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战火，以色列更安全了吗？

来源：FT中文网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满三周年，一个问题正变得愈发难以回避：当主要敌人受到重创，当军事行动从加沙延伸至黎巴嫩和伊朗，以色列是否已经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外部环境？

文丨朱兆一

2026年10月7日，距离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已经过去三年。1200余人遇害、251人被绑架的那一天，仍然深刻塑造着以色列的政治与社会。基布兹里的老人、音乐节上的年轻人、赶去救援的军警，都有各自未能完成的人生。

10月5日，以色列举行国家纪念仪式。内塔尼亚胡重申追击袭击者、重建家园的决心。国防部长卡茨则称，以方认定参与当年越境袭击的约6000人中，有4000人已经死亡，其余人员仍在追捕中。

三年战争证明了以色列报复、动员和远程打击的能力，却留下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当主要敌人受到重创，当军事行动从加沙延伸至黎巴嫩和伊朗，以色列是否已经获得了更加稳固的外部环境？这个问题牵动着它的外交处境、美国关系、经济基础，也将深刻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

一、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

评价三年的军事行动，需要首先承认以色列取得的成果。哈马斯领导层和军事体系遭到重创，真主党的指挥与威慑能力受到削弱，伊朗军力和国力也有较为严重的受损，对一个战略纵深有限、人口和资源规模都不占优势的国家，这些成果具有实际意义。

然而，军事成果存在不同的有效期限。击毙一名指挥官和摧毁一批武器，都具有一定的实效性。以2024年9月的寻呼机事件为例，刚受攻击的真主党曾一度濒临崩溃，但经过两年的重整旗鼓，真主党仍然是以色列在北部最大的威胁。所以，“斩首”可以降低一段时期内的威胁，但是建立一个持续稳定的边境环境才是更重要的任务，这个目标无疑需要更长时间。这也解释了以色列当下战争无法彻底停止的重要原因。

加沙和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让这种困难格外清楚。非对称战争并非天然对以军不利，以军在火力、技术和后勤上仍然具有显著优势。但如果任务扩大到长期控制人口密集地区、反复“清剿”残余组织、保护漫长交通线，优势就会越来越昂贵。武装组织能够分散隐蔽，等待一次伏击；正规军则必须持续投入人员，承担每次行动的伤亡、财政和政治责任。

双方耗下去的代价也非常不一样。以色列要让三十多万预备役回去上班、企业正常开工，就无法长期维持全国动员。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即使遭到重创，只要还有人、有武器，能继续发动袭击，就可以宣称自己没有失败。这有些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以色列有太多需要保护的东西，对手却可以靠不断制造混乱拖住它。因此，消灭了多少敌人，不能直接说明国家安全了多少。

伊朗又让问题更加棘手。以色列能够炸毁军事设施、打掉指挥机构，却很难靠轰炸决定伊朗政权的命运。战争拖下去，美国愿意投入多少，海湾国家能承受多久，能源和航运会受到多大影响，都必须考虑。即使打赢一轮，也要想清楚怎样防止对方卷土重来，怎样避免冲突继续升级。否则，今天取得的战果，很可能还要靠明天的战争来维持。

特朗普的加沙二十点计划，也绕不开这些难题。让哈马斯交出武器、建立过渡政府，方向容易提出，落实却很困难。谁来收缴武器，谁来维持治安，谁出钱重建，加沙百姓是否接受，都需要具体安排。阿拉伯国家即使愿意参与，也需要看到巴勒斯坦人有明确的政治出路，很难长期出钱出力，替一个得不到当地民众认可的政府收拾残局。

以色列还需要考虑加沙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被击毙，但如果普通人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家园、看不到未来，新的武装组织就可能继续招募成员。恢复教育、就业和基本秩序，给巴勒斯坦人留下和平生活的希望，同样关系以色列的安全。这些事情迟迟无人处理，以军就只能反复进入加沙作战。三年之后，以色列想好怎么妥善安置加沙的220万百姓了吗？他们有退出方案了吗？这些关键问题尚无人回答。

二、国际形象持续受损

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形象危机，不能只用宣传不足来解释。10月7日之后，国际社会曾广泛同情遇难者。随着加沙遭受持续破坏，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危机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军事行动的限度。理解一个国家遭受的创伤，与审视其战争行为，可以同时成立。

纪录片《NAZA》成为最近几个月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的重要依据。该纪录片通过24名匿名军方人员的讲述，揭示以军如何借助人工智能识别目标、预估袭击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并获得2026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以军否认影片的主要指控，否认杀害加沙百姓“配额”制度的存在。虽然导演的匿名采访尚待核验，电影奖项也不能充当事实裁决，但影片提出的问题无法回避：技术提高了打击效率，保护平民的审查是否跟得上？以色列能否允许这些质疑得到调查和公开讨论，也将影响外界如何看待这个国家。

以色列导演能够调查本国军队，说明其社会仍有重要的批评传统。但这种传统能否延续，要看调查者是否受到保护，军队是否接受独立监督，社会能否允许争议事件进入公共讨论。一部影片在海外上映，不能单独证明国内异议空间充分；反过来，以色列内部存在批评，也不能被拿来否定所有针对战争行为的外部质疑。

外交上的后果已经超出舆论争执。2026年5月，欧盟继续将涉及极端定居者活动的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这提醒以色列，国际不满不仅指向加沙，还包括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和暴力。军事行动结束后，这些争议仍可能延续，并影响贸易、科研合作和政府间关系。

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覆盖36国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国家的公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这种社会基础的变化，值得以色列全民认真地对待，毕竟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地球上独立生存。

修复形象需要让政策本身重新具有说服力。调查涉嫌违法的行为、约束定居者暴力、提出可信的战后安排，都比反复强调自身遭遇更有作用。与此同时，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也必须与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划清界限。将犹太人集体视为战争责任人，同样会摧毁公共讨论赖以成立的道德基础。

三、美国的变化

国际形象的变化，在美国具有更直接的战略意义。以色列依靠美国获得军备补给、外交支持和地区威慑，美国则从合作中获得情报、技术和军事利益。这种关系拥有深厚基础，不会因一轮抗议迅速瓦解。但支持以色列的社会与政治联盟正在变化，过去能够被默认的承诺，开始需要重新解释。

今年四月同样由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为37%，其中年轻人的负面态度尤其突出。这里既有对具体战争行为的反感，也有对美国自身承担责任的质疑。它提示以色列，美方政府今天愿意提供的支持，未必能够在未来保持相同程度。

校园抗议是这一变化的显眼部分，但校园并不代表整个美国。参与者也有不同诉求，有人反对战争，有人要求学校调整投资，有人否定以色列的合法性，其中还夹杂着反犹言论。以色列若将这些声音全部视为同一种敌意，就会放弃与其中可以对话的人建立联系。美国犹太社群内部的分歧，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忠诚与背叛。

民主党内部，援助条件和巴勒斯坦政治权利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共和党虽然仍有强大的亲以力量，“美国优先”取向也会追问海外战争的收益与成本。传统亲以立场与反对长期军事介入，能够存在于同一个选民身上。以色列因此可能同时面对两种压力，一种要求约束战争手段，另一种要求减少美国承担的义务。

对伊朗战争的争议，使这种压力更加具体。美国舆论中存在“以色列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说法，虽然美国总统与决策机构有自己的判断，不能把战争责任归于盟友，但这种说法的传播明确显示了部分美国人逐渐把以色列看成一个不断增加本国成本、又很难约束的伙伴，这无疑是对以色列相当不利的局面。

内塔尼亚胡擅长与美国政治力量建立联系，却也让美以关系过多地围绕领导人个人展开。长期安全需要比个人友谊更宽的支撑，包括国会两党、犹太社群、商业界和不同年龄的公众。当支持以色列逐渐成为美国国内的党派身份标志，以色列便会随美国选举承受更大波动。三年战争之后，这项外交修复任务已具有安全政策的紧迫性。

四、本土人才

判断以色列的承受能力，经济是一个重要尺度。过去三年，战争没有摧毁其经济体系。以色列央行公布，2025年GDP增长2.9%，高于2024年的1%；资本市场表现、通胀和部分融资条件也有所改善。把以色列描绘成已经陷入全面经济崩溃，既不符合事实，也低估了其战前积累的金融和产业基础。

恢复增长却不意味着损失已经补回。以色列央行估计，从战争开始至2025年底，两年多的战争累积损失约为1770亿谢克尔，相当于一年GDP的8.6%。2025年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达到68.5%，财政赤字仍占GDP的4.7%。这些数字说明，经济韧性正在吸收冲击，社会也在为冲击持续支付代价。

以色列的特殊困难，在于军队与高科技部门从业者的重合比例非常高。工程师离开研发岗位参加预备役，企业失去项目骨干；医生被征召，医疗体系需要重新安排人员；年轻家庭长期承担育儿与工作压力，也会改变消费和职业选择。军费增加之外，还有这些不容易在预算中完整呈现的损失。动员越频繁，社会恢复正常运行的成本越高。

分配问题随之进入安全讨论。谁服兵役，谁承担税收，谁获得财政支持，决定人们是否继续愿意共同承担战争。高科技劳动者、预备役家庭和不承担同等兵役义务的群体之间，若长期缺乏公平安排，战争便会加深原有的社会裂痕。以色列需要保护的生产能力，与它需要维持的社会团结，正在同一张账本上相互影响。

高科技人才的出走需要引起以色列的更多重视。以色列创新局数据显示，2025年高科技就业人数约40万，较上年增长2.5%；但近三年平均增速已明显低于此前十年。研发岗位减少约3500个。与此同时，以色列私人高科技企业员工中，在本国工作的比例从2019年的69%降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62%。

海外用工增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以色列人才出逃。企业成长后需要接近客户、扩张销售和服务，人工智能及全球融资环境也会改变岗位结构。因此，不能把所有变化都归因于战争。但这些因素与安全焦虑、政治分裂叠加，会让更多企业考虑把新增岗位、研发团队和管理职能放在海外。风险往往先表现为未来投入减少，随后才进入总量数据。

一个创业者可以继续保留以色列公司的身份，同时在海外生活、招聘和配置资金。国家由此可能仍然获得一部分商业收益，却逐渐失去创新活动在本地形成的联系。大学、医院、投资机构和研发团队之间的合作，需要人员长期相处才能积累。少数关键人才离开带来的影响，也可能远大于其人数占比。

留住他们，需要恢复可预期的生活，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恢复以色列正常国家的观感。此外，还包括稳定的制度、可靠的教育医疗、公平的公共负担，以及政府处理分歧的能力。

如果经济恢复之后，以色列的高科技人才，特别是其中的顶尖人才仍然持续把家庭和未来转向海外，就意味着问题已经深入国家治理。以色列拥有快速重建厂房和设施的能力，但是如何重建一代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考题。

五、换掉内塔尼亚胡？

上述问题最终将汇入10月27日的议会选举。三周年纪念与大选相距只有二十天，使这次投票不可避免地带有审判内塔尼亚胡政治责任的意味。选民需要评价他未能阻止10月7日袭击的责任，也需要评价此后三年战争的成果和代价。谁有能力保护国家，谁应为国家遭遇负责，两种判断可能指向不同答案。

内塔尼亚胡仍有稳定的支持者。一些选民担心换政府会削弱国家战斗力。反对者则要求独立追责、恢复制度信任，并质疑战争目标是否被执政联盟的生存需要牵动。双方都谈论安全，却把安全的来源放在不同地方。

埃森科特是内塔尼亚胡最具威胁的挑战者。他曾任以军总参谋长，拥有军事经验，又在战争中失去儿子。他的军事履历让他获得了与内塔尼亚胡数量相当的支持者，但他需要继续展示他的安全观念和国家发展观念要优于内塔尼亚胡。

换掉内塔尼亚胡，可能改善政府作风、降低部分外交摩擦，也可能为独立调查和社会和解创造条件。但新政府同样面对伊朗威胁、巴勒斯坦治理困境、兵役争议和财政压力。许多中间派选民也支持强硬安全政策，对撤军和政治让步缺乏信心。领导人变化能够打开调整空间，真正使用这个空间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

以色列需要的领导人，必须能够同时处理这些相互牵制的目标。既有能力使用武力，也能划定武力的边界；既理解受害者的创伤，也不让创伤成为拒绝审查政策的理由；既能约束敌人，也能约束执政伙伴。独立调查、兵役改革、战后治理和盟友协调，每一项都可能损害短期政治利益，却关系长期安全。

结语

三年后的中东，威胁与合作正以更复杂的方式交织。胡塞与沙特的冲突升级，让红海安全与海湾稳定承受新的压力；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的袭击事件，也让国际公众在战争之外重新看见普通以色列人的勇气，为其受损的形象带来些许修复。这样的片刻提醒人们，当下的中东乱局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在10月7日三周年，人们应当悼念遭哈马斯杀害的无辜者，也应当为加沙七万多名巴勒斯坦死者默哀。他们的生命不能被压缩为战报里的数字，他们的死亡也不应因所属民族不同而获得不同分量的悲悯。

加沙问题应当被放到地区议程的优先位置。三年来，大量居民失去家园、反复流离失所，重建生活的希望不断被推迟。以色列持续封锁加沙、限制正常生活恢复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超出军事和财政范畴，正在侵蚀其国际信誉、盟友支持与长期安全基础。遭受恐怖袭击的创伤值得理解，政府对战争手段和平民保护承担的责任，也必须受到审视。推动加沙停火、重建与可信治理，同应对伊朗威胁、稳定北部边境、修复美以关系并不矛盾，还可能为这些目标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以色列有权要求自己的孩子免于恐惧，巴勒斯坦人也有权让孩子在可以称为家园的地方长大。能够同时承认并保障这两种权利的地区秩序，才有可能让10月7日的纪念逐渐走出下一场战争的阴影。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学者，长期关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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