极富思辨性与复义性，这显示其受到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正如《道德经》那句广为人知的开篇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语言意义具有非稳定性，语言被理解为既是人为的，又是有限的。勒古恩的语言的诗性维度——不仅体现在她清透优美的散文笔触中，更体现在主题层面，如在《地海传奇》系列中，道家语言不稳定性概念的呈现：龙的言语对龙而言是诗性的、自发的、自然的，而人类巫师的言语则是人为的、主要是指称性的。巫师们常常面临着企图通过语言将现实固定下来以便对其进行操纵的诱惑，这往往会因打破“平衡”而引发灾难。人物企图通过指称性语言控制现象的欲望，与语言更自由的诗性功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这一系列乃至勒古恩更广泛作品的重要基调。《天钧》同样提到了来自外星球的“aliens（异乡人）”拥有建构语言、阐释语言的能力，主角奥尔所处世界的人们无法解读其要义。异乡人的语言是自然的、无等级概念的，是完全顺应自然世界的符码。

勒古恩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仅在于她高质量的文学创作，还在于她一直致力于为西方社会的问题寻找出路。勒古恩的创作常常呼应时代问题。勒古恩自童年时代就接触到的道家思想，似乎成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案。勒古恩试图借助道家思想来修正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美国主流话语范式。

勒古恩独辟蹊径，抛弃现实主义范式，借助奇幻和科幻叙事来呈现当代社会危机，其叙事范式被后世所模仿，她也被誉为“科幻之母”。作为社会批评家、文学批评家的勒古恩积极地参与美国文化批评和艺术思想的重构。其创作的科幻小说就成为处理文化核心难题的主要场域，勒古恩自觉参与社会文化思潮的讨论。非但如此，勒古恩富有远见卓识地警示人们要对科技进步保持距离，要始终追问所谓进步论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