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浙江带过四个朝鲜女工，她们的故事，一半是工作，一半是生活

前年开春，我刚上班就被车间主任老赵叫进办公室，同去的还有几个组长。他说上面下了通知，过两个月有一批朝鲜女工要分到厂里，让我们提前把宿舍收拾出来。

我在厂里干了快六年，从流水线车工做到三组组长，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打工妹都带过，朝鲜来的还是头一回听说。厂里常年缺缝纫工，年轻人嫌累嫌钱少不愿意干，老板隔三差五抱怨招不到人，所以对我们来说，能来十二个人，就是多十二双手。

老赵只多交代了一句：人家是来干活的，也是来学习的，都给我客气点。四月下旬那天早上，大巴停在厂区大门口，先下来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胸前别着纪念像章，后来知道是她们的领队。

女工们跟在后面，清一色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四处打量，拎着差不多的帆布包，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像一群被风吹过来的蒲公英。我站在车间二楼窗户往下看，心想都是些很年轻的脸。

分到我们三组的是四个姑娘。领队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介绍，说她们都会些汉语，基本交流没问题。我让她们挨个自我介绍。第一个叫金英玉，二十二岁，个子不高，脸圆圆的，低头说请多关照的时候，两只手不自觉地搅在一起。

第二个叫李春姬，年纪稍大，汉语说得比其他几个好，后来才知道她在家乡做过导游。第三个朴顺子才十九岁，眼睛很大，好奇地东张西望，被李春姬轻轻拉了一下袖子才站好。最后是崔银珠，不怎么说话，只点了点头，嘴角一直抿着，像揣着什么心事。

我带她们去厂区后面那排老平房，八个人一间的上下铺，公共厕所在走廊尽头。我推开其中一间的门，说你们四个住这儿，床铺自己选。

金英玉第一个走进去，站在床边摸了摸蓝白格子的床单，又看了看窗台上我头天特意放的绿萝，忽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用生硬的汉语说：谢谢，很好。

那个“很好”说得特别认真，像是怕我不信似的。我说缺什么就到车间找我，然后退了出来。门合上之前，我听见里面有人小声用朝鲜语交谈，听不出是紧张还是高兴。

头一个星期，机器就把人分出了样子。我们厂大半是老式脚踏缝纫机，老工人都说这种控制得稳，可朝鲜姑娘们没怎么用过。

金英玉第一天踩踏板就把针崩断了，脸一下子白了，僵在机位前一动不敢动。我过去帮她换好针，又坐下来踩了几圈给她们看：踏板踩重了就窜线断针，要拿脚后跟找感觉，把它当刹车，别当油门。

她小声说了句对不起，又说了句谢谢。那天之后她天天最早到，一个人闷头练，下针的手一周就稳了。

朴顺子错的是活。有回她把袖子的前后片缝反，整批要拆了重做，我还没开口，她自己先红了眼眶，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一边哭一边用朝鲜语念叨。

李春姬过来搂着她肩膀说了几句，她才止住，坐回去一根一根拆线。我拿粉笔在前后片上画了记号给她，第二天她把返工的活交上来，针脚对得整整齐齐。

李春姬学得最快，午休别人歇着，她一个人坐在机位前练，手指被扎了好几下也不吭声，我路过就停下指点两句，她听得很认真，听完点头说明白了。

崔银珠的活又细又快，就是不合群，休息时别人扎堆聊天，她坐在角落拿个小本子写写画画，密密麻麻的朝鲜文旁边配着简单的图。

我有回瞥过一眼，没看懂是记什么，也没问。那个月底，四个人都能独立做完基础工序了。我心里大概有了数：金英玉要多示范，朴顺子要多给一句宽慰，李春姬那里过话最省事，而崔银珠——不该问的，就别问。

五月里赶了一批急活，连加三天班，第四天晚上交货，老板破例让食堂加了两个菜，还搬来几箱啤酒。朝鲜姑娘们坐在靠墙那桌，面前的啤酒杯满着，没人动。

李春姬端着一杯白开水过来敬我，说这几天辛苦组长了。我让她坐下，问她来了一个多月还习惯吗。她说比想象中好，宿舍有热水，食堂能吃饱，已经很好了。

我问，想家吗。她的眼神暗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想。但是能出来工作，家里人都为我高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你们挣的钱，自己能留着吗？

她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寄回家，自己留一点零花。这里吃住不用花钱，零花也用不了多少。我没再往下问。

她说的是她们几个的账，我也只当几个人的事来听。有些事，人家愿意说到哪一层，你就听到哪一层。

五月底一个傍晚，我下班去小卖部买洗衣粉，路过那排平房，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笑声，跟车间里那股安静完全两样。门虚掩着，我放慢脚步，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四个姑娘围坐在床边，中间一台小录音机放着朝鲜语的歌，旋律很欢快。

金英玉和朴顺子手拉着手在窄小的空地上转圈，动作简单，跳得却特别投入；李春姬坐在床沿拍手打拍子；崔银珠靠着墙也在笑，嘴角弯弯的，眼睛里像有光。

我在门外站了一小会儿，悄悄走了。她们跟我们没什么两样，都是离家在外的人，都需要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

六月里出了件事。那天早上我刚到车间，李春姬就急匆匆地过来，脸色很不好：组长，崔银珠昨晚哭了一夜，今天早上没起来，发烧了。

我赶到宿舍，她躺在下铺，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睫毛上还挂着泪痕，我一摸额头，烫得吓人。我问怎么回事，李春姬欲言又止，最后说，她家里来信了，妈妈病了，挺严重的。

想回去——这三个字她没说出口，但我明白了。出国打工的人，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

我先领她去了厂医务室，医生说是感冒加情绪激动引起的发烧，打了针，开了药，嘱咐好好休息。我让李春姬留下照顾，其他人先去上班。

中午我端着食堂打的粥过去，崔银珠已经醒了，靠在床头，李春姬正拿湿毛巾给她擦脸。看见我进来，她的眼泪一下子又涌出来，一串朝鲜语说得很快。

李春姬翻译：她说谢谢组长，给大家添麻烦了。我把粥放在床边小桌上，说别想太多，先把身体养好，家里的事等好了再说。她喝了两口，忽然抬起头，用很慢的中文说：组长，我妈妈一个人在家。

我爸爸去世了，弟弟在部队服役，我不能回去。她说得很平静，可那种平静比哭更让人难受。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手很凉，指尖有常年干活磨出的茧。我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厂里不会不管你。

下午我去找老板，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他是温州人，平时抠得很，这回倒没含糊，说可以让崔银珠往家里打电话，电话费厂里出，又特批了五百块钱让我转交，算是厂里的慰问金。

钱送到的时候她手抖得更厉害，非要给我鞠躬，被我一把扶住：好好养病，好好干活，别整这些虚的。她破涕为笑，用刚跟本地工友学会的话说：晓得了。

电话是第二天在厂部打的，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走开了，里面的朝鲜语我一个字听不懂，也没站着听的意思。

病好之后，崔银珠像是把那扇门打开了一条缝。话还是不多，但开始跟工友学中文，休息时帮大家倒水、收拾台面，偶尔兴之所至唱一段朝鲜歌，嗓子清亮亮的。

又过了些日子，朴顺子跑来跟我说，崔银珠的妈妈好多了，弟弟也从部队请了假回家照顾。我点点头，没多问，心里松了口气。

转眼入秋，厂里接了批外贸订单，活多得排不开。是李春姬代表她们四个来找我的：组长，我们想多干点，厂里效益好，我们也能多挣点。

我笑着说你们倒是会算账。她低下头：不是，厂里对我们好，我们也应该对厂里好。那半个月，全组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金英玉手指磨出血泡，缠上胶布接着踩；朴顺子困了就去水龙头底下冲把脸；崔银珠照旧不声不响，产量一点不比别人少。

交货那天算了账，四个人做的活已经不用我一件件复查，跟组里其他人一样，是能顶上去的熟手了。

十一月，第一批合同到期了。厂里定下来，我们组的金英玉、朴顺子、崔银珠按安排回国，李春姬续签留下。欢送会摆在食堂，菜比平时丰盛，老板破天荒没提干活的事，只端着杯子谢了大家。

姑娘们换上自己带来的民族服装，裙摆宽大，颜色鲜艳，唱了一段阿里郎，又跳了扇子舞，底下掌声响成一片。

金英玉跳完舞下来，脸红扑扑地坐到我旁边：组长，我要回去了。我说，回去好好过日子。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打开一看，是一小块刺绣，白底上绣着一朵粉色的花，针脚细得看不出起落。她说，自己绣的，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我说你这手艺，回去开个绣房都够了。

她摇头：回去要进工厂，国家分配的。我想再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最后只拍了拍她的手背。

朴顺子过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抱着我的胳膊说：组长，我会想你的。我给她擦了擦眼泪：回去好好学中文，以后说不定还能再来。

她使劲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的中文歪歪扭扭：谢谢组长，谢谢工厂，我会记住这里的一切。

崔银珠是最后一个过来的。她在我面前站定，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时眼睛亮晶晶的：组长，你那天说，厂里不会不管我。

我记住了。请你，也记得我。我握住她的手：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她点头，轻轻应了一声。

第二天一早，大巴来接人。我和李春姬站在厂门口，看着她们一个个上车。金英玉隔着车窗冲我挥手，朴顺子趴在玻璃上做鬼脸，崔银珠坐在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嘴角带着笑。

车开走时扬起一阵土，我站在老槐树底下，心里空了一块。李春姬在旁边轻轻说：他们会回来的。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车已经拐过厂区那道墙了。

开春后厂里又进了一批新人，李春姬当上了她们的小组长，帮着翻译，帮着教机器，像我当初带她们那样。

半年后，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贴着朝鲜邮票，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页信纸。照片上金英玉、朴顺子、崔银珠穿着工作服站在一个厂门口，身后是一群新同事，每个人都笑着，阳光很好。

信是李春姬翻译的：三个人分到了平壤一家服装厂，金英玉当了技术骨干，朴顺子因为汉语好被调去了外贸部门，崔银珠的妈妈身体已经好了。信的末尾写着一句：请告诉组长，我们过得很好，谢谢她。

我把照片贴在车间公告栏上，旁边写了几个字：我们的朝鲜姐妹。工人们路过都会看一眼，有人认出来就说，哎，这不是那个谁吗，瘦了，不过看着挺精神。

周明远凑在跟前看了半天：姐，你说她们还会再来吗？我想了想：谁知道呢。不过不管来不来，她们现在过得好，这是信上写着的。他撇撇嘴：你这话跟没说一样。我笑了笑，没理他。

那块刺绣，我后来装进一个小相框，摆在办公桌上。新来的工人问起，我就说，以前一个朝鲜姑娘送的，他们哦一声，不再多问。信只有一封，照片只有一张，往后的路隔着国境线，我保证不了什么，也不去猜。

可那半年是真的：她们平安，手艺立住了，崔银珠的母亲好了，这几件事白纸黑字写在信上。那朵粉色的花在相框里开着，是这段一起干活、互相照应、又按期分别的日子留下的东西。这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