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谈判的最后窗口：中国亟需一场“科技外交”｜地缘科技「平」论 x 黄平

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地缘科技

vol. 29 no.29

「平」论

2026/10/08

October

“我们能为对方留出多大的空间，来换取我们自己更长远的全球化空间”。

第29期

总第29期

就在今天，10月8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抵达北京，与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按欧方此前设定的时间表，这是检验双方能否从持续数月的技术磋商走向具体成果的关键节点。未来两天，双方还将围绕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板块展开密集磋商。

谈判桌还没摆好，工具已经先摆了出来。欧方此前公开要求中方“在10月初之前采取初步行动”，谢夫乔维奇自己也坦言，单次访华无法解决全部问题。而就在他登机之前，由法国、德国推动的一项新贸易工具草案被媒体披露，只要某类中国商品占欧盟进口总量超过40%，就可能自动触发加征关税，半导体、关键原材料、稀土都在关注范围之内。一边谈，一边把“大棒”摆上桌面，这就是本轮谈判的真实氛围。

中欧经贸谈判其实已经走了很长的路。2020年12月30日，历时7年35轮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宣布完成谈判，当时被誉为“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历史性协定；但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表决冻结了协定的批准程序，此后五年多，协定再无进展。直到今年6月29日，双方才在布鲁塞尔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并约定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也就是说，双方用了五年多时间，才从一份被冻结的协定，重新谈回到一张谈判桌边。

正因如此，这次谈判的分量，远比一场普通的经贸磋商更重。

2026年9月，冯德莱恩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一个“临界点”，导致“欧洲工业核心地带的去工业化”（图源：纽约时报）

01

中欧谈判的重要性

和机会窗口

这不只是中欧两家的事

中欧谈判从来不只是中欧双方的事。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欧在贸易规则、产业补贴、出口管制等议题上的任何安排，都会对更广泛的全球经贸秩序产生外溢效应。

这种外溢效应在当下尤为明显。中美之间，5月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元首国事访问期间又确认了“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尽管完整清单、降税幅度和生效时间尚未公布，但机制化的轨道已经铺就。美欧之间，则在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后，围绕数字税、药价、谷歌罚款等议题持续摩擦，争端的边界不断外扩。

在这个背景下，中欧谈判的处理方式会直接影响中美、美欧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走向。对中国而言，它更是一次检验：能否在美方主导的规则框架之外，与主要经济体建立起另一套可运行的经贸协商范式。

机会窗口很小，

而且不是中国争取来的

中欧投资协定从完成谈判到今天已经五年多。那个窗口一旦错过，只能从头再来。

更值得清醒认识的是，今天这个谈判窗口，很大程度上不是中欧关系内在改善的结果，而是外部压力倒逼出来的。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欧盟加征20%；7月又威胁自8月1日起对欧盟输美商品加征30%关税，欧盟委员会随后火速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

换句话说，欧洲需要跟中国谈，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美国那里受了伤，需要一个对冲。这种动机是真实的，但也是脆弱的：一旦美国压力缓解，欧洲转向中国的动力也会随之减弱。

这可能是“最后的谈判”，

机会成本极高

正因如此，这次谈判带有某种“最后一次”的性质。

如果这次谈判依然无法在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最坏的结果不是中欧关系破裂，而是双方陷入一个“永远谈不完、但也永远不会彻底翻脸”的僵局。而“欧版301”式工具一旦走完立法程序，欧盟对华贸易措施将从个案调查变为自动触发，谈判空间将被制度性压缩。留给谈判的时间，其实不完全由谈判双方决定。

对一个需要稳定外部环境的中国来说，这种僵局的成本被严重低估了：它意味着中国企业长期面对一个规则不确定的欧洲市场，意味着中欧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空间持续收窄，更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过程中的话语权缓慢流失。错过这次窗口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在谈判桌上做出一些技术性让步。

窗口是否真实存在，可以追踪三个指标：本轮磋商能否签署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协议；“欧版301”草案能否搁置；第三次部长级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并产出具体成果清单。

2021年，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决议 “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图源：美国之音）

02

关键问题：所谓“产能过剩”

与经贸平衡

中方立场有理有据，

但讲道理化解不了焦虑

关于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中方已经给出了系统的回应。7月2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围绕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四对关系逐条拆解，明确指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而非补贴。

从道理和法理上看，这份回应站得住。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出口1996亿欧元，进口5594亿欧元，逆差约3600亿欧元，这个规模背后是全球分工格局，不是补贴所能解释的。欧盟2024年10月30日起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大部分企业税率20.7%；但2025年4月，欧方又同意立即重启价格承诺谈判，探讨以最低进口价格机制替代关税。这至少说明，欧方自己也认识到，关税解决不了问题。

这不是产能过剩，

而是稀缺性崩塌

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道理在我们这边”这个层面，就永远无法理解对方的焦虑从何而来。

关键要看到：这不是传统意义上钢铁、水泥式的低端产能过剩，而是高科技产能的“过剩”。无论是欧洲最在意的汽车行业，还是美国最在意的AI领域，中国展现出的产能优势触碰的都不是普通商业利益，而是西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赖以运转的根基，稀缺性。

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技术领先者掌握稀缺产品和生产能力之上：因为技术稀缺，所以有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所以能支撑高福利、高工资和高研发投入；因为这套循环，西方社会才得以维持内部的政治稳定。

中国高科技产能的崛起，本质上是对这种稀缺性的系统性颠覆。本专栏分析过，中国AI以极低价格进入美国市场，其冲击同样不是商业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这不是反补贴关税或价格承诺谈判能够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冲突：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西方稀缺资本主义如何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存的问题。这不仅是中欧的问题，也是中美，以及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中国自己手里

道理确实在我们这边，但换一个视角看，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如果中国的科技发展以西方的全面衰落为前提，这种发展大概率会遭到反噬：不是来自政府部门的贸易救济措施，而是来自西方社会的政治反弹，右翼民粹崛起、反华势力壮大、技术脱钩加速、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品系统性关门。这种反噬的代价，最终可能远超中国在短期产能扩张中获得的收益。

因此，中国需要跳出自身的视角，用全球的格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中国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道理对不对”，而是“我们能为对方留出多大的空间，来换取我们自己更长远的全球化空间”。本专栏第25期谈中美AI谈判时提出过“三退三进”，其逻辑在经贸领域同样成立：以退为进不是示弱，而是用可控的让步换取规则层面的长期稳定。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中国这一侧主动求解，就永远无解，因为对方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它。

2025年7月，中国在白兰地问题上让步，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征收最高34.9%的反倾销税，但34家欧盟企业只要执行价格承诺、满足承诺条件，就不会被征收反倾销税（图源：法新社）

03

中国需要自己的科技外交

科技已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

需要被重新定位

既然科技已经在众多领域成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有必要重新审视科技在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核心工具箱是经贸和援助；科技更多被视为“国内发展议题”，而非“外交工具”。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无人机、AI大模型、通信设备等领域同时具备技术与产能优势，这些议题已经深度嵌入中欧、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议程。经贸谈判背后谈的，本质上都是科技产能问题。科技不能再被当作外事工作的配角，而应成为大国外交的主战场之一。

技术领先国，

从来都把科技当外交工具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会发现，掌握技术领先优势的国家，从来没有把技术仅仅当作商品，而是始终把它当作外交工具来使用。

英国是最早的样板。18世纪，为了维护工业优势，英国把纺织机器列入禁止出口清单，并以法令限制技术工匠出境。一位名叫塞缪尔·斯莱特的工匠凭记忆把纺纱技术带到美国，在英国被斥为“叛徒”，在美国却成为“工业革命之父”。这是最早的“出口管制”实践，也是英国维持近百年工业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

美国则把这套工具用到了极致。从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后来的瓦森纳协定，再到近年对华为的芯片出口管制，美国一直非常清楚：管控技术扩散，比卖技术赚到的钱更重要。技术牌什么时候打、打给谁、打多深，取决于整体外交战略，而非短期商业利益。

但必须看到，英美是守成国家的防御性技术外交，核心动作是封锁，中国是后发赶超者，不能照抄。更贴切的先例是日本。1981年，面对美国对日本汽车的贸易怒火，日本接受“自愿出口限制”，把对美整车出口限制在每年168万辆，与此同时，本田、丰田、日产先后赴美建厂，把产能变成美国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一场足以撕裂同盟的贸易摩擦，就此被产能的灵活性化解。防御者用封锁保住优势，进取者用开放赢得空间。

科技外交的核心工具，

是产能的灵活性

科技外交的核心工具，不是单纯的技术合作，而是产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这意味着中国在对外经贸与科技交往中，需要从“我能生产多少”转向“我如何调配我的产能”，在价格承诺、最低进口价格、本地化投资、合资合作、技术授权、本地建厂、供应链嵌套等不同形式之间灵活切换，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设计差异化安排，而非简单以“出口成品”一种方式推进。

这种灵活性不是纸面设想。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和西班牙建厂，比亚迪落子匈牙利，奇瑞在西班牙合资复产，零跑与斯特兰蒂斯成立合资公司反向进入欧洲，把产能转化为当地就业、当地税收、当地产业链的实践，已经在发生。科技外交要做的，是把企业的分散行为升级为国家的战略安排：在对方最敏感的领域主动留出空间，用有序、可控的产能投放，换取规则层面的稳定和政治层面的缓冲，让对方企业的利益与中国产能形成绑定，而非对立。

产能的灵活投放是“给”，科技外交还有“收”的另一只手。本轮磋商四个板块中，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已取得积极成果，这是联合声明中少数已有进展的领域。中国手中的供应链主动权，同样是可以谈判、可以交换的战略资产。“给”的艺术与“收”的艺术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科技外交工具箱。

这不是让步，而是战略选择。科技产能的灵活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外交语言，它传递的不是“我要占领你的市场”，而是“我愿与你共同发展”。这种语言，比任何道理陈述都更有效。

去年慕尼黑一个展会上的比亚迪汽车。欧洲对华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进口在过去几年有着明显的增长（图源：纽约时报）

04

Conclusion

回到这次中欧谈判：我们同样应该把经贸平衡和所谓“产能过剩”问题，放进科技外交的框架下去理解和处理。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需要讨价还价的经贸谈判，而是一次检验：中国能否把自身的科技产能优势，转化为一种可以被世界接受，让自己持续受益的对外关系形式。稀缺性崩塌的焦虑不会消失，今天出现在欧洲，明天会出现在美国，后天会出现在所有与中国发生技术竞争的经济体面前。

科技外交，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不是用它证明我们有理，而是用它让合作变得对双方都难以拒绝。

这需要的不是一次谈判的技巧，而是一个大国的格局。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Kimi K3：月之暗面公司开发的新一代旗舰生成式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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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钟 天‍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