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仇家找上门来要办他!加代把话接过来,说冲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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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四年三月,加代从深圳飞回北京。

他那几年在南边做事,一年总得回来两趟。一趟给爹妈上坟,一趟看关老爷子。

关老爷子住在城根底下一处旧院子,一溜北房三间,东边搭着个煤棚。

老爷子七十三了,腰塌下去,耳朵还灵。

他早年在北京地面上说话算数。后来把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散了,剩一屋鸟笼子,两缸金鱼。

加代进门那天,老爷子正蹲在院里喂鱼。

“回来了。”

“回来了。”

加代把两条烟、一斤茉莉花茶搁在窗台上,挽起袖子去拧院里那根松水管子。

“你别弄了,回头叫个人来修。”

“您坐着。”

“你这孩子,一进门就干活。”

“顺手的事。”

老爷子乐了,坐在马扎上看他把煤棚顶上的油毡重新压平。

那年头,城根底下的老院子一屋里住着三户人家。水缸摆在院子当中,谁家起火都得先到院里引。

“老爷子,您这煤棚再不修,夏天漏雨,冬天上冻,开春就塌。”

“塌就塌。我这岁数,塌了也不住那屋了。”

“您别这么说。”

“我说句实话你也管。”

加代洗了手,坐在廊下的台阶上。老爷子给他倒了半缸子白开水。

“小加,南边好么。”

“还行。”

“还行就是不好。”

“还行就是还行。”

老爷子点点头,没再问。

“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七。”

“三十七了。”

“嗯。”

“成家没有。”

“老爷子,您又来了。”

“我问一句怎么了。”

“没成。”

“你这孩子。”老爷子说,“光顾着替别人扛事了。”

那几年,南边做买卖的人都认北京的老号。关老爷子的名字递到南边去,比带一沓钱还使。

不是因为他手上还攥着什么。是因为他这辈子没坑过人,说过的话一直算。



加代八五年南下之前,在北京出过一档子事。他年轻气盛,跟人动了手,把人家的铺子砸了半间。

“老爷子,八五年那事,我一直没正经谢过您。”

“谢什么。”

“您那天出了一趟门。”

“我出门遛弯儿。”老爷子说,“回来顺嘴说了一句。”

“您那一声,把我从里头捞出来了。”

“捞出来就捞出来。”老爷子说,“往后少惹事。”

“记着了。”

加代记着这一句。

隔了两天,院门口来了个人。

四十来岁,皮夹克,没敲门,直接进了院子。

“找谁。”

“关老爷子。”

老爷子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一把剪子。

“你是哪个。”

“我姓曲,替曲爷带话。”

老爷子手里那把剪子停了。

“他还记着。”

“曲爷说,当年您当着人说过的话,该还了。”

加代把鸟笼子放下。

“哪个曲爷。”

“曲敬堂。”

加代看了老爷子一眼。老爷子脸上一层皮耷拉着,看不出什么。

“你回去。”老爷子说,“就说我知道了。”

“老爷子,我劝您别光知道。”那人说,“曲爷这回来,是要把话办完的。”

“你先走吧。”加代说。

那人瞟了他一眼,走了。

院子里静了半天。

“谁。”加代问。

老爷子坐到马扎上,摸出烟袋。

“八十年代那会儿,他求过您什么。”

“求我出面替他说一桩事。”老爷子说,“我没出面。”

“就为这个。”

“我当着人撂了一句,这人的事我不管。”老爷子说,“就为这一句。”

“这一句怎么了。”

“他在北京没站住脚,走了南边。”

“您那时候为什么说那句。”

“他管不住自己。”老爷子说,“我说的是实话。”

“您现在还这么说。”

“我七十三了,我还改口?”

“他现在回来了。”

“回来了。”

“他要什么。”

“要那句话。”老爷子说,“要我说,我说错了。”

加代没作声。

那年头,旧年恩怨的了法就三条:出钱,摆酒,走人。三条都了不了,就得有人站出来接。

那天晚上,老爷子把鸟笼子一只一只收进了屋。

隔两天,胡同口来了人。

两个人在副食店门口跟街坊打听老爷子住哪一间,打听了两天。

街坊不敢说。可这事传得快。



再一天夜里,院门上的对联被撕了,门口那口半人高的水缸被砸了个豁口,煤棚的油毡给掀掉半边。

人没进院。

老爷子第二天早上蹲在水缸前头看了一会儿。

“行。”他说,“他知道我住哪个门了。”

加代是那天中午去的。他把水缸挪到墙根,用铁丝把油毡捆上。

“老爷子,您跟我走。”

“上哪儿。”

“深圳。我那儿有房。”

“我不去。”

“您在这儿,他们天天在胡同口站着。”

“我在这院子住了四十年。”老爷子说,“我走了,这院子谁看。”

“院子我给您留着。”

“人走了,院子就是空的。”

加代没再劝。他当天下午回了深圳。

临走他在修车摊前站了一会儿。

“老张。”

“哎,加老板。”

“我下午走。这院子你替我看着点。”

“看什么。”

“有人来,给我打个电话。”

“成。”

电话是第三天夜里打过来的。

“代哥啊,老爷子那院门口让人堵上了,堵得死死的。”

“多少人。”

“十来个。老爷子出不去,豆汁儿都买不成,你说咋整。”

“我明天到。”

加代是第二天晌午到的。

巷口真站着十来个人,有的蹲在墙根底下抽烟,有的靠着一辆旧吉普。

加代走过去。

“我加代。”

那伙人里站出来一个,三十来岁,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加代。曲爷请您过去说话。”

“在哪儿。”

“车上。”

那人伸手要往他肩上搭。

加代偏了半步,反手扣住那只手腕,往下一压。金链子的脸一下白了,膝盖弯下去半寸。

“别搭。”加代说,“我跟你走。”

他松了手,自己拉开车门上了后座。

见面的地方在后海边上一个小院。

“到了。”

“哪间。”

“里头那个院。曲爷在院里等您。”

曲敬堂五十上下,灰夹克,坐在藤椅上。

“坐。”

“我站着。”

“加代,你在南边的事我听过。”曲敬堂说,“老爷子我不为难。”

“您说。”

“人我不动了。”曲敬堂把壶搁下,“可这口气得有人接。”

“怎么接。”

“老爷子当着人认一句,说当年他多嘴了。”曲敬堂说,“再加一万二。这个数,是我那些年在路上花掉的。”

“老爷子七十三了。”

“我知道。”

“这话他不能说。”

“那你说。”曲敬堂抬起眼,“你替他接?”

“钱我出。”加代说,“话我接。”

“你拿什么接。”

“拿我的名。”

曲敬堂笑了一声。

“你这名字,在北京还不值一万二。”

“值不值,摆一桌就知道了。”加代说,“城东福顺楼,明天中午,您来。”

“摆酒。”

“摆酒。”

加代回到老爷子那儿,把这事说了。

老爷子非要跟着去。

“您别去。”

“这桌酒是我的。”

“就是您这桌酒,您才不能去。”

“小加,我七十三了。”老爷子说,“我要躲在后头,往后这胡同里的人怎么看我。”

加代看了他半天。

“行。”他说,“您坐我边上。”

第二天中午,城东福顺楼。

一九九四年,北京一家中档饭庄,四凉八热一桌二百四,用包间另加三十块。

加代定的是大堂靠里的那一张。窗外一棵老槐树,树影落在桌面上。

老爷子换了件干净的中山装,坐在加代右手边。

加代只带了江林和小航,让他们站在门外。他是来谈事的,不是来堵人的。

曲敬堂带了七个,进门散开坐了两桌。

“老爷子。”曲敬堂先开口,“气色不错。”

“还行。”

“当年那句话,您还记得么。”

“记得。”老爷子说,“我说的是实话。”

曲敬堂把茶杯放下。

“实话。您这一句实话,让我在北京站不住脚,我走的时候身上三十块钱。”

“那是你自己。”

“行。”曲敬堂说,“那今天就按您的规矩来。”

他伸手比了个数。

“一万二,加一句话。”

“钱我出。”加代说,“话我认。”

“你认的不算。”

“怎么不算。”

“当年那句不是你撂的。”曲敬堂说,“加代,你要替他把这话认下来,你就是拿你的名认。往后老爷子这儿,跟你那儿,我分着算。”

“成。”

“成?”曲敬堂把身子往前探了探,“你想好了。你接了,我这辈子的事就都往你身上放。”

加代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您把数报一遍。”

“现金,三天。”曲敬堂说,“话,今天就说。”

“话今天不说。”

“那就没得谈。”

曲敬堂抬了一下手。

那两桌上的人全站起来了。有四个往台阶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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