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神户，粟裕率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老人赶到会面地点，站在警卫人员身边，反复说明自己曾是粟裕部下。警卫一时难以核实，老人却坚持要见“老师长”。
粟裕听到这个称呼，起初也感到意外。他长期带兵，麾下将士众多，况且这位老人操着日语，身份更显特殊。直到对方报出姓名，粟裕才从记忆深处想起，几十年前那段发生在苏中根据地的往事。
老人名叫山田英一，早年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进入炮兵学校学习，后来被派往中国东北。侵华战争爆发后，他随部队辗转多地，参与过对中国军民的伤害。那时的山田，是侵略军中的一名炮兵军官。
改变发生在1940年初。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在战场上打击日军，也十分重视政治争取。根据地军民通过散发传单、喊话、广播等方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真相，说明中国军队如何对待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
山田英一接触到这些宣传材料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曾亲眼见到战争给中国百姓带来的灾难，也清楚日本士兵被灌输的许多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与其继续替侵略战争效力，不如离开原来的队伍。
于是，他同几名有相同想法的日本士兵脱离日军，前往新四军控制的地区。一路上，他们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对新四军来说，主动前来的日本军人既可能是真心悔悟，也可能存在伪装，谨慎是必不可少的。
山田到达粟裕所在部队后，官兵们对他保持警惕。粟裕没有只看他的国籍，而是详细询问经历、所学和来意。当得知山田受过正规炮兵训练，熟悉火炮性能与射击方法，粟裕决定把这项本领用到抗日事业中。
“你愿意留下来吗？”
“愿意，只要是打击侵略者，我愿意尽力。”
经过考察，山田被安排担任炮兵教员，并参与部队炮兵训练。相关回忆材料中，也有将其称作炮兵营长的说法。无论具体职务如何变化，可以确定的是，他很快成为新四军炮兵建设中的一名特殊成员。
这段经历对山田的冲击很大。传单上写着优待俘虏、区别对待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到了根据地以后，他发现这些并非空话。新四军对他的生活给予照顾，也要求他接受教育、遵守纪律。身份变了，肩上的责任也随之改变。
有意思的是，山田并没有因为离开原部队就失去作用。相反，他掌握的炮兵知识在当时十分难得。新四军武器来源复杂，既有缴获，也有修造，如何测距、瞄准、校射，都需要专业训练。山田便把过去学到的技术拆开讲解，手把手教给中国士兵。
后来，他被调往其他部队继续担任炮兵教员。许多受过他训练的战士，逐渐成为部队中的炮兵骨干。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教学没有完整教材，山田只能结合实物讲授，甚至利用战斗间隙纠正操作动作。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山田培养的部分炮兵参加了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对手，更需要尽快掌握缴获火炮和各类炮械的使用方法。山田及其学生参与相关训练，为部队提高炮兵作战能力提供了帮助。
1953年朝鲜停战后，山田在中国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离开故乡多年，他始终牵挂日本的亲人。1958年前后，中日民间往来逐渐增加，他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家中情况，便提出返回日本的请求。组织上为他办理相关手续，并出具介绍信，山田这才离开长期生活的部队。
回国后的山田过着普通生活，但对粟裕始终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并不是回到日本，而是当年第一次走进新四军驻地时，粟裕没有把他简单视作敌军俘虏，而是看到了他的专业能力和悔悟之心。
1979年，得知粟裕访问日本，山田立即动身寻找代表团。代表团离开东京后，他又赶往大阪；得知行程转到名古屋，他继续追赶。几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而言并不轻松，但这场迟到了近四十年的见面，他不愿错过。
两人在神户相见时，山田快步上前，问道：“老师长，您还记得我吗？”
粟裕仔细端详，终于认出了这位当年的日本炮兵。多年隔绝顷刻被打破，山田向他表达感谢，粟裕则赠给他一件随身带着的新衣服。没有盛大的场面，只有旧日上下级之间的一次握手。
抗战时期，确有一些日本官兵脱离侵略军，参加反战组织或进入中国军队。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有人从战场上醒悟，有人因接触中国军民而改变观念，也有人在长期教育中逐渐认清战争本质。山田英一的故事，正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例：他从日军炮兵军官，变成了中国军队的炮兵教员，并在多年后跨越国境，追寻当年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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