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何谓?

知识分子是什么?社会对知识分子有怎样的要求，他们又能真正做到何种程度?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又能真正负担起何种使命?这些问题，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既然想在这个争议不断的领域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只能花费些笔墨，从头说起了。

一、知识分子身份的由来与转换

可以简单地把全社会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受过教育，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另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文化的人。前者即是最初的知识分子。由此看来，知识分子只是一种身份，即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但这个身份是暂时性的，受教育毕竟是有时间段的，学生总要毕业，毕业后进入不同的岗位，身份就发生了变化:进入政界当官的，就成了官员;进入商界发财的，就成了商人(现在流行的称呼是企业家)。这些人，按通常的观念，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了。甚至连那些进入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人员，也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比如，同是学习机电专业的研究生同班同学，留在学校里教书，当教授的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知识分子，而进入企业当高级工程师的，一般被视为科技人员，而非知识分子。所以，从职业特征来看，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从事教育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是知识分子。现在，中国教育水平发达了，一般人把博士研究生才视作知识分子，本科生不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专毕业生就被视作知识分子，纳入知识分子政策管理的对象。从职业的角度看，知识分子身份的获得是通过进入或留在公认的文化教育体系内，而这种身份的丧失，则是因为职业发生了转换;流出文化教育系统之外，成为其他领域的人，获得了另外一种社会身份。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打住，由于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接受同等的教育，受到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总是少数，所以，社会对这些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就提出了各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要求。而这些人对自己的身份也是有明确认识的，再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他们这个身份的人该干什么的知识，所以，他们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自身定位。然而，受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们会比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解释方式。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便变得极为模糊，几乎是个人人都可以自定义其所指的概念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许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争论各方所说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虽然说法纷繁，但归根到底就是一件事:要求他们充当“救世主”!再具体些说，救世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巫师，另一种是英雄。所谓“巫师”型的救世主，是指社会希望知识分子们通过常人没经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知识研究过程，获得一种超出常人的能力，凭这种能力可以为社会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比如，在瘟疫发生时，渴望有神奇医术的知识分子能迅速控制住疫情，治好疾病，让人们免于死亡的威胁;在地震发生时，希望能有科学家掌握预测科学，能提前预测地震的来临地点与时间等。人类最初的知识分子就是巫师(罗素等很多西方学者对此有深入的解释，本文不多赘言)，直到现在，有着新称谓"科学家"的知识分子们仍在时不时地扮演着“巫师”的角色。所谓“英雄”，是当人们面临危机，特别是社会方面的危机时，普遍希望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号称是精英的知识分子，能挺身而出，以无畏且高贵的献身精神，担当道义，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人们希望知识分子是反对不公的英雄，是反对腐败的英雄，是反抗暴政的英雄，是带来自由的英雄，是带来平等、正义的英雄，等等。

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身来说，他们是来源十分复杂、且分化十分复杂的群体。可以说，社会全体人口中有多少种人，知识分子中就有多少种人，并不因为受教育的经历就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不断分化的群体，他们的分化除了有受社会需求拉动的外在原因，也有受自己内心愿望驱动的内在动机，有些人意识到社会需要巫师，而自己也的确能做巫师的时候，便选择了巫师的角色。例如，中国汉代设符创道的张宝、张梁兄弟，唐代的李淳风，明代的刘伯温，以及今日不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易学专家等。也有些人意识到社会需要英雄、自己也是可以做英雄的，便选择了英雄的道路。例如，俄国的民意党(民粹派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当这些知识分子选择了新的角色后，马上会发现自己必须转变观念，被社会认为能解决某种疫病的医生不能说这病根本没法治的真实结论，必须像做法术一样大模大样地承诺“此病可防可治”，然后引领大家有序地“躲”起来，“避开”染病的可能。而投入献身与杀戮并行的战场上的政治英雄，很快便适应了真实的斗争环境，发现他们真正所能做的事情与书斋里的清白梦想有天壤之别。

社会对满足了他们要求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已经转变成非知识分子的人)极其宽容，只要能解决他们认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社会不关心这些人用的到底是什么手段，是不是兑现了其在书斋里的承诺。社会需要的不是满足某种教条化定义的“知识分子”，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巫师”与“英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来讲，其实际的作用只是“巫师”与“英雄”的储备库。但对于正在满足或还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知识分子”群体要求十分苛刻:社会要求这个鱼龙混杂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成为救世主，可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于是便有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和“知识分子”的自我辩解。

“救世主”的“选拔”只是不定期的非常事件，经过选拔后，总要有人留下来，而且是大多数人，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我们前文说的那些知识分子。能做救世主的“巫师”和“英雄”们都走了，尽管还有潜在的“救世主”不断补充进来，但具有“救世主”禀赋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进入“知识分子”队伍的人，其实和那些无缘进入这个体系的人一样平庸:他们成为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充当救世主来的，而仅仅是因为通过这个渠道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收入，更优厚的生活条件。这种平庸性也是“知识分子”屡遭批评的一个原因。

上面这些叙述的核心意思是:知识分子是由接受教育而产生的一个群体，社会要求这个群体中能产生“救世主”，而这个群体的确也贡献过“救世主”，但成为“救世主”之后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实际上，人们所公认的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这个词实际所指的，只是正接受教育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那些人。社会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变成“救世主”，即成为“非知识分子”，社会的这种要求往往是通过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人表达出来，而且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内的话语模式，往往把那些成为“救世主”的“非知识分子”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成为“非知识分子”的“救世主”，对那些不能成为“救世主”、留下来继续从事文化教育的，长久稳定存在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却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救世主”需求的压力下，自身的角色意识被深深地压抑下去了。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于不能成为“救世主”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应该提出怎样的要求，他们又能做到哪些事情?

二、知识与知识分子

受过教育的人自古就有，但“知识分子”却是近代的产物，这是由“知识”的性质决定的。在古代社会，占主流地位的知识是对于个人意志和社会群体关系的认识，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人文、社会知识;而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并未入得大雅之堂，它们在医师、工匠，甚至巫师的行业里传承，作为一种实用技艺发挥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社会服务业从业者”。这种情况，中西方是大致相似的，只不过古代西方(即欧洲)由于政治分裂和基督教势力的政治化，他们的受教育者主要集中在教会，且可以在各国之间选择去就(如同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而中国由于大一统的实现和宗教势力的薄弱，形成了政治中心主义的传统，受教育者以当官为唯一目的，所传授的知识也主要是政治哲学。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古代西方被称为“文化人”，古代中国称为“士子”。所以，用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去套用古代社会的人，难免牛头不对马嘴;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只有当官和没当上官且准备当官的人;当上官后也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大官小官、得势与失势之分。有些现代学者，把中国古代官场中失势的人，比如宋代的苏轼、明代的东林党人称为知识分子，而把他们的对头，比如章惊、张居正等则称之为官僚，未免概念混乱!都是官僚，也都是受过教育，都是知识分子!这种区分无益于认清问题。

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获得了独立的知识地位，而且由于其势力强劲，甚至将社会方面的主观知识也以科学化的名义强行“改编”。在能改变客观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打击之下，政治权力的代表--官府和经济权力的代表--商人，不得不与从事这种知识生产的人坐下来“谈判”，达成共享权力的默契，掌握了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的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不依赖于官僚与商人的职业群体，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产生了。

人类的知识形态与传承机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知识的主流形态(最直观的表现是各国理工科专业的学生都远多于文科专业的学生)。在欧洲，以教会为母体，演化出近代的大学。在中国，虽然变化要晚于欧洲二三百年，但也在20世纪初完成了这种转变，以培养官员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包括与之配套的官学、私学体系)被废除，代之以新式的学校。

由此看来，近代知识分子是依靠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获得职业上的独立性。拥有资本的商人为发更大的财，必须通过向知识分子购买新的知识(所以，知识也有产权)，而国王们为获得更强大的权力，也必须依赖知识分子发明新式武器装备。人们已经熟知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基于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其实，那只是来自近代早期西方学者的浅表观察，他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构成现代西方民主基础的本质是政治、资本、科学的三权分立，这三种权力各有各的独立来源，如此，才能形成互相抗衡、互相制约、又互相需要的分立关系。而立法、行政、司法本质上都是政治权力，用罗素的话来说:一切法律的最终依靠都是国家权力，没有什么可分的!

"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出现得比较晚，比科学革命还晚，在欧洲，出现在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国，出现在20世纪初。而且，由于前文所说的社会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救世主”要求的原因，这个词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在法国，知识分子是指能担当社会正义的文化人;而在俄国，则是指分担社会苦难，为拯救人民而奋斗的人;在中国，则指那些带来新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强大、富裕的现代新道路的人。但这些“术语”所实际指的人已是新的文化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当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存在，社会才能提出让他们成为“救世主”的要求。

三、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科学革命的发生不是无本之木，它源于欧洲更古老的智慧传统，在希腊的古典时期，诞生了最早一批思考客观世界的哲人，如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那时，希腊知识体系中主要是后来成为现代自然科学思想基础的客观知识，人们把这些知识统称为哲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纯思辨的哲学，也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农学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种哲学传统中，才有了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牛顿、莱布尼兹等推动的科学革命。

与之同为“轴心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思想井喷，即后人称之为百家争鸣的热闹时期。但是，出于先天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诸子百家的核心思想是人的意志与人的社会关系，简单地说，基本上都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构成当时的主流知识形态，这种智慧传统诞生不了现代科学，反而是对科学思想的抑制性因素，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中国虽然有了传承自然知识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但那只是在西方文明强大压力下被迫接受的形式化的东西。由于缺乏先天的科学思维，中国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没有能够贡献出可以成为本国科学家革命基础的原创性的科学思想，所谓科学活动其实始终是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活动，而这种学习依赖得更多的是国家的政策和财力。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虽然有了现代的科学教育机构，有了现代的知识分子，但始终未获得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性，始终未能形成可与政治、资本成鼎足之势的平衡力量，这可能也是现代中国制度与西方制度有所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种强大而深远的文化传统影响之下，中国对“知识分子”这个真实存在的群体的接受，远远不如对来自西方(包括俄罗斯)政治化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接受，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往往完全忽略了知识分子的“客观知识性”这种文化属性，而片面地强调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救世主”这一社会要求的政治属性，而且，更多的是要求“英雄”式的救世主，而非“巫师”式的救世主。

在古代中国，“士人”们留下最多、也最能感动现代人的文献，是为民请命的记录和怀才不遇的慨叹，前者是社会对于“救世主”需求的映射，后者是受教育者对自身命运的感伤，它们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是因为现实世界里充满类似的心灵。

在现代中国，政治中心主义仍是品评知识分子的主流参照系，不论官方或民间，均是如此。只不过官方所力挺的乃是那些创制时期的“英雄”，即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而民间则尊崇那些能满足他们对于现存权力逆反心理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由于知识分子本身享有话语权优势，民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尊崇，实际上构成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文献的主流，人们不仅发掘出一切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传统，还发掘那些并非自由主义者，如陈独秀的自由言论传统，还批判那些背叛了自由主义言论的知识分子，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言以蔽之，人们所推崇的就是反专制、反当权者的所谓“自由主义言论”，这其实也是社会需要“救世主”的心理需求的折射。这种需求几乎完全过滤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过滤掉了最具本质意义的“知识”因素，仍然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原地踏步。这种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政治失意后的故作旷达之举，也随之成为热谈，现代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些知识分子怪癖或花边逸事(如金岳霖与林徽因的三角恋爱，辜鸿铭的怪论，刘文典的狂妄，等等)不过是那些无法进入现代权力中心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泄愤性共鸣而已。

四、回归知识本位来认识知识分子

我们认为，应该在知识本位这个参照系上来认识知识分子，我们所讨论的是那些没有成为“救世主”(“英雄”或“巫师”)的知识分子们应尽什么样的社会义务，又能尽什么样的社会义务，而不是期望这些知识分子如何成为“救世主”。只有这样的讨论，才能从政治中心主义的传统中剥离出来，显现知识分子的本相，才能促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先说社会能够，也应该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其实，无非就是两条:

第一，要创造、传承客观性的科学知识;

第二，要能坚守、担当最基本的天理人伦原则。

先说第一条，创造、传承科学知识，应是知识分子的本分，本来不是多难的事儿，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有些困难的。由于先天科学思维方式的欠缺和政治文化中心主义传统的外在压力，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独立的原创性知识发现，也并没有发动起中国本土的科学革命，到今天依然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进步主要依靠对外学习，而学习的重心总是那些为“国计民生”所迫切需要的工业科学与技术。这些科学技术的唯一买家就是国家，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沿袭的仍是中国古代文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老套路，既然所能卖的是只有一个买家的货物，那么自然就会形成国家垄断的“买方市场”，知识分子就依然是政治的附庸物。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文化传统、政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因素，他们在知识上的无能导致了“买方市场”的嚣张。而要解决问题，也只能依靠知识分子自身的突破，因为依靠“买方市场”的变化永远创造不出新的知识，“买方市场”只能根据国外市场已经验证过的所谓“先进性”来下订单，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探索活动埋单，这是由政府的天性所决定的，他们只能对被公认是“正确的”产品付钱。而新知识的发现，本来就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活动，这种冒险的“成本”只能由知识分子本身来承担，而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正是科学上的“冒险”精神。

创造、传承科学知识是知识分子必然做到的，能不能做到都得做，如果做不到这一条，实际上就没有知识分子!

再说第二条，坚持最基本的天理人伦原则。其实，坚持基本的天理人伦原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义务，只不过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更高而已。要把这条说清楚，首先得厘清天理人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地说，天理人伦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和边界，但不是政治本身，由于它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所以，有时与政治搅在一起，甚至就是一回事。比如，在出现外族入侵时，国家独立就是全民族的最高天理;当一个政权已经腐朽透顶，推翻这个腐败政权就是最高的人伦。这时，政治活动和天理人伦就是统一的。在中国，不管你有多大学问，如周作人，当汉奸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在欧洲，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如海德格尔，与纳粹结盟，也是不能宽容的。这当然是种政治判断，但也是天理人伦的最基本的底线。

但是，如果深入地介入政治活动，卷入某个组织的权力体系中，那就是真正介入了政治，而政治活动本身是争夺权力、运用权力的活动，权力是实际的最高原则，在政治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划线站队，不只取决于理念原则是否一致，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为权力而达成一致，有时，个人交情甚至共同爱好(如打牌、踢球)等起的凝聚作用可能都要超过理念原则。知识分子是权力世界之外的群体，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在权力世界中承担义务。简言之，社会能要求知识分子的，只是在涉及民族根本利益和人民生命、自由与尊严这些最基本的天理人伦原则时，要有所担当，要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而不能要求他们深陷于政治活动中，随时保证划线站队正确。所以，不能用某某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之类的政治符号来给知识分子贴标签，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我只知道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与政治是疏离的，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知识分子中最易于转为政治人物的那些人已经投身到实际政治活动中。去当救世主了，剩下的只是那些不热衷政治，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了，这些人自知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所以，躲着政治。

第二，知识分子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会将政治也当作一种客观的科学对象来认识。因此，总爱揭去政治活动中的一些“障眼法”，他们对“偏执”一词的政治宣传往往会持批判审视的眼光，这种眼光会让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感到不舒服，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双方彼此都意识到这种疏离，总是亲近不起来。

另外，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个比较中庸的或者说平庸的群体，前文已经讲过，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并不是因为想当圣人，而是想过比别人好一点儿的日子;那些想当圣人，而且也敢去当圣人的人成为“救世主”，走了;剩下的只是那些过好个人小日子的愿望强于拯救天下苍生愿望的凡夫俗子。所以，这个群体中的人相对来说，更自私自利一些，也更怯懦软弱一些，那些大公无私和心狠手辣的人不都去当“救世主”了嘛!所以，在余下的这个知识分子队伍中，智力上杰出的或有人在，但在道德品质上杰出、富有献身精神、与受苦受难的下层民众同甘共苦的人，远不如革命党中的人多。

由此，我们再来说一说社会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做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一条:不能要求知识分子整体上都成为“救世主”!那不仅做不到，而且也会使这个阶层失去其应有的社会职能，从而使社会变成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不能要求知识分子整体上成为“救世主”有以下具体的含义:第一，不能把知识分子作为某种政治方向的代言人，无论什么政治方向，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没有那么多原则的立场。前文说过，知识分子本质上与政治是疏离的，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既没有实际政治家对夺权、掌权实际技巧的精准把握，也没有下层群众对自己生活境况的切身体会，所以，与实际政治总有距离。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知识分子可以被不同的政治流派奉为鼻祖，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比如，密尔既被右翼的保守主义视为理论来源，也被左翼的社会主义运动视为先驱人物。说明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只是有很大弹性的政治哲学解释，而不是一种天然正确、且明确的政治活动方向。

第二，不能把知识分子视作道德高尚的圣徒，让他们承担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支撑。事实上，在争取自己个人利益方面，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自私自利。人们之所以受教育，就是想使自已免于过社会下层的日子。如果让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放弃自己的好不容易经过奋斗而获得的生活条件，和底层人民一起受苦受难，那是他们做不到的。当然，有些人能做到，像彭湃、夏明翰这些革命者都能散尽万贯家财，为普通农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些人已经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而是英雄式的“救世主”了。因此，知识分子关于民间疾苦和政治改革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他们独特的阶层利益，且可能远离社会实际需要，对于这些言论，是需要分析的。

上述看法其实是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因为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献中，所研究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没有成为“救世主”、又可能被当作潜在的“救世主”的人，寄托的乃是研究者们政治现实的愿望，如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其实都是政治活动家，不是知识分子了。近年来，对这些人物的“热炒”，看中的乃是他们反抗掌权者的态度，寄托了现实政治变革的梦想。

另外，我们也要警惕对知识分子提出的巫师型“救世主”的社会要求，现今充斥于各种媒体中的“专家”们实际上正反映出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可事实上，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比如，食品安全、医疗保险、就业、经济增长方式、房地产价格的看法，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为某一集团代言，鲜有科学价值，这也是社会提出不适当要求，而知识分子勉为其难的结果之一。

以政治中心主义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不仅出自传统思维的文化惯性，也出自现实的政治环境要求。迄今为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还不能说是个现代化国家，只是官方所称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还保留着很多前现代的因素，当代学者们出于对国家现代化的关切，借前辈知识分子的观念与际遇，表达某些现实政治诉求，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以政治中心主义来做学问的负面后果更大一些:一是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空想哲学与社会各阶层实际政治诉求的疏离，不利于促进在实际利益博弈中的公共理性良性发育;二是延续并强化了传统思维的力量，不利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在知识本位的参照系下，重新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

五、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

按以知识为本位的原则来衡量，目前国内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如前文所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实际上已是政治活动家，算不上是知识分子;那么，关于这些人物的研究，本质上是对政治人物的研究，而非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这里凸显出研究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障碍:知识分子的人数固然不少，远远多于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也是“沉默的多数”，很少留下相关的史料，这恐怕是研究所要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幸好对西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再发现，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个难点，获得了具有史料基础的研究样本。

西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西南联大同时组建内迁的大学，主要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焦作工学院等院校组成，为抗战时期保存国家高等教育力量，以及战后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学校长期以来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了。

2012年，在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的提示和帮助下，我们对西北联大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进而发现这所学校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特征，使他们非常适合作为以知识为本位的研究样本。和西南联大相比，西北联大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依笔者的理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西北联大的“后台”没有西南联大硬。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三校组成。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是国民党中常委，在1927年宁汉对立时，站在蒋介石一边，是蒋介石的重要政治盟友;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长张伯苓先生和蒋介石也有私交，两人是拜把子兄弟;清华大学是美国人用中国庚子赔款的钱办的，后台是美国人，连蒋介石也让着几分。由于这个缘故，这所学校名士云集，其部分教授有与蒋介石直接接触的机会，可以在最高层面上对现实政治提出批评和建议，如罗隆基就曾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高级官员讲过战时行政体制的课，而傅斯年也可以以国民参政会议员的身份向政府呛声，甚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调查孔家和宋家的经济问题的要求。"名士议政”，为这所学校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全国性的名气，蒋介石顾及该校的“后台”，对这个学校的知识分子也比较优容。陈立夫把持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想要像控制西北联大那样控制西南联大，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在这种背景下，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议政的胆子就更大了，当年之所以把西南联大称为“民主堡垒”，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学校的知识分子敢发声，也能发声。

而西北联大诸校，均没有这样强硬的后台，除北平大学的校长徐诵明外，其他几所学校的校长基本上都是搞专业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是徐诵明，虽然有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政治资历，但其本人只是医生，且战争结束后就回归校园，继续从事医学和教育工作。他们在国民党上层没有人脉基础。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这所学校几乎有完全的控制权。当年在北平时，北平大学曾经聚集了一批左翼教授，如曹靖华、沈志远、章友江等。这批与政治联系紧密的知识分子也随之来到了西北，但刚到西北一年多，陈立夫为部长的教育部便要求西北联大解聘这些教授，徐诵明校长拒不服从此命令，和四十多位教授一起辞职，国民党政府趁机撤销了西北联大的建制，分别改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教授也由教育部聘任，学校被剥夺了用人权。此后，又派赖琏掌西北工学院、刘季洪掌西北大学，这两位都是原来的司局级官员，从此，开始以官员治校。这些官员在执行政府意志方面，远比徐诵明等要坚定得多。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将最有政治热情的教授们都“整”走了，余下的是本来就与政治保持距离，专心搞业务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们，加上官员掌校的防范措施严密，致使西北联大诸校，远远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强劲的政治参与力量。应该说，自1939年西北联大建制被撤销，分立成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独立院校时起，这些学校中的教授以及学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了，正好可以用来作为知识本位参照系中的研究对象。当时，除了西南联大外，其他学校几乎都被教育部这样控制住了。因而，从人数上看，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更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状况。

西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政治比较疏离，没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上的活跃性，包括一些曾经卷入政治体系中的人，如罗章龙等，在整个这一时期，政治上是沉默的。

第二，与国外交往较少，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曾经出国留学的经历，也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但和清华大学相比，西北联大的师生与国外的交流要弱多了，教授没有那么多出国进修的机会，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出国留学的机会，这使得他们的学问更多的是在本土自己摸索出来的。同时，也失去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并取得科研成就的机会。

第三，西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中国现代科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如徐诵明对中国现代病理学，张伯声对中国地质学，孔宪武对中国生物学，黄国璋对中国地理学，黄文弼对中国考古学，黎锦熙对语言文字学和方志学，李蒸对师范教育学，罗章龙对中国经济史，齐璧亭对家政学，等等。如今只要进入这一学科的研究，就绕不开他们所做出的奠基性的贡献。如果我们梳理中国每一个现代学科的知识形成史，就会发现，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的贡献也许可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相媲美，一个直观的原因是西北联大的学科设置要比西南联大多，而且偏重于实用科学领域。

第四，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对西北的现代化建设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长期留在了西北，对西北地区的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现代工业所起的作用也是奠基性的。

第五，西北联大的知识分子也担当起了基本的天理人伦责任。尽管这批知识分子与政治是疏离的，但是，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比如，徐诵明先生，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曾两次亲赴前线，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战争结束后，他又返回校园，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再比如，郁士元教授，在政府号召征兵时，投笔从戎，被授予少将军衔;等等。他们在民族、人民的大义面前，做出的个人选择，并没有什么党派背景。郁士元教授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掩护过胡乔木，那时他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只是出于一位兄长对邻家小弟的呵护。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中，又因胡乔木身陷囹圈，但他绝不落井下石，被关了7年，始终没有做出对胡乔木不利的供词，他对“文革”时复杂的上层政治关系也不甚了解，所尽的只是不能对朋友落井下石的基本道义。他们确实被卷入政治事件之中，但就他们本人来讲，他们不是在选择一种政治立场或某种政治利益，而仅仅是担当应该担当的人之为人的基本道义原则。

六、对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

我们对于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思路是这样的:

第一步，先初步整理出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平情况，对其主要活动和学术贡献有个初步的认识。首先是让这些已经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人浮出水面，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第二步，梳理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现代知识及实物形态的形成过程。比如，现代考古学、现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西北地区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过程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研究西北联大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内的贡献。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数十位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的生平小传，这些文章曾集中发表于2012年第二、三辑的《休闲读品·天下》杂志，现在承蒙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的支持和倡议，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汇编成本书。另外，刘基和丁虎生主编的《西北师大逸事》关于生物学家孔宪武的小传，未曾在《休闲读品·天下》杂志上发表过，但孔宪武先生对中国生物学有过重要的贡献，此次一并收入本文集中。

我们的研究仅是刚刚起步，存在着很多不足，也还有太多需要深入挖掘、探讨的地方，所以，诚恳地欢迎学界同仁提出批评意见。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起一种以知识为本位的评价体系，在这种评价体系的观照下，认真梳理构成中国现代文明生活基础的那些知识和物质。比如，教育和医院是怎样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哪些知识分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这种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反思现代文明生活的由来，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确立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有的正常的价值标准，就现代文明而言，在知识创造与传承上能做出杰出贡献，又能担当起基本的天理人伦的知识分子，才是最有价值的英雄。政治革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它解决不了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识创新、科学发明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知识分子群体按照知识本位的原则，才能解决。一百多年以来，受历史传统与现实压力的双重影响，中国的政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求知识分子群体提供“救世主”，这种要求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国家也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知识分子队伍本身也有了极大的增长，这种宏观历史条件允许我们回归知识本位，去理性地思考问题:社会能真正要求于知识分子的，不是救世主式的“英雄”或“巫师”，而是知识的创造与传承，是对最基本的天理人伦的担当。

李寻 主编， 《知识分子何谓——西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西北联大与现代文明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