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做官，要和光同尘。

你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以，但你不能伤害其他同僚的利益，毁掉他们的政治前途。否则，你就是官场的公敌，破坏团结稳定的罪人。

对于官员个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选择。

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每个官员都和光同尘，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是平庸的、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

晚清的官场就是这样。

人人都讲和光同尘，人人都在和稀泥，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人人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终，晚清官场的每个人都平安无事，但国家命运和民生经济，却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向着数千年来最黑暗的深渊急剧滑落。

1836年，道光皇帝亲自提拔翰林清流张集馨，出任山西朔平知府，叮嘱他不要辜负朝廷恩德，做一名实心用事的好官。

然而张集馨上任以后，不仅在三场大案中，将官场的“和光同尘”发挥到极致，辜负了道光皇帝的圣恩，后来还以回忆录的方式，把晚清的腐败乱象都记录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

这篇文章，我们就和张集馨一起上任朔平府，通过他亲手处理的三场大案，见识一下晚清官场到底烂到什么程度。

1

朔平府在山西北部，管辖现在的山西朔州市以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部分，毗邻长城，府城在右玉县。

从地理位置就能看出来，朔平是典型的边塞州府。

因此，张集馨刚到朔平府，就用笔墨记录下了这座晚清边塞州府的惨状——

1、连年歉收，经济崩溃，人家十室九空。

2、 人民生活艰难，卖妻鬻子成为常态。

3、财政赤字严重，官府入不敷出，仅宁远厅的亏空就达到四万余两白银。

要知道，此时的清朝尚未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历史尚未进入黑暗的近代，各地官员仍在标榜天下太平。但从朔平府的民生经济来看，晚清各地只是面子上光鲜亮丽，里子其实早已烂透了，所谓乱世也不过如此。

就是在这种严重的环境下，张集馨遇到了出任朔平知府以后的第一场大案，兵饷案。

朔平府境内，有一座八旗驻防的右卫城，康熙年间是将军驻地，统辖五千余名旗兵，到了乾隆年间，将军移驻绥远（呼和浩特），右卫降为城守尉，故而旗兵只剩三百余人。

这些旗兵的军饷是每月二两，用山西的赋税支付，而且要提前一年，存到粮捕同知的库里。

粮捕同知是知府副手，专门负责粮饷和缉捕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

可以说，朔平府粮捕同知的工作就是，每年从山西省里领取七千余两银子，然后按月发给右卫城的三百名旗兵，境内出现盗贼的时候，他再申请调动旗兵出城捕盗，就这么简单。

但，就在张集馨出任朔平知府以前，前任粮捕同知祥璋，可能是得到其他官员的授意、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其他亏空，便把本该发给旗兵的七千两军饷，挪作他用了。

挪用旗兵军饷，向来是重罪，那祥璋的做法，合不合法呢？

合法。

因为祥璋在挪用旗兵军饷以前，曾向雁平道（介于省和府之间的官职）章沅审批报备，并得到批准，只是要求这笔银子在朔平府“按年流摊”而已。

换句话说，祥璋和章沅都没有贪污这笔钱，只是暂时挪用，填补政府的其他财政亏空。而且他们也不是不还钱，只是缓还、慢还、有次序的还。

从流程来看，所有人都没有错，可偏偏是这件所有人都没错的事，出了大错。

因为旗兵领不到军饷，便失去了经济来源，再不想想办法，自己和家人就要衣食无着了。于是，他们来到同知衙门，和新任粮捕同知祥山大闹，要求他立即发饷。

祥山能有什么办法？

没钱就是没钱，打死他也变不出钱来。

张集馨见事情即将失控，担心治下出现兵变，给他的政治生涯造成污点，便从府库的牙当税里抽调一笔银子，填补上这笔亏空，暂时稳定住局面。

这就是晚清地方政府的财政生态，做什么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墙，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可问题是，张集馨用税银填补了军饷的亏空，那税银的亏空怎么办呢？

张集馨决定，向布政使和按察使反映问题。

然而，张集馨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笔七千两银子的亏空，省里也不能合理合法的解决。

那时的山西布政使是旗人，名为庆林，和前任朔平府粮捕同知祥璋有亲戚关系。一旦张集馨将祥璋挪用军饷的事报告朝廷，那么庆林做为官场上级和家庭亲戚，都有无法回避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庆林便不愿意追究祥璋挪用军饷一事。

为了劝张集馨息事宁人，庆林指示太原知府王有壬给张集馨写信，约他来太原面谈。而等到张集馨来到太原，庆林又说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

“此案实办，必要杀人。足下如专为兵饷，则七千金我为补苴。如必要杀人，足下亦不忍也，且申中丞亦不愿实办。”

什么意思呢？

庆林的言外之意是——

有些事，不上秤没有三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挪用军饷是大事，如果你一直揪着不放，那么有多少官员要人头落地，你知道吗？到那时，你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出来做官要和光同尘，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就不必害人害己了吧。

你治下出现亏空，其实不难解决，七千两银子而已，我给你凑齐。这样一来，你能交差、事情也翻篇了、同僚们也不用受牵连，有什么不好？

可如果你一定要追究祥璋挪用军饷一事，那么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是山西布政使，你就查不下去。即便你上报山西巡抚申启贤，他做为深谙为官之道的人，也是不会站在你一边的。

如果你是张集馨，听到这番暗示，会怎么办呢？

其实，根本没办法。

官官相护就是晚清的官场生态，断了别人的政治前途等于要别人的命，而要维护这个政治生态，最佳选择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小事勉强糊弄，不在自己任期暴雷即可。

于是，张集馨说了一句：“但得有饷而兵不鼓噪，我亦何必深求耶。”

听你的，能填补亏空就可以了。

听到这个回答，庆林非常满意，随即开始向各个官员摊派银子，给张集馨填补亏空——

前朔平府粮捕同知祥璋，主要责任人，赔三千两。

雁平道章沅，违规审批，赔两千两。

陈符清，代理粮捕同知半年却没有查出挪用军饷一事，工作失职，赔两千两。

就这样，七千两银子，一朝齐备。

填补亏空的银子有了，所有人的罪就没了。

张集馨见状，感觉再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便离开太原回到朔平，继续在晚清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挣扎求生。

2

如果说朔平兵饷案是晚清官场的财政案件，那么张集馨处理的太原满城案，便是一场涉及满汉、军地、官匪、治安的政治大案。

太原是山西省府，不仅能通过汾河得到平阳（山西临汾）、蒲州 （山西运城） 等地的粮食供给，周边还有祁县、太谷、平遥等晚清金融中心，因此，太原的经济条件是远远超过朔平府的。

但，太原府有一个朔平府没有的东西，满城。

虽然朔平府也有一座旗兵驻扎的右卫城，但右卫城在右玉城外，相当于一座纯粹的军事城市，和地方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太原府的满城，则是在城内单独划一片区域，供驻防旗兵使用，日常工作就是镇守太原重镇，监督山西军民。

早年间，满城里的旗兵是不允许进出太原府的，两者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但随着晚清的权威江河日下，曾经的森严纲纪，便逐渐不被遵守了。

到了道光年间，满城旗兵更是四处奔走，仗着“直属皇帝”这层关系，以欺辱地方官民为乐，以至于太原满城被称为“梁山泊”。

听听这个称号，基本和土匪划等号了。

1838年7月，张集馨调任太原，代理太原知府，9月，数名旗兵就强闯满城和太原府城之间的栅栏，守栅栏的人不开，他们便用青砖打伤守栅人的头部，然后搬开栅栏进入太原府城。

这种满汉、军地的冲突，向来是官府非常重视的。

于是在次日，阳曲知县李廷扬和理事通判麟燿便共同审理此案。然而，理事通判是专管旗兵的职位、麟燿也是旗人，因此，麟燿为了宽慰旗兵，不仅不秉公执法，反而说守栅栏的人是无理取闹，把他打了一顿板子。

坚守法律制度的人成了罪人，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满兵益无顾忌。

可能是审案的时候，阳曲知县李廷扬说了一些不利于旗兵的话，所以在9月18日，李廷扬和仆人微服私访时，直接被旗兵拖到一家店铺里，轮番殴打。

李廷扬说：“我乃阳曲县也。”

旗兵们说：“此二人欲入店强奸。”

最后，还是山西布政使和按察使发话， 太原满城的城守尉恒通 才出面调停解决了这件事，但没有处罚任何一名旗兵。

阳曲县是太原府的府治首县，堂堂阳曲知县都被满城旗兵欺辱到这种程度，更何况其他普通百姓呢？可见，满城旗兵在太原府城，基本就是高人一等、不受约束的地位。

不过，此次“旗兵进城事件”还是引发了另外一件大案，从后续的案件发展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后续案件其实就是太原官场的一次政治报复行动。

事情是这样的——

旗兵殴打阳曲知县李廷扬的那家店铺，是旗兵马甲（披甲正兵）文英阿开的，但这家店铺不经营正经生意，而是专门窝藏犯罪分子。例如太原大盗根寅儿就和文英阿关系要好，经常出入店铺，满城旗兵的骁骑校（正六品军官）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也常常来此聚会。

根据常识来判断，我们可以断定，文英阿等旗兵就是利用政治特权开设了这家店铺，并利用政治特权为根寅儿等罪犯提供政治庇护，然后兵匪合流，坐地分赃。

这件事，太原官府知道吗？

大概率是知道的，但为了减少府城和满城的冲突，不刺激旗兵的嚣张气焰，太原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但这次，太原官府不忍了，或者说，阳曲知县李廷扬不忍了。

“殴打事件”过后不久，李廷扬便派人专门盯着文英阿的店铺，就看留有案底的大盗根寅儿，什么时候再去店铺和文英阿等人分赃。一旦抓住机会，就能利用既定事实，狠狠打击文英阿等旗兵的嚣张气焰。

经过一段时间的盯梢，他真的等到了一个机会。

某天，探子回报李廷扬，说：“大人，根寅儿又去文英阿的店铺了”，李廷扬闻声而动，立即派阳曲县捕役张连城、王同、李德持等人，冲到店铺，将根寅儿逮捕锁拿。

此时，文英阿和长庆都在店铺里。

见到根寅儿被捕，他们知道，这是李廷扬冲自己来的，一旦根寅儿的罪行落实，自己必然要受到牵连。

于是，他们两人分头行动——

长庆把捕役张连城带到西厢房，极力劝他释放根寅儿，可能还许诺了一些好处费，文英阿则和根寅儿窃窃私语，教他趁机逃跑，并悄悄给他塞了一把刀子。

从晚清官场的职责划分来看，阳曲捕役张连城是阳曲知县李廷扬的直接部属，李廷扬能直接决定张连城的前程和性命，所以张连城便不肯接受长庆的意见，坚决要把根寅儿逮捕归案。

但，根寅儿的手里，多了一把刀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连城等人在押着根寅儿离开时，刚出门，根寅儿便抽出刀子，刺死捕役王同，然后翻墙逃走。

这件事，相当于罪犯袭警，情节相当恶劣。

于是，事件发生以后，张连城随即跑回阳曲县衙禀报李廷扬，李廷扬又层层上报，直接捅到山西布政使、按察使和巡抚申启贤那里。

一次平平无奇的旗兵进城事件，就此层层升级，成为一场牵动整个山西官场的政治大案。

那这个案件是如何收场的呢？

其实，在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仅仅出于维护法律严肃和社会治安的目的，是无法推动案件进程的，唯有涉及到各级官员的政治利益，他们才会层层施压，尽快平息恶性事件。

以前文英阿开店包庇罪犯，一直没人管，是因为此事和各级官员无关，但根寅儿刺杀捕役的事件发生以后，就和他们有直接关系了。

于是，省里立即做出决定，由代理太原知府张集馨审理此案。

反正你在省里没有根基，又是代理的官，还正好管着太原府，就你了，朝廷怪罪下来就由你背锅。

张集馨没办法，只能临危受命。

那时，《大清律例》规定：“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开具事由，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意思是，无论官职大小，只要是犯了罪，都得由皇帝亲自处理，地方不能擅自决断。

长庆的骁骑校是正六品官，按照律例要求，山西省是没有资格做出判决的。

但问题在于，长庆的事不能让道光皇帝知道，一旦“根寅儿刺杀捕役”的事上达天听，那么太原满城纲纪废弛、旗兵和盗贼勾结牟利等事也会被牵连出来。到那时，道光皇帝就要问了，山西各级官员为什么知情不举？

恐怕，一顶“塌方式腐败”的帽子是逃不掉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好办。

律例规定，官员犯事要上报皇帝处理，如果你不是官员，不就不用上报皇帝，可以把案件留在省里处理了吗？

于是，张集馨禀报巡抚申启贤，请求革除长庆的骁骑校官职，以及文英阿的兵籍，剥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经济收入，然后再进行刑事审讯。

这一软一硬的两种手段，很快就把长庆和文英阿给折服了，两人当堂招供，承认犯窝藏罪犯是事实、给根寅儿递刀是事实、出主意刺杀捕役也是事实。

至此，从犯招供，只剩逮捕主犯归案了。

根寅儿刺杀王同以后就跑到不见踪影，在技术条件并不发达的晚清，想将其逮捕归案是很难的。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巡抚申启贤发力了。

那时，巡抚申启贤即将任满进京，如果不在离开太原以前，将案件落地，便有可能留下政治污点，成为下一任巡抚攻击他的把柄。所以在那段时间，申启贤整日求签问卜，祈求神仙显灵，让根寅儿早早现身。

有一天，申启贤果真求到一签，说壮役（衙门安保人员）洪喜可以逮捕根寅儿。

于是，申启贤遵从神仙指示，命洪喜去执行这项任务，洪喜随即跑到榆次县，逮捕根寅儿，将其押回太原。

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太蹊跷了。

我估计，应该是巡抚衙门的人为了讨好申启贤，就把根寅儿的消息告诉他，但传递消息的人身份特殊，不方便直接出面，申启贤便以神仙显灵为幌子，和洪喜两人直接合作，把根寅儿逮捕归案。

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

在晚清的山西官场，给即将离任的巡抚送人情的事，谁都有可能做。

现在，涉案罪犯都抓回来了，但审案和结案都需要走流程。

城守尉恒通，等不及了。

因为他接到了升职调令，即将离开太原满城，升任正二品的伯都讷副都统，他也不想在升职前留下政治污点。于是，他便请求张集馨，加快案件审理流程，速速结案。

申启贤想速速结案、恒通想速速结案，而要速速结案，张集馨就得缩小案件审理范围、简化案件审理流程。

在两位上司施加的政治压力下，张集馨确定了“杀人者死，余免株连”的方案。

最终，张集馨把“盗贼根寅儿刺杀捕役王同”一事上报刑部，刑部批复，文英阿判处斩监候、根寅儿绞立决、长庆在监狱打死、其余涉案人员开除旗籍。

至于 旗兵强闯太原府城、殴打阳曲知县、开店包庇罪犯等案件前因，张集馨一概不提、刑部一概不问、山西官场一概不管。

轻轻举起，轻轻放下。

所有人的政治前途都保住了，但国法、律例、政治纪律、社会治安，没有一个人在乎。

3

处理完太原满城案，张集馨便卸任“代理知府”一职，返回朔平府。但仅仅过了两年，山西风云再起，新任山西巡抚杨国桢决定，再给张集馨派一个任务——

到绥远、归化一带处理京控案。

这是张集馨在山西朔平知府任期内，处理的最后一件大案，我们通过这件大案，可以一窥晚清山西官场的政治斗争，以及张集馨的为官之道。

所谓的京控案，其实很荒唐。

绥远驻防防御（正五品）哈楚暹，性格霸道、处事桀骜，即便在骄横难制的旗人官员里，他也是最骄横的一个。在和光同尘的晚清官场，这样的人，自然是最容易遭到同僚嫉恨的。

这年春天，哈楚暹准备纳一个女子为妾，但这名女子不同意，哈楚暹有些沮丧，便给退回去了。

原本，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合情合理合法。

然而，哈楚暹的官场口碑实在太差，绥远和归化两城的官民听说此事以后，认为打倒哈楚暹的时机到了，便怂恿这名女子的母亲，到太原的巡抚衙门控告哈楚暹。

他们的做法，其实是准备给哈楚暹扣上“强抢民女”的罪名，然后以这对母女为工具，借机打倒他们的共同敌人。

至于真相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对母女不敢违抗两城的地方势力，巡抚衙门在两城官民和哈楚暹之间，一定会偏袒人数众多的一方。

但，哈楚暹也不是省油的灯。

听闻女子的母亲到了太原，哈楚暹随即让自己的母亲到北京都察院，控告绥远和归化两城的七十余名旗人官员聚众赌博、学习唱戏、国丧期间擅自剃发、处事不公、贪污腐败收钱办事等不法行为。

这就是京控。

你们要把事情闹大，借势压人，是吧？那我就闹的更大一些，直接上达天听，谁怕谁啊。我就不信，你们给我扣上的虚假罪名，能比你们自己的实际罪行更大。

果然，哈楚暹发起京控以后，山西的官员慌了。

所有人都在勉力维护着“四海升平、官员干练”的体面，你发起京控，不是戳破这层窗户纸，给道光爷上眼药么？你看你，这是闹得哪出啊，得赶紧派人压下去。

选来选去，巡抚杨国桢选定张集馨到归化处理此案。

因为从太原满城案的处理结果来看，张集馨处事稳重，顾全大局，又能协调各方矛盾，正是处理京控案的最佳人选。

就这样，张集馨到了归化。

而他刚到目的地，绥远和归化的将军、都统、道员、同知便都来拜访，意见很明确，说“哈楚暹异常狡展，非用严刑不能折服。”言外之意就是，立即动用刑法，在京城都察院审理控告以前，就让哈楚暹认罪伏法，了结此案。

张集馨知道，他们正在和都察院抢时间，所以要借刀杀人。

但张集馨也知道，一边是七十余名旗人官员，一边是哈楚暹一人，即便哈楚暹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也不能为了哈楚暹一人而得罪七十余名旗人官员。

什么是大局？

这就是。

什么是团结？

这就是。

于是在审案的时候，张集馨甩出了三板斧——

第一，哈楚暹被押到大堂的时候，身上带着沉重的刑具，张集馨下令解开刑具，并允许哈楚暹站着回话。

这是给了哈楚暹最基本的人格尊重，而非以阶下囚的姿态接受审问。

第二，张集馨重提太原满城案，说：

“我看汝条干颇好，未必终无出息，故留汝脸面，汝断不可与问官挺撞，必无苦吃。汝岂不闻余审太原驻防文英阿案耶？今既奏派来审此案，又何强御之足畏耶？”

这番话，其实是用太原满城案来打压哈楚暹，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太原那么大的案子我都能审，这件案子我同样能审，你最好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不要耍花招。

既给面子、又制造威慑，张集馨的手段可谓非常精妙。

但，张集馨的第三板斧，更绝。

审案的时候，绥远和归化的官员们都派人到窗外偷听，想随时得到张集馨审案的第一手信息。他们都希望张集馨整死哈楚暹，替他们开脱，但人群中有一人，却希望张集馨能宽大处理。

此人，便是哈楚暹的母亲。

随着审案时间越来越长，哈楚暹的母亲越来越急，迫切希望知道，儿子到底有没有受刑、能不能保住性命。为了宽慰母亲，哈楚暹便向张集馨提出，到门外和母亲见一面。

按照规定，审问期间不允许有人离开大堂，但哈楚暹和母亲的情绪也需要照顾，怎么办？

张集馨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命令工作人员到门口传话，说：

“汝出去告知哈老太太，请其放心，哈楚暹并未受刑，且赏给茶点，少顷案完，出去尽可谈论。”

这样一来，哈楚暹的母亲知道了儿子安全的消息，哈楚暹宽慰了母亲的情绪，张集馨又不违反审案的规定，简直完美。

而因为张集馨顺应人情的举动，哈楚暹非常感动，从此开始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案件中的各个环节都迎刃而解，顺利结案。

百年后再看张集馨到审案手段，我们都不得不说一句，漂亮。

那审案流程结束了，案件结果怎么样呢？

答案是，张集馨为了维护山西官场的团结，在案件结论中回避了“哈楚暹纳妾不成且将女子放回家”的事实，将重点放到“哈楚暹和母亲到都察院控告七十余名旗人官员属于诬告”上，并上报省里和朝廷。

最终，朝廷批复同意张集馨的汇报，以“挟嫌诬控”的名义，判处哈楚暹流放新疆。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四十》里写道：

“哈楚暹诱取民女为妾未成，挟嫌诬控特克什布等演戏聚赌，请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下部议，从之。”

这样的结果，整个山西官场都很满意。

绥远和归化两城的旗人官员，给张集馨送行时，齐声道谢，称他为恩公。山西巡抚杨国桢，赞扬张集馨“此案查的甚好。”

而在张集馨的笔下，写的却是，哈楚暹控告七十余名旗人官员的罪行，“所控本不尽虚。”

一场有理有据的京控案，因为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维护山西官场的团结，延续和光同尘的局面，就这样成了一场冤案。

哈楚暹这个公布官员罪行但破坏官场团结的人，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4

回顾张集馨在山西处理的三件大案，案件发生地是一个比一个重要，从朔平府到太原府再到控御蒙古的绥远、归化，涉案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从布政使到巡抚再到都察院。

但，无论案件的情节如何变化，张集馨的处理方式却出奇一致——

摆平案件，不牵连到大多数官场同僚。

现在看来，张集馨处理的三件大案，都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是张集馨一个人的问题吗？

恐怕不是。

身处晚清官场这个烂泥潭，个人操守和能力是最不重要的，无论张集馨如何逆天，他都不可能违背官场的整体意志。

都说做官要和光同尘，可和光同尘就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藕断丝连。

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