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郭沫若初见33岁毛泽东，事后回忆称其状貌似妇人好女性！

1926年春，广州，郭沫若登门拜访林伯渠时，第一次见到了33岁的毛泽东。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那次会面的细节：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短发分向两鬓，面容清秀，说话声音不高，湖南口音又轻又缓。

郭沫若原以为，投身革命的人大多气势逼人，没想到毛泽东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十分安静。他在回忆文章中借用司马迁形容张良的话，说毛泽东“状貌如妇人好女”。这句话并非取笑，而是强调对方外表儒雅，与沉着深厚的内在形成反差。

那次交谈并不算顺利。郭沫若听不惯湖南口音，只能辨认出零星几句。直到谈话结束，他才弄清楚，毛泽东关心的重点，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如何让更多农民真正参与到革命中来。

有意思的是，两人关系的推进，并不是靠一场长谈完成的。几天后，毛泽东亲自到郭沫若住处，请他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毛泽东开门见山：“鼎堂先生，想请你给学员讲讲文学和革命。”

郭沫若没有推辞。

当时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聚集着来自各地的青年。毛泽东讲农民问题，语言明白，少有空泛说教；郭沫若谈文学，则强调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书斋里议论，也应当了解社会底层的真实处境。一个重在组织和实践，一个重在文化与思想，彼此的分工很快显现出来。

这段合作还有一层特殊背景。北伐即将展开，广州既是军事行动的重要后方，也是政治宣传和人才集中的地方。郭沫若凭借《女神》成名，在青年知识界拥有影响力；毛泽东则开始把注意力更多放到农民和乡村社会。两人的相识，恰好连接了文化界与农民运动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长，毛泽东则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和政治宣传。此后局势骤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武汉方面也公开“分共”，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迫害。

在武汉分别时，两人都明白，原有的合作环境已经无法维持。郭沫若曾感叹：“润之，此后不知何时再见。”毛泽东没有作过多解释，只说：“革命不会因一时挫折而停止。”这场分别，持续了整整19年。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后，因局势恶化转赴上海，后来流亡日本。毛泽东则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经过转战，逐步走上井冈山。两人的道路从此分开，一个在海外和文化战线上坚持，一个在农村根据地探索革命道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离开日本回国。回到重庆后，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借助公开身份开展抗日文化活动。戏剧《屈原》《虎符》《高渐离》相继问世，借历史人物表达民族危亡中的选择，演出时常引发强烈反响。

毛泽东身在延安，却一直关注郭沫若的创作。1939年郭沫若父亲去世，毛泽东曾写挽联称其为“文坛宗匠”；1943年读到《虎符》后，又致信表示赞许。这些文字不只是对文学成就的评价，也说明毛泽东看重郭沫若在抗日文化战线上的实际作用。

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文章以明朝灭亡为切入口，分析统治集团腐败、内部争斗和民心离散等问题，矛头并不止于某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将文章印发，要求党员干部阅读，目的在于借历史教训警惕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两人在阔别19年后重新见面。此时的郭沫若已经53岁，毛泽东也52岁，早年的清秀与锋芒之外，多了长期斗争留下的沉稳。郭沫若发现毛泽东的怀表出了问题，便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后来手表多次维修，毛泽东仍一直保留着。

重庆期间，《沁园春·雪》引起广泛议论。有人借题发挥，指责词中含有帝王意识，郭沫若随即撰文反驳，并作和词赞其气度。文学上的回应，背后也是政治立场的公开表达，两人之间的信任由此更加牢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交往更多体现在诗词和学术讨论中。1959年毛泽东写成《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曾请郭沫若帮助推敲。郭沫若提出修改意见，并不一味称颂；毛泽东也认真斟酌。这种关系，既有友谊，也有对文字的共同严谨。

1961年，郭沫若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作诗，毛泽东认为把唐僧简单视为某种现实人物并不妥当，便写下和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郭沫若随后再和一首。两首诗的往来，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人物、区分矛盾和判断现实问题。

1963年，郭沫若发表《满江红·领袖颂》，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相和，其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广为传诵。到了1973年，毛泽东读到郭沫若关于秦汉历史的文章，又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看法。相交半个世纪，能以诗相劝，也能保留分歧，这一点颇为难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郭沫若写诗悼念。此时的郭沫若已84岁，身体状况很差。1977年病重期间，家人问他还需要什么，他只提出要一本《毛泽东诗词》。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那本诗集，伴随他走完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