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7年夏天，湖南一个普通农家里，谭伟明拿到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却盯着学费一栏久久没有说话。两万多元，对城市家庭或许只是一次支出，对靠种地和零工维持生活的谭家，却像一堵难以翻越的墙。
谭伟明出生在农民家庭，还有一个弟弟。父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清楚读书可能改变孩子的命运。家里收入微薄，他们仍尽力供两个孩子上学，只是这种支持从一开始就带着沉重的负担。
初中时期，谭伟明的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父母一度认为，孩子毕业后外出打工，也许是更现实的选择。偏偏美术老师发现了他的天赋，画笔和颜料成了他少有的自信来源。老师还曾自费买工具送给他，鼓励他继续学下去。
这份鼓励改变了谭伟明的人生方向。初中毕业后，他坚持进入艺术班。绘画上的灵气很快显露出来，课堂作业常常得到老师肯定，同学也相信他将来能考上好学校。可艺术学习开销不小，培训费、材料费、考试费，一项项都压在这个家庭身上。
弟弟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外出打工。家里的钱，更多地流向了哥哥的学业。谭伟明明白，自己已经不只是为个人理想读书，也承载着父母和弟弟的期待。他开始补习文化课，常常天还没亮就出门，教室里人走空了才离开。
他心仪的是中国美术学院。遗憾的是，尽管专业成绩通过了多所学校的要求，文化课仍未达到目标。复读一年后，他在2007年收到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村里人纷纷登门道贺，父母却对着通知书上的学费发愁。
谭伟明曾对父母说：“要不我先出去挣钱，大学以后再说。”父母没有同意。为了凑钱，一家人借款、做零工，父母还准备外出打工，最终才让他走进上海的校园。
入学后的落差，比学费更难承受。过去在家乡，他是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是全家寄托希望的孩子；到了大城市，身边同学见识更广，家庭条件也有明显差异。谭伟明还比不少同学年长，经济压力始终提醒着他，自己与周围环境并不相同。
他逐渐减少与人交往，不参加集体活动，也很少谈及家庭。原本出于善意的关心，在他心里却慢慢变成了怜悯，甚至是嘲笑。室友后来回忆，谭伟明有时会突然发脾气，怀疑别人议论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到了大三，他开始缺课，整日把自己关在宿舍。老师前去劝说时，他曾表示有人监视自己。课堂上，他偶尔突然起身说些无法理解的话，行为也越来越失控。学校发现问题后联系了他的母亲，并建议尽快带他到医院检查。
母亲却把儿子带回了家。她没有接触过精神疾病相关知识，只觉得孩子是受了刺激，回家安静休息便会好转。学校曾为治疗筹集过一笔钱，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但这些情况并没有被母亲真正理解。
回到乡下后，谭伟明把自己锁在卧室里。饭菜由父母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解决，屋里长期不通风，生活环境越来越糟。他很少洗漱，不愿出门，面对父母也常常沉默，只反复提到“卫星”“监控”等词语。
三年过去，他仍没有恢复。父母从最初的照料变成了无措，劝说、哄劝都不起作用。情绪激动时，谭伟明会辱骂甚至推搡父母。母亲后来回忆，儿子始终认定是她阻止自己返校，甚至认为她拿了学校的钱，才把他带回家。
一次记者上门了解情况，谭伟明坚称自己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后就遭到不明信号监视。为了避免刺激他，记者没有当面争辩，而是顺着话题劝他到医院检查。谭伟明一度答应，还主动洗漱换衣，带上画板准备出门。
可走到路上，他突然挣脱众人，情绪再次失控，并拿起椅子砸向母亲，喊道：“就是你害的我。”在旁人阻拦下，他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经过反复劝说，家人终于把他送到医院。
精神科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需要住院治疗。这个结果解释了他长期存在的被害观念、行为紊乱和社会退缩，也说明单靠休息、迁就和家庭照料，无法替代正规的医疗干预。
谭伟明的经历并不是一句“天才变废人”可以概括的。贫困带来的压力、从熟悉环境进入大城市后的强烈落差、长期自卑和缺少沟通，都在加重他的困境。更关键的是，异常表现出现后没有及时就医，休学反而变成了长期隔离。母亲并非有意伤害孩子，她只是缺少知识，也缺少判断病情的能力。遗憾的是，正是在这种无知和拖延中，谭伟明与校园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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