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了八十年也没能删掉的那两条联合国宪章，到底写了什么

旧金山，1945年6月25日。

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他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台下坐着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他们刚刚在旧金山会议上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

这份文件里有两个条款，编号分别是第53条和第107条。

这两条的内容，放在今天读起来仍然带着浓烈的战后气息。它们明确写着一件事：如果二战中的“敌国”再次实施侵略政策，其他国家可以不经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行动。

这里的“敌国”，指的就是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轴心国。

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两条有什么问题。战争刚刚结束，几千万人死在战场上，欧洲和亚洲的城市还是一片废墟。战胜国需要一种机制，确保那些发动侵略的国家永远不会再站起来。

日本代表也在旧金山。他们签了字。

签字的含义很明确：日本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包括第53条和第107条。

这不是被迫的。这是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时自愿做出的承诺。1956年12月，日本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入会的前提之一，就是承认并接受宪章的所有条款。

敌国条款不是别人强加给日本的。是日本自己签了字、认了账的。

八十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和意大利成了欧盟的核心成员，日本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两德统一了。当年那些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界限，在现实层面早已模糊不清。

但法律文本还在那里。

第53条和第107条没有被删除。它们仍然安静地躺在《联合国宪章》里，像两块没有搬走的界碑。

日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就陆续在联合国场合提出过修改或删除敌国条款的诉求。1960年代，日本外务省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法律路径。但冷战期间，美苏对峙的大格局下，这个问题排不上议程。

冷战结束后，日本觉得机会来了。

199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的措辞很谨慎：承认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建议“适时”启动修改程序。

注意，是“建议适时启动”，不是“立即删除”。

这个决议的性质是什么？联大决议通常不具有强制法律效力。它表达的是会员国的政治意愿，不是法律命令。

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又通过了一份成果文件。文件里提到，各国领导人同意“删除”敌国条款。

但同样，这份文件的措辞是政治性的。它确立的是一个方针，不是一项已经生效的法律修改。

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什么程序？

宪章第108条写得非常清楚：修正案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并且必须得到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之后，还要经过各国按照本国宪法程序完成批准手续，才能正式生效。

这套程序的设计初衷，就是让宪章修改变得极其困难。尤其是五常一致原则，意味着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

到目前为止，针对敌国条款的正式修宪程序从未启动过。中俄两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反对删除。五常之间从未就此达成共识。

所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说的那些话，在法理上站不住脚。

他说1995年联大决议已经认定敌国条款“过时失效”。这不符合事实。联大决议只说“过时”，没说“失效”。“过时”是一个政治判断，“失效”是一个法律结论。两者之间隔着整个修宪程序。

他说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明确定下删除方针”。这也不准确。会议确定的是“删除的方针”，不是“删除的结果”。方针要落地，需要走完第108条的全套流程。这个流程走完了吗？没有。

茂木敏充还试图把中国拉进这个逻辑里。他说1995年和2005年的决议“均包含中国在内的多国共同支持”。

这个说法需要仔细拆解。中国当年确实参与了这两份文件的协商。但参与协商和同意删除是两回事。中国支持的是“适时研究”和“确立方针”，从来没有同意过“立即删除”或“已经删除”。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联大的立场一直很明确：敌国条款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实意义。在正式修宪程序完成之前，条款的法律效力依然存在。

日本政客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法律细节。

外务省有大批国际法专家，他们对《联合国宪章》的熟悉程度远超普通人。茂木敏充本人也是资深外交官出身。他不可能不知道联大决议和宪章修正之间的区别。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因为说给国内听，说给国际舆论听，比说给法律专家听更重要。

这就是日本这套组合拳的第一层逻辑：法理上做不到，舆论上先造势。

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她要求“立即删除”敌国条款。

9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行使答辩权，逐条驳斥了日方的说法。

9月2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继续加码，声称“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敌国条款针对日本”。

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电视节目中说，日本不该在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设置“禁忌”。

三天之内，三个人，三个不同场合，三套不同的话术。

但指向是同一个方向。

这套组合拳的第二层逻辑，藏在时间点的选择里。

9月29日是什么日子？1972年的这一天，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里，日本明确表示“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54年后的同一天，日本外相在记者会上说，任何国家都无权援引敌国条款针对日本。

这不是巧合。

选择这个日子，是要传递一个信号：日本不再接受1972年那份声明所确立的法理框架。那份声明的基础，是日本承认战争责任、接受战后秩序。茂木敏充的表态，等于在这个基础上凿了一个洞。

这套组合拳的第三层逻辑，是关于核武器的。

小泉进次郎说的“无禁忌讨论”，核心是两件事：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长期以来，“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是日本国策的基石。

但这条基石正在被慢慢撬动。

2025年7月，小泉进次郎就公开说过，日本不得不正视和探讨核武器相关议题。9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上说，核潜艇研发部署“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9日，他把话讲得更直白：不该设置任何禁忌。

这不是一时失言，而是一步步的试探。

日本国内对此并非没有反对声音。2025年7月，多个市民团体联合发布声明，指出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核能仅用于和平用途。引进核潜艇、讨论拥核，违背了这部法律的核心原则。

美国的态度则暧昧得多。有美国海军官员公开表示，日本拥有成熟的核电技术，与核潜艇技术存在共通之处，对日本研发核潜艇持“包容态度”。

这种包容，等于变相松绑。

日本的核电技术确实先进。它拥有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包括铀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能力。从技术上讲，日本距离拥有核武器并不遥远。这是国际核不扩散领域一个公开的秘密。

所以小泉进次郎的“无禁忌讨论”，不只是嘴上说说。它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基础。

日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集中发力？

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2025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之一。

在这个年份，日本政坛却选择反向操作。首相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外相在邦交正常化纪念日摊牌，防卫大臣公开讨论拥核。

这不是纪念历史，这是挑战历史。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近年持续在琉球扩建导弹基地、增设军事避难设施，蓄意将琉球打造成前沿军事阵地。这本身就威胁东亚安全格局，恰恰印证了敌国条款存在的必要性。

日本国内媒体也承认现实。《东京新闻》援引分析说，单纯为删除敌国条款推动宪章修订，现实中几乎没有落地可能。《产经新闻》也不得不承认，在中俄明确反对的前提下，修宪之路阻碍重重。

明知做不到，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短期目标不是修宪成功，而是持续试探、反复炒作，逐步麻痹国际社会的警惕性。

这是一场关于底线的博弈。

每一次发言，每一次表态，都是在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如果反应温和，下一次就可以更激进。如果反应强烈，就退一步，换一个角度再来。

这种“切香肠”式的策略，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

但日本这次选择的目标太敏感了。

敌国条款不是普通的法律条文。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否定它的效力，等于否定整个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基础。

日本自己的国际身份，就建立在这个秩序之上。它是联合国会员国，它的和平宪法是在占领时期制定的，它的安全保障依赖美日同盟，而美日同盟的框架又是战后秩序的一部分。

否定敌国条款，等于在刨自己脚下的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9月30日的表态，点出了这个逻辑：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恪守“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原则，是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没有任何谈判、妥协、变通的余地。

这是法理层面的硬约束。

中国的回应分两个层面。在联合国，孙磊的答辩从法理上拆解了日方的说辞。在外交部，郭嘉昆从政策上划出了红线。

两次回应都很强硬，但方式不同。联大答辩是对国际社会的说明，外交部表态是对日方的直接警告。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是让日方的试探暴露在聚光灯下。

日本想做的，是在国际舆论中制造一种“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的氛围。中国的回应，是把话题拉回到法理和事实上：条款还没删，修宪程序还没启动，日本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这是一场关于叙事权的争夺。

日本想把“删除敌国条款”包装成“日本已经是正常国家”的自然诉求。中国想把话题拉回到“日本是否真正反省了侵略历史”这个根本问题上。

两边的叙事框架完全不同。

日本的叙事是：时间过去了八十年，世界变了，条款过时了，日本是和平国家，应该被平等对待。

中国的叙事是：条款是日本自己签字的，是战后秩序的一部分。日本要删除它，先要证明自己真正和军国主义切割了。但从日本近年的表现看，这个前提并不成立。

这两种叙事，哪一种更有说服力？

在国际法层面，中国的立场更扎实。因为法律条文还在，修宪程序还没走完。日本的说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但在国际舆论层面，情况更复杂。很多国家可能觉得，八十年过去了，日本确实变了，条款留着也没什么用。

这正是日本想要的效果。它不需要立刻删除条款，它只需要让足够多的国家觉得“删了也无妨”，就可以慢慢消解条款的约束力。

这是一种长期的、缓慢的侵蚀策略。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日本某一次发言，而是这套策略的累积效应。

如果国际社会习惯了日本要求删除敌国条款，习惯了日本讨论拥核，习惯了日本突破各种禁忌，那么有一天，当日本真的做出实质性突破时，反对的声音可能已经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底线就是这样一步步退让的。

中国在联大和外交部的两次回应，就是在阻止这种退让。

孙磊的答辩，把问题拉回到法理层面：条款还在，程序没走完，日本的说法没有依据。

郭嘉昆的表态，把问题拉回到政策层面：无核三原则是国际法义务，没有变通余地。

两次回应都在说同一件事：有些底线不能退，有些规则不能碰。

日本政客可能觉得，时间站在他们那边。再过十年、二十年，当年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国际社会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删除敌国条款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

但他们忘了一件事：法律文本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自动失效。它只会因为正式程序而被修改。在程序走完之前，它一直在那里。

那两条躺在《联合国宪章》里的文字，从1945年到现在，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全球化、逆全球化，一直没有被删掉。

不是没人想删，是删不掉。

日本想了八十年，试了各种办法，找过各种时机，但第108条那道门槛，始终跨不过去。

五常一致原则，就是那把锁。

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不同意，修宪就无从谈起。中俄两国已经明确表态反对。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敌国条款不会被删除。

日本政客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追求立刻删除，他们追求的是让国际社会淡忘、让条款名存实亡。

这是一场关于记忆的战争。

日本想让世界忘记，中国想让世界记住。

记忆与遗忘之间，就是这场博弈的真正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