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驾校到印度商场：美国死刑药物供应链有多荒诞？

【编者按】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旗下播客节目《全球故事》（The Global Story）聚焦美国死刑注射药物短缺问题，探讨这一困境背后的药品供应链变化及其引发的争议。 长期以来，注射死刑被美国视为一种相对“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然而，随着欧洲制药企业陆续停止向美国供应相关药物，美国各州监狱不得不四处寻找替代来源，甚至通过私人药房、海外中间商等渠道采购药物。与此同时，死刑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事故，也引发了有关药物安全性、执行程序透明度及死刑制度本身的质疑。 节目中，主持人特里斯坦·雷德曼与BBC调查记者莉薇·海多克以田纳西州克丽丝塔·派克死刑执行事故为切入点，追溯美国死刑药物供应链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当死刑执行本身可能造成额外痛苦时，这一制度究竟能否实现其所承诺的正义？本文由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

特里斯坦·雷德曼

特里斯坦·雷德曼：如果注射死刑的执行过程没有按计划进行，会发生什么？

上周，美国田纳西州对克丽丝塔·派克（Christa Pike）实施死刑时出现了严重问题，震惊了世界。派克的案件揭示了美国死刑制度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源头并不在死刑执行室里，而是与欧洲制药企业，以及美国监狱越来越难以获得死刑注射药物有关。

克丽丝塔·派克路透社

这里是BBC，我是身在巴黎的特里斯坦·雷德曼。欢迎收看《全球故事》。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莉薇·海多克。她是一名调查记者，多年来一直深入报道美国死刑制度。莉薇，你好，欢迎来到节目。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莉薇·海多克

莉薇·海多克：不客气，谢谢你们邀请我。

特里斯坦·雷德曼：很高兴你能来，莉薇。虽然今天讨论的话题相当沉重，但它确实非常重要。很多事情在理论上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起来却可能完全不同。

那么，按照理论设计，注射死刑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能不能按照标准程序，一步一步介绍整个执行过程？

莉薇·海多克：在制作那档播客时，我采访过一些负责死刑执行的监狱管理人员。他们直接参与死刑犯生命最后几天、最后几个小时的管理工作。

通常，在执行死刑前一两天，犯人会被带离原来的牢房，转移到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在那里度过最后大约24小时。一般会有一名狱警陪同，帮助他们处理最后的需求。这段时间里，犯人也可以与律师进行最后的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即便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死囚及其律师仍然在努力阻止死刑执行。

特里斯坦·雷德曼：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希望在最后一刻获得暂缓执行的机会？

莉薇·海多克：完全正确。事实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犯人已经被绑在执行床上，但死刑执行突然被叫停了。

回到正常的程序。犯人在等候区域待到指定时间后，会被带进死刑执行室。执行室通常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面有一扇观察窗，窗户后面就是旁观席。

旁观席上会有不同身份的人，包括当地政府官员、希望亲眼见证死刑执行的受害者家属，以及被执行人的家人和朋友。通常，受害者家属和被执行人的亲友会坐在旁观席的不同区域。

随后，犯人会被固定在执行床上，并被询问是否有遗言。有时，犯人的宗教顾问也会在现场发言。执行床上方通常装有麦克风，以便旁观席的人听到犯人的最后陈述。

接下来，工作人员会在犯人的手臂、手腕或其他部位建立静脉通路，用于注射药物。真正负责注射药物的执行人员通常位于墙壁后方。

随后，犯人会被注入所在州规定的致死剂量药物。按照设计，犯人应该看起来像是慢慢睡着了，然后死亡。之后，窗帘会被拉上，遗体被运走，旁观席上的人员离开执行室。

很多时候，外面还有媒体记者在等待。他们并不知道死刑最终是否能够顺利执行，因此会等候目击者出来介绍情况。监狱外面通常也会聚集许多抗议者，他们试图阻止死刑执行。

我知道，在佛罗里达州，死刑犯死亡后会有人敲响钟声，让外界知道执行已经完成。

实际上，在很久以前，死刑执行曾经是完全公开的活动。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一方面，人们会出于好奇，甚至把观看死刑当作某种娱乐。但另一方面，公开执行也有监督的作用。

公众需要确认，整个执行过程确实按照政府承诺的程序进行。因此，现场目击者非常重要。一旦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他们就能够发现并将其公之于众。克丽丝塔·派克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特里斯坦·雷德曼：好的，刚才介绍的是理论上的执行程序。那么，莉薇，我们再来看克丽丝塔·派克的案件。这个案件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你目前掌握的信息，她在执行室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实际发生的情况与理论上的程序有多大差别？

莉薇·海多克：克丽丝塔·派克在20世纪90年代犯下了一起谋杀案。1995年，当时年仅18岁的她与男友一起杀害了一名19岁的女孩，名叫科琳·斯莱默（Colleen Slemmer）。他们对受害者实施了残忍的折磨和殴打，最终将其杀害。

后来，派克被判处死刑。在死刑执行前，她的律师团队一直在进行最后的法律抗争。派克拒绝了最后一餐，之后被带进死刑执行室。

一些当时坐在旁观席上的人事后讲述了现场情况。其中一名记者曾经多次在田纳西州见证死刑执行。她说：“我们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这非常不寻常。一般只需要等待10到15分钟，执行程序就会开始。我们有时候能听到一些轻微的哭泣声和呜咽声。”

在晚上7点34分左右，派克说：“我感觉我的胳膊快要爆开了。”

那名记者还描述道：“然后，她突然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笑容。接着，她开始谈起手臂上某个具体的部位。我没有听清后面的话。随后，她的宗教顾问让她放松。”

现场目击者看到了第一次注射。但是，克丽丝塔·派克并没有死亡。她显然仍然在呼吸，甚至发出了类似打鼾的声音，旁观席上的人都能听见。

三分钟后，窗帘再次拉开，工作人员又给她注射了一剂药物，但她仍然发出鼾声。

晚上8点05分，窗帘再次关闭，此后就一直没有重新打开。派克仍然活着。至于窗帘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但当时已经需要立即对她进行紧急医疗救治，因为这个犯人已经接受了两次足以致死剂量的戊巴比妥（pentobarbital）注射，却仍然存活。

特里斯坦·雷德曼：这一天发生的一切显然都不正常，完全不符合常规。你长期关注美国死刑制度，当你听说派克在执行室里经历的这些事情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莉薇·海多克：虽然这么说令人遗憾，但对于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惊讶。实际上，我反而对以前没有发生更多像这样严重的事故而感到惊讶。

自2010年前后开始，随着死刑注射药物越来越难以获得，美国各州开始使用不同的药物组合，尝试各种替代药物。

他们还开始从一些专门配制药物的药房（compounding pharmacies）获取药物。这些药房配制的药物不必经过与常规商业化药品相同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上市审批程序。

美国为何陷入死刑药物短缺困境？

特里斯坦·雷德曼：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吗？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还是说，派克的案件尤其特殊？

莉薇·海多克：我认为派克的案件确实非常特殊，因为她已经接受了两次药物注射。

以往很多被认为执行失败的死刑，通常是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成功建立静脉通路。他们可能不得不反复用针刺入犯人的身体，但这就可能涉及美国宪法所禁止的“残酷和非常惩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因此，执行过程往往会被暂停，或者获得暂缓执行令。

但是，派克的情况不同。她已经接受了两次注射，仍然没有死亡。现行的执行程序实际上并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

而且，她已经被注入了如此大量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对她的健康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是医生，但我确信，即使她最终苏醒，也可能面临一些长期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处置她？

加利福尼亚圣昆廷州立监狱进行致命性注射的房间

特里斯坦·雷德曼：我们再来谈谈死刑注射使用的药物。我知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好几种不同的药物。它们分别是什么？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莉薇·海多克：特里斯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

现代意义上的注射死刑最早于1982年在美国正式投入使用。最初的方案主要由三种药物组成：第一种是硫喷妥钠（sodium thiopental），第二种是泮库溴铵（pancuronium bromide），第三种是氯化钾（potassium chloride）。

第一种药物用于使犯人失去意识。第二种是一种肌肉松弛和麻痹药物，使身体肌肉无法正常活动。第三种药物则用于使心脏停止跳动。

直到2010年前后，这种三药注射方案一直被视为一种相对人道、能够避免折磨的死刑执行方式。

特里斯坦·雷德曼：当然，很多人恐怕会质疑，在死刑问题上究竟能不能使用“人道”这个词。

不过，我们先来看这种方法刚刚引入时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究竟从哪里获得这些药物？

莉薇·海多克：当时，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企业采购这些药物，美国国内也有能够生产相关药品的制药企业。因此，获取这些药物并不存在什么困难。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供应商来自欧洲。那时候，采购药品并不一定需要说明它们最终会被用来做什么。

但后来，欧洲制药企业逐渐发现，自己生产的药物竟然被用于美国的死刑执行。欧洲国家普遍反对死刑，这些企业自然也不希望自己的药品与死刑联系在一起，因此开始停止供应相关药物。

特里斯坦·雷德曼：也就是说，大约在2010年前后，欧洲企业意识到，它们出口到美国的药物正在被用于执行死刑。

那么，这究竟给美国各州监狱的死刑执行工作带来了什么困难？监狱管理部门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莉薇·海多克：当时出现了一种近乎恐慌的局面。因为有些死刑已经经过法律程序确定，必须按计划执行，但监狱却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药物。

因此，各州开始四处寻找药品。有的州开始向其他州借用死刑注射药物，有的州则越来越多地转向调剂药房。

所谓调剂药房，基本上就是一些能够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小批量配制药物的机构。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药物并没有经过FDA常规的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各州开始试用新的药物。问题在于，这些药物的使用方式本身就非常特殊。要检验它们在死刑执行中的效果，就意味着有人必须接受注射并死亡。

但即便如此，执行人员也未必知道药物在人体内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

随着这些新药物投入使用，监狱工作人员、旁观席上的目击者开始注意到一些变化。犯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迅速失去意识，也不再只是安静地躺着，仿佛睡着了一样。

有人开始挣扎，有人试图挣脱身上的束缚，还有人会大声喊叫，表示自己正在承受疼痛。

例如，克莱顿·洛克特（Clayton Lockett）的死刑执行过程就持续了大约45分钟。

根据现场记录，晚上6点39分，他仍然不断地从执行床上抬起肩膀和头部，面部表情扭曲，看起来非常痛苦。

这种场面对洛克特本人来说当然非常可怕，但对于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而言，同样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经历。无论是狱警，还是受害者家属，都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通常也会在现场见证死刑执行，这些情况很快就会被报道出去。于是，围绕这个原本应该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又出现了一场近乎媒体狂欢的舆论风暴。

特里斯坦·雷德曼：而公众原本关注的应该是那名遇害者，以及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现在，关注的焦点却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既然美国各州的监狱管理部门都在四处寻找死刑注射药物，那么，究竟是谁在填补这个供应缺口？

从监狱到海外：美国如何寻找死刑药物？

莉薇·海多克：这恰恰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美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在制作播客时，调查过一些州政府获取死刑注射药物的过程，研究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

其中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是，寻找药物的压力最终落到了监狱工作人员身上。很多时候，负责采购药物的人其实就是惩教部门（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的狱警。

你要知道，美国社会有很多人强烈反对死刑。因此，每当某个州即将执行死刑时，反对死刑的人士就会意识到，这所监狱可能还没有拿到所需药物。

于是，他们开始密切关注监狱工作人员的出入情况，甚至跟踪他们。我还听说过，有狱警一直被跟踪到家里，因为抗议者想知道监狱究竟从哪里获取药物。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近乎秘密行动的方式开展采购。我们在播客中讨论过好几个这样的案例，一些狱警甚至直言，他们感觉自己就像在贩毒一样。

他们需要跨越州界，去其他地方寻找药品。有时候，必须在停车场与某个人见面，然后从对方手里获取药物。整个过程越来越混乱。与此同时，死刑执行失败的案例也开始越来越多。

特里斯坦·雷德曼：听你这么讲，莉薇，整个世界简直像是颠倒过来了。

代表国家权力、负责维护法律秩序的监狱工作人员，如今却在四处寻找药物，而且还要躲避普通公众的监督。这听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莉薇·海多克：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在整个过程中，监狱原本储存在冰箱等设备中的药品也在不断被消耗，库存越来越少。

而且，如果其他州知道你有药物储备，也可能想办法向你借用。

我在采访一些死囚时了解到，他们甚至知道，未来用于执行自己死刑的药物已经过期三年了，因为监狱根本拿不到新的药品。

所以，监狱不得不不断延长某些药物的使用期限。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其他东西一样，如果某种东西早已超过保质期，它对人体产生的作用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特里斯坦·雷德曼：那么，他们又去哪里寻找新的药物呢？

莉薇·海多克：实际上，最初让我开始关注整个问题的，就是一个发生在伦敦的故事。

我听说，在伦敦的阿克顿（Acton），有一名从事化学品贸易的男子。他的办公地点竟然设在一家名叫艾尔根驾驶中心的驾校里。

这家驾校夹在两栋公寓楼之间，对面是一家知名园艺机械供应商的门店，附近还有一座BP加油站。总之，这绝对不是你通常会联想到制药企业的地方。

但这个人就是在那里处理药物，然后把它们运往美国。后来发现，他曾经向美国亚利桑那州供应传统三药注射方案中的药物，其中就包括硫喷妥钠。

特里斯坦·雷德曼：他获取这些药物的方式是非法的吗？

莉薇·海多克：当时是合法的。

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中间商。他可以从欧洲制药企业购买药物，然后再将其转卖给美国。在当时，这种做法并不违法。

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一家名叫Reprieve的组织长期致力于反对死刑。它与当时的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一道，推动限制相关药物出口。

这里说的是2010年，当时凯布尔担任英国商务大臣。此外，律师事务所Leigh Day也代表不希望其药物被用于死刑执行的制药企业采取行动。最终，相关药物的出口受到限制。

特里斯坦·雷德曼：如果你是一名美国监狱管理人员，现在想要获得死刑注射药物已经变得如此困难，困难到你甚至需要找到一个在伦敦郊区驾校里办公的药品商人。

那么，这些复杂的供应链问题，与派克案件那样的死刑执行事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这种药品采购困境最后会对执行室里的情况产生什么影响？

莉薇·海多克：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州找到了一家位于印度的供应商。这家企业竟然在一个购物中心里经营业务，而且与其有关的一些人员还因为涉嫌销售非法药物而受到调查。

据我们了解，他们也向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地方销售其他可疑药品。

这里的问题是，一旦某种商品被排除在正常的合法市场之外，整个交易过程就可能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甚至出现各种可疑行为。

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影响到接受死刑注射的犯人。

我们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人出现抽搐，有人注射后没有立即死亡，还有人的死亡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按照原本的设计，整个过程应该只需要几分钟，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注射死刑真的没有痛苦吗？

莉薇·海多克：后来，有一名医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名字是乔尔·齐沃特（Joel Zivot）。

他想知道，在这些药物的作用下，死刑执行室里的犯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齐沃特医生研究了大量接受注射死刑的犯人的尸检报告。他不断发现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这些死刑犯的肺部重量明显超过正常水平，肺部充满了液体。

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可能是在自己的体液中窒息而死。这种死亡过程甚至被比作“水刑”，而水刑是一种酷刑。

因此，他将相关研究证据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试图证明接受这些药物注射的犯人实际上正在遭受痛苦。

特里斯坦·雷德曼：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最高法院？他希望法院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莉薇·海多克：我认为，他当时可能觉得自己终于发现了足以改变现行制度的证据。

这些研究或许能够推动终止注射死刑，或者至少终止目前使用的某些注射方法，因为它们证明，这些药物会造成痛苦，而这可能违反美国宪法。

特里斯坦·雷德曼：具体来说，涉及美国宪法的哪一部分？

莉薇·海多克：就是关于禁止“残酷和非常惩罚”的规定。

任何死刑执行都不应该涉及这样的惩罚。齐沃特医生试图说明，尸检中发现的肺部积液和异常重量表明，死刑犯可能是在自己的体液中窒息而死。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死亡方式。

特里斯坦·雷德曼：那么，最高法院对此作出了什么回应？

莉薇·海多克：法院方面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如果你认为目前的方法存在问题，那么就需要提出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并证明它不会让犯人遭受痛苦。

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替代方案。

人们讨论过恢复行刑队枪决，甚至讨论过重新使用齐克隆B（Zyklon B），也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使用过的毒气。

我还听说过，有些律师因为非常担心州政府会用什么药物来处决自己的当事人，甚至不得不亲自尝试寻找药物。

特里斯坦·雷德曼：莉薇，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没有在这个时候直接介入，宣布由政府自己生产执行死刑所需要的药物，以确保整个过程能够安全进行？

毕竟，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曾经多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国家。如果只是生产少量用于死刑执行的药物，难道美国没有这样的能力吗？

而且，我想这些药物应该不属于大众消费市场上的常见产品，对吧？

莉薇·海多克：如果你考虑一下，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这些药物意味着什么，以及公众可能对此作出什么反应，那么制药企业不愿意参与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旦某家企业决定为死刑执行生产药物，它就很可能成为抗议者针对的对象，这家企业的业务也可能受到抵制。因此，这显然不是大多数制药公司愿意公开承担的业务。

另外，美国制药企业不愿生产这些药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获得FDA批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如果我们再来看看这种药物交易本身的经济价值，情况就更有意思了。

我曾经看到过一张发票，来自刚才提到的那名伦敦药品商人，他曾经向亚利桑那州供应死刑注射药物。

从那张发票来看，整笔交易的金额只有大约4000至5000英镑。也就是说，从销售药物本身来看，这项业务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钱。

毕竟，美国每年究竟有多少人会被执行死刑？

但与此同时，要让这些药物获得FDA批准，又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因此，对一家制药公司而言，进入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商业吸引力。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可能导致一个结果。

我采访过的一位人士告诉我，美国监狱将来完全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调剂药房。这样一来，整个药物生产和配制过程就可以在监狱内部完成，不再需要向外部采购。

但这同样令人担忧。因为死刑执行制度最初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整个过程应当接受监督，确保执行程序正确。

如果监狱开始设立自己的调剂药房，那么公众、媒体乃至法律监督机构能够了解的情况，就可能变得更加有限。

死刑究竟能否为受害者带来正义？

特里斯坦·雷德曼：莉薇，我们再来谈谈公众对死刑的态度。

我现在是在巴黎与你进行这场访谈。在欧洲，反对死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例如，欧盟明确反对使用死刑。目前，欧洲仍然在司法制度中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只有白俄罗斯。

俄罗斯也曾经加入过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这个组织与欧盟不同，主要致力于维护欧洲大陆的人权标准。而加入欧洲委员会的一项要求，就是放弃执行死刑。

但在美国，死刑似乎仍然拥有相当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你认为，为什么美国与欧洲在死刑问题上的公众态度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

莉薇·海多克：在美国的一些州，死刑已经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

如果你看看那些至今仍然执行死刑的州，就会发现，其中不少位于美国所谓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

如果你去看《旧约》，就会发现其中存在非常鲜明的“以眼还眼”的观念。

我在采访一些人时，也会问他们：“你希望最终如何处理凶手？”他们经常回答：“以眼还眼。”

有意思的是，一些受害者家属甚至认为，现在的死刑执行方式还算不上真正的“以眼还眼”。因为他们会说：“我的亲人是被残忍杀害的，而现在你只是让凶手睡过去，然后死掉。”在他们看来，这仍然不能算是公平的惩罚。因此，有些受害者家属在真正看到死刑执行时，反而会感到愤怒。

不过，我也采访过另一位受害者家属。她告诉我，在目睹凶手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那个人的灵魂离开身体。

她终于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她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也终于能够在心理上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但是，死刑执行本身存在太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往往会让受害者家属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

实际上，也有相关研究发现，一些受害者家属在等待多年之后，等到死刑真正执行的那一天，可能已经对此感到麻木，甚至有些人会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因为死刑执行意味着媒体会再次聚焦这个案件，将他们过去经历的痛苦重新翻出来。

而我认为，执行失败的死刑案件实际上会对受害者家属造成更大的伤害。

就拿克丽丝塔·派克的案件来说。派克杀害的那名女孩的母亲，当时就在现场目睹了整个执行过程。

事后，她说整个过程简直是一团糟。

这实际上是对她多年来所争取的一切的极大不尊重，因为她的女儿就是被派克杀害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也不知道。

如果回顾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这些案件，当时受害者家属得到的承诺是，司法制度最终会为他们带来正义。

然而，几十年后，事情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再次被卷入媒体的关注和争议之中。而最终，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自己一直期待的……

特里斯坦·雷德曼：莉薇，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与我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谢谢你。

莉薇·海多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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