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们小区有个独居的大爷,每天清晨五点半,雷打不动,坐在三号楼门口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两个钟头。
住了四年,没人知道他在等谁。
直到那天,一个穿着快递制服的姑娘,骑着电动车从他面前经过。大爷忽然站起来,追了出去,嘴里喊着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是我女儿的。
可我女儿,今年才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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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蒋雯,三十六岁,在市里一家社区医院做护士,丈夫常年跑长途货运,家里就我和女儿朵朵。
我们住的小区叫柳荫里,建于二〇〇二年,六层老楼,没有电梯。小区不大,三栋楼围着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两棵老香樟,一个掉了漆的滑梯,还有几条被人坐得发亮的长椅。
四年前我们搬来的时候,那位大爷就已经住在三号楼一楼了。
他姓冯,大家都叫他冯大爷,七十一岁,退休前是机床厂的车工。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左边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头发剪得很短,全白了。
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坐到三号楼门口的长椅上。
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三伏天还是寒冬腊月,他都在那儿。夏天带一把蒲扇,冬天裹一条灰色的旧围巾,手里攥着一个绿色的保温杯,眼睛一直盯着小区大门的方向。
我上早班,五点四十出门,每次都能看见他。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可日子久了,我发现不对。
他不是随便看。他看的是进小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姑娘。一个穿着红外套的女孩从门口走进来,他的身子会微微往前倾;女孩走过去了,他又慢慢靠回椅背,把杯盖拧开,喝一小口水。
七点半一过,他就起身,拎着保温杯,一步一步走回自己的屋子。
第二天,照旧。
小区里的人对他的议论,就没停过。
“冯大爷怕是等他老伴吧?”
“不对,他老伴走了十几年了。”
“那就是等儿子?”
“他哪有儿子,就一个女儿,听说嫁到外地去了。”
“那他在等谁?”
没人知道。
我问过一次。那是搬来的第二年冬天,下大雪,我六点出门,看见他坐在长椅上,肩膀上落了一层白,围巾都结了霜。
我走过去,说:“冯大爷,这么冷,您回屋等吧。”
他转过头,冲我笑了笑,眼睛很浑浊,像蒙着一层雾。
“不冷。”他说,“我怕她回来,找不到我。”
我愣了一下:“谁呀?”
他没回答,低头又喝了一口水,目光重新落在小区大门上。
那天我上了一整天班,心里一直不踏实,总想着那句话。
怕她回来,找不到我。
这话不像在等一个来串门的亲戚,倒像在等一个迷了路的人。
我把这件事跟朵朵的爸爸说过,他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老人家的事,少打听。”
我也就没再问。
朵朵是在三号楼里长大的孩子,从四岁起就认识冯大爷。
她很喜欢他。每次放学路过,都会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奶声奶气地叫一声:“冯爷爷好!”
冯大爷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剥好了,塞进她手心里,一边塞一边念叨:“慢点吃,别噎着。”
他的糖是有讲究的:永远是橘子味的,永远是一颗,永远是用透明糖纸包着的那种老式硬糖。
我曾经问过他:“您怎么总带橘子味的?”
他笑得有些恍惚:“我闺女爱吃。”
我这才知道,他有个女儿。
可是那天之后,我再也没在小区里见过任何一个“女儿”来探望过他。
去年冬天,朵朵发烧,我半夜带她去医院,回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我抱着孩子,从小区大门走进来,远远就看见三号楼门口亮着一盏灯。
不是路灯。
是冯大爷屋里的灯。
他的窗帘没拉,我从外面路过,下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
屋里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木椅。墙上挂着一排相框,大概有十几张,都是同一个小女孩的照片:扎着两个羊角辫,笑起来缺了一颗门牙,穿着红色的小棉袄,站在一个旧式的滑梯旁边。
从襁褓里的婴儿,到四五岁的幼儿,再到七八岁的小学生,一张一张排下来。
最后一张,是一个大概八岁的女孩,站在公园门口,手里举着一串冰糖葫芦。
那张照片后面,再也没有了。
我抱着朵朵,站在窗外,愣了很久。
雪还在下,窗玻璃上结了薄薄的一层霜。冯大爷背对着窗户,坐在那把木椅上,手里拿着其中一个相框,用袖子一遍一遍地擦。
他的肩膀,一抖一抖的。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五点四十出门。他照常坐在长椅上,围巾、保温杯、那双盯着大门的眼睛。
我走过去,把一包热腾腾的豆浆放在他旁边:“冯大爷,我顺路买的。”
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接过去,说:“丫头,谢谢啊。”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开口了:
“冯大爷,您的女儿……是不是……”
他的手,顿了一下。
“走丢了。”
他说得很轻,轻得像一句梦话。
“十年了。”
我心里一沉。
“那年她八岁。”他看着前方,眼神像是穿过了小区的大门,穿过了街道,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带她去公园,给她买了一串冰糖葫芦。我就转身去给她拿保温杯的工夫……”
他停了。
很久很久,他才继续:
“一回头,人就没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找了十年。”他说,“报过警,登过报,贴过一万多张寻人启事。省里的、外省的,凡是有人说可能见过的地方,我都去过。”
“后来老伴走了,我一个人,也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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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我哪儿也不去,就守在这儿。万一她有一天,自己找回来呢?”
“她小时候怕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见我。”他喝了一口豆浆,声音沙哑,“我想着,她要是回来了,一眼就能看见我坐在这儿。”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十年了,”我低声说,“万一……”
“我知道。”他打断我,没有看我,“我知道万一。”
“可是丫头,你说,我要是不等,我还能干什么?”
那天之后,我对冯大爷多了一份牵挂。
我下班会给他带点菜,他不要,我就硬塞。朵朵每天都要陪他坐一会儿,听他讲机床厂的故事,讲他年轻时候怎么车一个零件,怎么在一根头发丝上做精度。
有一回,朵朵问他:“冯爷爷,你闺女叫什么名字呀?”
他想了想,笑着说:“叫念念。冯念念。”
“念念?”朵朵歪着头,“我们班也有个念念。”
“是吗?”
“嗯,她可凶了,上次抢了我的橡皮。”
冯大爷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咳嗽,一边咳一边摆手:“那你让着她点,小孩子嘛。”
这个名字,我记在了心里。
冯念念。
那年冬天,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能不能帮他找一找?
我不是警察,没有门路,只能在网上发帖。我在几个寻亲论坛和本地的社区群里,写了一篇帖子,附上冯大爷提供的照片和当年走失的时间、地点。
帖子发出去,石沉大海。
三个月,只有七八个回复,大多是安慰和转发,没有一条有用的线索。
我有点灰心,可是每天早上看见冯大爷坐在那里,又觉得不能停。
今年春天,转机来了。
那是四月的一个周末,我带朵朵去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包裹。站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扎着低马尾,手脚麻利,说话声音脆生生的。
“您的快递,需要签收。”她把一个纸箱递给我,低头在手机上操作。
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她的工牌。
姓名那一栏,写着:念安。
我愣了一下。
“念安”,和“念念”,只差一个字。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才发现自己失礼了,赶紧转开视线:“不好意思,名字挺特别的。”
“嗨,”她笑,“我自己改的。”
“改的?”
“嗯,我原来不叫这个。”她收起手机,一边整理货架一边随口说,“我小时候被人收养的,养父母给我取过一个名字,后来我成年以后,觉得不对劲,就改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被收养?”
“嗯,我养父母说,我是在公园门口被人捡到的。那年我大概八岁,哭得嗓子都哑了。”
她说得很轻松,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可是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原地。
公园门口,八岁,被人带走。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你……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吗?”
“有一点。”她抬起头,笑容淡了一些,“就记得一些零碎的画面。比如有个滑梯,红色的。有个人,手很大,很暖,会给我糖吃。”
她顿了顿,补充了一句:
“橘子味的。”
我手里的纸箱,差点掉在地上。
“你怎么了,姐?”她看着我,“脸色这么白。”
“没事。”我强行撑住,“你……你最近有空吗?我想跟你聊点事。”
她狐疑地看着我,没立刻回答。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翻出那张我保存了很久的照片,是冯大爷家墙上那一排相框里,我偷偷拍下的最后一张。
照片里,一个小女孩,两个羊角辫,缺了一颗门牙,站在公园门口,手里举着一串冰糖葫芦。
我把手机举到她面前。
她只看了一眼。
下一秒,她手里的快递单,哗啦一声,散了一地。
她的嘴唇开始发抖,眼睛一点一点地瞪大。
“这个……”她的声音变了调,“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他等了你十年。”
她愣在原地,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