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只是第一步！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大陆第一批方案已准备好

2026年10月6日，一条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引起了不少关注。香港媒体援引参与研究的大陆学者称，从2019年启动的统一后台湾治理研究，经过7年推进，多家主要研究机构的首批成果已经有的定稿、有的接近完成。

如今，大陆研究台湾问题的题目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外界更多盯着“怎么实现统一”，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已经提前走到了下一步，统一以后怎么管、怎么过渡、中央和地方权限如何安排、社会怎样长期稳定？

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大陆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而且说得非常具体，台湾方案的具体实现形式，要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并照顾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注意，这个表述本身就已经把问题从“统一不统一”推进到了“统一以后用什么具体制度安排”。

同年12月，这件事进一步进入国家级学术研究体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显示，北京大学李义虎和厦门大学陈先才分别承担了编号为19ZDA129和19ZDA128的重大项目，项目名称都叫“‘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

2022年8月，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再次明确提出，要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同时强调，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具体形式仍要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和两岸各界意见。

到这里，官方大原则已经非常清楚，而接下来留给研究机构的问题，就是把原则往制度细节上拆。

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研究方法本身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早些时候讨论“两制”台湾方案，重点还是台湾为什么需要特殊制度安排、港澳经验哪些能借鉴、统一以后如何保持长期稳定。

但到了2025年，厦门大学陈先才、郭宇歆公开发表的研究已经直接把“统一方式”和“统一后治理”绑在了一起。他们把大陆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路径归纳为“和统、武统、逼统、治统、智统”等模式，并明确提出，不同统一模式，会对应不同版本的台湾治理方案。

这句话其实比任何具体条款都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研究者不再把统一后的台湾想成只有一张事先印好的固定图纸，而是开始做情景推演，如果在两岸协商基础上和平解决，那么后续制度设计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互信和社会运行条件相对完整的台湾。

如果统一过程经历更强烈的对抗、外部干涉甚至安全冲突，那么后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可能从经济和民生安排转向秩序恢复、国家安全和社会过渡。

10月6日接受港媒采访时，陈先才把这个逻辑说得更加直接。他认为，越早进入协商，能够参与塑造未来制度安排的空间就越大；和平实现统一的情景下，研究者设想的台湾自治空间也可能相对更大。

说白了，真正的变化不是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统一”，这个议题讨论了几十年；真正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研究开始把“怎么回来”和“回来以后怎么办”放在同一张图纸上。这才说明准备进入了更细的一层。

这种具体化，在2026年9月12日的一场学术座谈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天，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办座谈会，20多名学者围绕“两制”台湾方案形成所谓“十二点共识”。

讨论内容已经不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碰到了中央与台湾地方权限、国家安全机制、中央驻军、原有武装力量处理、政党和选举制度、教育以及非和平统一情景下的过渡治理等非常具体的问题。

七年前公开提出的是“探索台湾方案”，七年后学术讨论已经细到了谁负责国家安全、什么事务由中央处理、台湾地方保留哪些治理空间，以及不同情景下是否需要过渡安排。过去像是在讨论房子按照什么原则盖，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研究房间怎么分、承重墙在哪里、钥匙交给谁、出现紧急情况由谁处理。

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什么时候会发生“身份变化”，什么时候从大学课题、智库报告和学术讨论，进入更高层级的正式政策表述乃至立法研究。到了那一步，性质才完全不同。

治理方案越往细里做，就越绕不开另一个角色，台湾普通民众。

2026年9月23日，国台办在回应相关讨论时明确表示，“两制”台湾方案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充分吸收两岸民众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统一相关内容，越能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带来更多机会。

9月30日，国台办又一次公开表示，欢迎两岸同胞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建议。

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台湾社会内部对“一国两制”存在明显政治分歧，台湾方面2026年8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甚至声称81.2%的受访者不赞成这一主张。无论怎样看待这份由台湾陆委会发布的调查，它至少说明一个现实，统一后的制度设计不仅有主权和国家安全这条不能动的硬框架，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整合课题。

也正因为如此，和平协商为什么一直被大陆称为最佳方式，就不仅是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和平方式意味着社会系统、产业体系和民众生活受到的冲击最小，也意味着双方拥有更大的空间提前讨论制度衔接。

拖得越久、对抗越强，未来需要处理的安全和社会成本自然就越高。这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笔非常现实的治理账。

军事这一边，从2022年8月佩洛西窜台以后，台海周边演训的形态已经出现明显变化。东部战区当年连续组织联合封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和联合反潜等科目，并明确表示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融合这一边同样在往前走，2026年9月24日，厦金大桥厦门段刘五店悬索桥126榀钢箱梁完成合龙，桥面结构实现贯通，为项目后续建设创造条件。

它本质上是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但和军事准备、治理研究放在一起看，能看到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正在并行，一边加强反“独”遏“独”和军事能力，一边继续推动融合发展，一边提前研究统一后的长期治理。

2026年9月30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官方最新公开口径依然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公开政策并没有宣布什么“倒计时”，但准备的维度确实越来越完整。

在我看来，这才是这次“首批方案”消息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军事上准备应对最坏情况，融合上继续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治理上研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这几条线同时往前走，说明台湾问题已经不只是停留在目标宣示，而是在越来越多领域提前思考“目标实现以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