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思
刘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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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游四川绵阳博物馆,看到了摇钱树,美轮美奂,说是从何家山西汉贵族墓中出土的,摇钱树上挂满了马和猴。不解,导游讲寓意“马上封侯”。原来墓主的追求是升官发财,恐怕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有趣的是,前些天我回豫北老家参加一次葬礼,豪华的棺材两边贴着:“子孙步步升官,后代辈辈发财。”非常直白。从西汉到今天,相隔两千多年。从川西到中原,距离遥远。但在这么长的时空里,理念竟如此雷同。而贪官不择手段谋官捞钱的卑劣行径,把此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与这种腐朽的观念相比,理想、信仰、公平、正义、尊严乃至艺术更有价值,老祖宗也留下了许多冰清玉洁的思想。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这些崇高的思想,两千多年来,没有成为朝野真正的“主旋律”,而那个腐臭的升官发财心思,何以总被念念不忘呢?我不揣冒昧,斗胆抛砖:窃以为与朝廷惩扬善恶的功能关系极大。
东汉大将军梁冀,是靠权发财的典型。他派出爪牙到洛阳各县寻找富豪,之后定罪严刑拷打,逼其“出钱自赎,货物少者至于死”。有个叫士孙奋的大户,兄弟俩被活活拷打至死,然后“悉没其赀财亿七千余万”。梁冀集团灭亡后,“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资治通鉴》卷53)可见财货之巨。然而,这么一条恶棍,竟在朝廷横行霸道二十多年。那些苍蝇也如法炮制。嘉庆朝江西南昌府的差役,每以查夜为名,探听殷实铺户,至更深人静时敲门入室,声言聚赌或指吸食鸦片,临时伪造证据,乘机搬物。铺户畏惧栽害,私给银两,不敢与较。(张国骥著《清嘉道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漫长的皇权社会,诸如梁冀这样的恶魔和南昌府那横飞的苍蝇恐怕多似牛毛,说明朝廷不是在惩恶,而是在造恶;没有在扬善,而是在欺善。贪官污吏生生不息,乃因有其滋生的皇权温床。
李陵事件发生后,司马迁不是像很多小人那样落井下石,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为将军辩诬,“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考,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报任安书》)这是何等崇高的品质!正乃大丈夫也。但刘彻却对他施以宫刑。再想想历史上那些忠良,从东汉的李固、杜乔到明朝的于谦、杨涟,再到近代的谭嗣同、秋瑾,哪个不是气节崇高、一腔正义、救国救民的大英雄,但最后都被朝廷杀了。可见两千多年皇权下的朝廷,其强大的国家机器,很多时候不是惩恶扬善,而是惩善扬恶。舔痈舐痔的邓通之流荣华富贵,鸡犬升天,高风亮节的于谦们却惨遭杀害,还祸及子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有人便放弃崇高和良知,而拥抱卑鄙与邪恶。这大概就是升官发财理念经久不衰,而大丈夫精神却一片枯萎的原因,社会文明的水准也因此下降,也会引发一些人劣根性的疯长。
一个文明制度不能保证没有坏人和没有腐朽的理念,但必须保证坏人所受到的惩罚足以让想做坏事的人明白,活着最好的选择是做好人;也必须保证践行腐朽理念的人路越走越窄,从而改走文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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