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赋予欧委会快速启动处置的权力。一旦认定第三国存在严重且系统性的市场扭曲，欧盟可以立刻切断该国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的资格。欧洲媒体和政界解读时，直接将这套机制称作针对中国的市场断电开关。
这已经超出普通的关税争端。此前欧盟针对外部商品开展调查，主要以反倾销、反补贴为由，最终征收附加关税。而法德如今推动的这套制度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试图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整个产业门类乃至宏观经济政策层面。
只要欧盟认定对方存在“系统性扭曲”，欧盟行政部门就可以绕开传统程序，直接对一国特定产业关闭市场大门。欧盟的贸易手段，也从加征关税转向直接剥夺市场准入资格。
更为激进的是它的决策机制。按照欧盟现行合格多数表决原则，一项重大贸易限制措施一般至少需要55%成员国同意，且这些成员国代表欧盟65%以上的总人口。马克龙和默茨却提议，新贸易工具采用反向合格多数机制。也就是说，欧委会一旦提出针对域外国家的市场封锁方案，方案自动生效；想要阻止它实施，则需要成员国集结足够多数予以否决。
法德推动的并不只有这一项严苛新规。两国还督促欧委会加大贸易救济调查力度，要求行政机构更多自主立案，不必等待企业或行业协会提交申诉。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周期进一步缩短，调查范围从终端产品延伸至全产业链。
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德法两国领导人当下特殊的政治处境。默茨近期接连在州选举中受挫；马克龙明年即将任期届满，执政已经进入倒计时，默茨自身承受的政治压力也持续走高。早些时候，马克龙时常提及“欧洲战略自主”，主张欧洲不要盲从美国霸权。可临近卸任，他的姿态大变，近乎放任式出牌，颇有“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意味。他并不顾及欧洲将要付出的长期代价，一心希望在下台前确立自己的政治遗产。
默茨的情况同样如此。德国依靠机械、化工产业在全球贸易当中获益良多，也十分清楚本国产业链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此前德国在对华经贸限制方面态度相对审慎。但随着德国本土工业持续走弱，支柱企业的经营压力传导到政坛，对默茨政府而言，最简单的脱困思路，就是把国内的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
早些年，中国制造业尚处于追赶阶段的时候，欧洲政界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等到中国企业实现反超之后，欧洲又将其定性为“不公平的市场扭曲”。这是十分典型的双重标准：欧洲占据优势，就是良性竞争；一旦欧洲落后，就指责对方破坏规则。
欧洲政客把本土企业的困境归罪于中国根本站不住脚。欧盟委员会自身的宏观经济报告就有相关记录：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廉价能源体系瓦解，天然气、电力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化工与重工企业首当其冲。就连马克龙本人近期讲话当中也承认这一点。
除此之外，欧洲自身监管流程繁琐，科研成果商业化转化缓慢，数字经济整体落后，单一市场内部依旧存在割裂，资本投入产出效率随之下滑。这些问题根源都来自欧洲自身的政策选择。中国既没有迫使欧洲切断能源退路，也没有迫使企业承担沉重的合规成本。单纯把价廉物美的外部产品挡在门外，并不能扭转德法经济下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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