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英语踢出主科？100 余年前 清朝人用血泪印证了 “听不懂” 的

最近网上吵着要把英语踢出主科的声音不少，不少人说大部分人一辈子用不上英语，学了纯纯浪费时间，还给孩子增负，甚至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可你知道吗，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就因为满朝文武没人看得懂英文，差点把国运都搭进去，这段血泪史放到今天看，依旧足够扎心。

当年恭亲王奕訢截了英国参赞巴夏礼的和谈信，对方说好全用中文沟通，结果信里偏偏夹了几行没人认识的英文。奕訢怕对方藏了猫腻不敢贸然发信，只能派人满京城满全国找懂英文的人。折腾了整整好几天，才在天津找到一个懂英文的广东商人。

商人辨认半天得出结果，那几行看不懂的“密码”，不过就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一个泱泱大国，差点因为几行英文耽误了和谈的大事，说出去都让人唏嘘。

现在有个教数学的教授抛出高论，坚持要把英语踢出主科，说绝大多数人既不出国也不读英文文献，学英语纯纯浪费功夫。他还把这事拔高到了崇洋媚外的层面，说这事该结束了。

连学俄语出身的报社前主编都看不下去，专门写长文反驳他，说把学英语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根本就是偏激又狭隘。我倒觉得，这位教授的见识，连晚清那些守着老祖宗牌位的腐儒都不如。人家在洋务里摸爬滚打，好歹明白外语是关乎国运的活路。

早在明朝末年，英国人就跑到澳门求通商了。可当时国内根本找不到会说英语的人，中英两边沟通，还得拉个葡萄牙人在中间转译。

又过了快两百年，马戛尔尼使团来见乾隆，语言不通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使团怕英文国书翻译成中文出岔子，特意准备了拉丁文本，交给乾隆身边的传教士核对。航海最发达的国家找上门来，天朝愣是凑不出一个像样的英语翻译，这点可怜的家底，早就给日后一连串的吃亏埋下了病根。

鸦片战争打起来之后，广东十三行里倒是有几个会洋话的买办。可他们那点英语，只够在生意场上讨价还价，离开买卖就两眼一抹黑，阅读写作更是想都别想，给本英文书，能认出几个字母就算不错了。

英国人的小船开到浙江余姚的时候，当地百姓没见过洋人自己驾船上门，吓得不轻。知县亲自出面交涉，比划了半天谁也信里写了什么没人知道，一路辗转送到京城，皇帝下令赶紧找人翻译，可那帮买办看英文根本就是白给，最后托关系找到写信的英国人本人，才闹清楚内容。人家不过是通知知县，不带他去宁波了。

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英国人放下两封信两场鸦片战争打下来，但凡脑子没糊涂的清朝官员都看明白了，天朝上国的好日子到头了。更要命的是，条约白纸黑字写着，往后中英交涉的文书，中英文内容有冲突的时候以英文为准。

就走了

可翻遍全国，找不出几个能读懂英文公文的人，主权、国际法这些新名词，买办们一个都解释不了。学不学英语，那时候已经成了关乎国运的大事。

奕訢等人给皇帝递了折子，话说得通透，想跟外国人打交道，得先摸清对方的脾气，想摸清对方的脾气，就得先懂人家的语言文字，不然只能任人蒙骗。这是大清当家人头一回正眼看待英语。

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就此挂牌，专门培养翻译人才，还请了英国传教士来当教习。可最让人头疼的不是没老师，是没学生。

那会儿整个社会都把学洋文等同于投降卖国，保守派领袖倭仁上书反对，咬定立国靠礼义不靠权谋，朝廷不该拜洋人为师。京城街头都冒出了讽刺奕訢的对联，家家户户都怕孩子沾上这个骂名。

官方没办法，只能转头从八旗子弟里招人，开出了优厚的津贴，学成之后还能当官，这才勉强凑齐了一个班。就算这样，这些学生照样被人看不起，有的就连亲戚都跟他们断了来往。

翻译家张德彝，赶上朝廷派团出洋，一辈子八次漂洋过海，在海外待了大半辈子，官做到驻英公使，还给光绪当过英文老师。可就是这么个人物，一提自己同文馆的出身，心里始终发虚，到死都没摆脱被老派读书人当成杂流的那块心病。

比同文馆走得更远的，是那批留美幼童，一群平均才十来岁的孩子被送去美国。负责人容闳给耶鲁校长写信，特意要求把孩子们拆开，分散寄宿在美国人家里，就怕他们凑到一块儿又只说中文。

这招真的管用，有官员去探望自家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发现没过多长时间孩子就能跟房东侃侃而谈了。后来修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都是这批人里出来的。

还有严复，公派留学英国，回来译出《天演论》，把进化论和西方经济学搬进了中国，被胡适称作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没有这批懂英文的先行者，就没有后来的中国思想启蒙。

有门路的权贵，干脆直接把洋人请回家当家教。曾国藩给孩子请外教，按他的老规矩，读书得从权威经典入手，于是孩子们的外语第一课，学的居然是《圣经》。

这么教出来，长子当上了出使多国的公使，另一个儿子照着西方算法，把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一长串。

民间的教会学校也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上海还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全用英语授课的学校。到晚清末年，这类学校遍布各地，学生数以万计，后来在近代政坛呼风唤雨的那些外交人物，不少都是这条路子出身。

这股学英语的热潮，连皇帝都卷了进来。年轻的光绪帝正式学起了英语，跟老师说自己想弄通西洋字义。此后很长一段日子，他每天清晨雷打不动上半个钟头英文课，还订了英文报纸当每日功课。

消息传出去，民间报纸忙着夸赞，说皇上圣明、大清有救了，连大洋对岸的《纽约时报》都发文章说，一国之君思想一变，整个帝国都要跟着变。可洋记者不懂什么叫垂帘听政，光绪学了几年英语，就因为和慈禧关系紧张，被勒令停了课。

庚子事变之前，慈禧看洋人不顺眼，一句话就能就要洋人的命，闯下大祸之后朝廷发现真的撑不下去了，又一次掀起了外语热，连她本人都学起了简单的日常用语，好跟列强的夫人们周旋，光绪这才重新捧起了英文课本。

末代皇帝溥仪也走过学英语的路子，他请了英国人庄士敦当帝师，这人原是派驻中国的小秘书，喜欢研究汉学，很快成了中国通。溥仪对洋文化比对四书五经上心得多，有时候课上到天黑，庄士敦得在宫里过夜。

为了让这位先生住得惯，溥仪在故宫装了电灯，这是故宫头一回通电。后来皇后婉容也跟着学，还能跟溥仪用英文通信，另一位妃子对英文兴趣寡淡，有人说她后来失宠离婚，不会英文多少也占了点原因。

等皇室都在学英语，英语早已走进了全国的学堂。朝廷颁下新式学制，白纸黑字规定高校、中学都得开外语课，课时占了相当分量。

英语从同文馆那种官办特例，变成了全民的基础功课。到清朝末年，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人以十万计，这批人正是后来中国近代化建设的骨干。

绕回现在那位数学教授的说法，晚清人学英语，是在积贫积弱、被人摁在地上打的处境里逼出来的选择。如今国力起来了、腰杆硬了，就有人喊着取消英语主科，说别浪费时间。

其实工具分两种，一种是螺丝刀，够用、能解燃眉之急就行，另一种是望远镜，它决定你能看多远。英语就是那架认知的望远镜。

你不懂它，就读不到全球最前沿的成果，弄不懂国际规则，只能等别人翻译，永远慢半拍。真要把英语踢出主科，受伤的从来不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他们的孩子学校不教，大可上私立、花钱请外教，跟当年曾国藩请家教是一个路子。真正没退路的，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学外语就指着公立学校这一条道。

把英语踢出主科，等于把它悄悄变成了有钱人的特权，拉大的是穷人家和富人家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认知鸿沟。一百多年前，奕訢为几行看不懂的签名熬了好几天，如今却有人想把看懂世界的那把钥匙，从普通孩子手里抽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从晚清史看外语教育的国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