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深圳罗湖，人民南路南头，加代的表行开着。
十七个平方，临街，一个月租两千一。
斜对面是他那间帕斯厅，十二台机子，五毛钱一个牌子。
再往北走三间，是一间歌厅，门口挂着两只红灯笼。
这条街一百二十来米，临街的铺面三十七间。那年罗湖的行情，临街一间月租一千八到两千二，靠里的八百块。
加代在这条街上扎了两年。
表行三个人，帕斯厅四个人，歌厅六个。看场子的一个月三百五，管事的四百。
管事的叫丁建，吃住都在铺子里。
街尾修车的老周头，六十多了。加代的车胎扎了，他蹲在旁边等。
“你先忙。”
“马上就好。”
补完了，老周头摆手不要钱。加代把两盒烟放在工具箱上，走了。
“加代老板，两盒烟比补一条胎还贵。”
“两盒烟换你一门手艺，值。”
街口卖粉的老陈，湖南人，一碗粉一块二。加代一个月在他那儿吃二十来顿。
“老板，今天加个蛋咯？”
“加。”
“加蛋五毛钱。”
“五毛钱你也跟我报。”
“你不跟我报，我不跟你报，那我这摊子摆哪里。”老陈笑。
那年从湖南、从四川下来的人多。罗湖往北那些村里，十块钱一晚的大通铺，一个县的人挤在一个屋檐底下。
新下来的没门路，就抱团。一个村凑钱租一间屋，谁先找着活谁管饭。
谁在外头挨了欺负，一屋子人一块儿上。
加代懂这个。他自己也是从外头来的，北京胡同里长大，当了几年兵，八十年代末下来的，先广州，后深圳。
所以他这条街上，外头来的人多。修脚的、蹬三轮的、摆水果摊的，只要是老老实实做买卖的，他不为难。
街口原来有个人擦鞋，叫老吴，腿脚不好，占的是别人门口的台阶。
房东不让，老吴挪了三回。加代过去跟房东说了一句，台阶归老吴使，一个月给房东三十块，钱他出。
老吴不知道这钱是谁给的，擦一双鞋五毛，逢人就说这条街上有个好人。
帕斯厅有个看场子的小顺，十八岁，河北来的，家里还有个妹妹念书。加代每个月给他家里寄五十块，寄了半年，小顺自己都不知道。
他名下三间铺面，转租出去，一间一个月挣四百块差价。这钱他挣了两年，街坊都知道，也没人说什么。
那年五月，柯大头头一回上门。
柯大头是湖南邵阳人，三十五岁，矮个子，脖子短，脑袋大，外号就从这儿来的。手底下三十来号人，在罗湖收旧家电，倒回内地去卖。
他带了四个人，站在表行门口，不进来。
“加代老板。”
“进来坐。”
“不坐。”柯大头说，“我就问一句咯。”
“你问。”
“这条街上，我摆个摊，行不行。”
“摆什么。”
“收旧家电，转手走。”柯大头说，“不碍你的事。”
“不碍。你摆。”
柯大头没走，还站着。
“还有事？”
“我听人说，这条街上做买卖，得先跟你打个招呼。”柯大头说，“我这不来了嘛。”
“招呼打了。”加代说，“进来喝口茶。”
“不喝。”柯大头说，“我记着了。”
人走了。丁建从里屋出来。
“哥，这人没憋好屁。”
“他要个说法，就给他个说法。”加代说，“头一回来的，都这样。”
六月里，谢八来了。
谢八天津人，四十一，说话带板眼，一句话里能搁三个“嘛”。
他没进表行，进的是歌厅。那会儿刚开门，灯还没亮全，他坐在头一排沙发上，一条腿搭在茶几上。
“老板，嘛意思啊。”
“哪路朋友。”
“天津卫下来的。”谢八说，“这条街上的歌厅，一个月给个数。”
“给谁。”
“给我。”
“凭什么。”
“凭我带的人多。”谢八说，“嘛规矩不规矩的，我这儿人多就是规矩。”
加代在他对面坐下。
“人多是好事。”加代说，“歌厅的钱，一分不给。”
“那我来干嘛。”
“门口那间铺子闲了半年。”加代说，“你要落脚，我给你使半年，租子不收。”
谢八愣了一下。
“嘛，白使？”
“白使。”加代说，“你的人别进我的场子。”
“就这么点事？”
“就这么点事。”加代说，“你要是嫌少，你回天津卫去。”
谢八那天没再说话，领着人走了。丁建在门口看着，心里不痛快。
“哥，白给一间铺子？”
“一间铺子的钱，换一条街的安生。”加代说，“你自己掂量哪个贵。”
八月里，佟宝山来了。东北人，一米八几，肩膀宽，一开口半条街都听得见。
“加代，我带了三十来号人下来，吃不上饭。”佟宝山说，“给我一条道走。”
“你想走哪条。”
“你这条街上，我放两个人看摊，替你收摊子钱。”
“摊子钱我自己收。”加代说，“人你可以放，钱不许你碰。”
“那我图啥。”
“巷子口那间铺面，给你使一年。”加代说，“堆你的货去。”
佟宝山盯着他看了半天。
“加代，你这人有点意思。”
“你歇着吧。”加代说。
跟着，第四家也递了话，只报了个姓，姓尹。
人没露面，让一个开摩托的带了一句过来，说想在这条街上放一摊，问加代行不行。
“行。”加代说，“来的时候把话说全。”
“他家的人说，就报个姓。”开摩托的说。
“那他就姓着。”加代说。
九月初，风向变了。
柯大头、谢八两家，前后脚放了话出来：这条街上的事，不能一家说了算，得碰一碰。
丁建是从茶楼听来的。
“哥，这两位前后脚进门，这会儿倒凑一块儿去了。”
“凑一块儿就凑一块儿。”加代说。
“要不要请麦叔出来坐坐。”
“请。”
九月十七那天夜里，歌厅散场。
丁建领着两个人在门口送客。街两头来了二十来个生面孔，不打灯，不吭声，上来就推门，把门口的灯一只只砸了。
丁建挡在台阶上，胳膊上挨了一下，人翻在地上。跟着的小顺扑上去，被人按在台阶底下。
前后不到四分钟，人全散了。门口剩下一地玻璃碴子，还有一只被踩扁的灯罩。
丁建胳膊上缠着布，躺了半个月。小顺肩膀挫了，也躺了半个月。
医药费两千七，加代当天就结了。两个人的工钱照发，一个月三百五，半个月的一分没少，还各添了五十块的跑腿钱。
加代去医院看丁建。
“哥，我给你丢人了。”
“丢什么人。”加代说，“躺够半个月，别下来。”
从医院出来，加代在车后排坐了一会儿。
“三间铺子。”加代说，“谢八一间，佟宝山一间，柯大头一间。”
“哥，那三间一年的租子，七万九千二。”开车的老蔫说。
“一年之内不收。”加代说，“房东那份我自己垫。”
“那两间里头还有街坊摆的摊子呢。”
“街坊的照旧。”加代说，“钱从我的份里出。”
那半个月里，柯大头和谢八的人都从这条街上过，谁也不看谁。佟宝山的人白天在巷子口卸货，一卸就是一整天，动静大得很，也没人出来说一句。
丁建出院那天，加代让人把歌厅门口那块玻璃换了。换玻璃的师傅问，要不要把门口的灯也全换新的。
“不换。”加代说，“就换这一块。”
“留一块旧的，多难看。”
“留着。”加代说，“我自己看。”
九月二十六，加代在城边找了一处旧饭庄，带院子，摆三桌。
一桌八菜一汤，连酒带烟一百八。那年头在深圳摆席，一百八已经算体面，三桌五百四。
头一桌请的是老前辈麦叔。麦叔七十三，早年在广州跑船，这条街上现在这些人，论辈分都得叫他一声叔。
麦叔住在罗湖边上，一间老楼二层，门口种着两盆花。加代半个月去一趟，拎两瓶酒，坐下听老人讲跑船的事。
那天下午四点，四家人陆续到了。院子当中摆着三张圆桌，桌上的汤还冒着气。
加代把院子里那张桌子往外挪了半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