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m起诉尧唐：当中国基因编辑追上来，商业秘密之争爆发

吴妮 | 撰文

王晨 | 编辑

2026年，本应是尧唐生物的高光之年。

6月一个月内，尧唐先是成立NewCo公司Serapha Bio，随后推动Serapha Bio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Boundless Bio达成反向收购协议，并同步完成总额2.3亿美元的私募融资，由RA Capital Management与RTW Investments联合领投。

对于一家中国biotech来说，这是一个推进速度很快、资本阵容也相当亮眼的NewCo案例。

但三个月后，事情突然转向。

9月25日，美国碱基编辑公司Beam Therapeutics向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将Serapha Bio、尧唐生物及前Beam员工王子君等列为被告。Beam指控，Serapha的核心资产YOLT-202在研发过程中使用了与其BEAM-302相关的商业秘密，而王子君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起诉讼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商业秘密争议本身，也因为双方已经在同一条赛道上形成了直接竞争。

Beam由张锋、刘如谦等人共同创立，202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其核心管线BEAM-302，是最早进入人体研究、试图通过体内碱基编辑直接修复致病突变的疗法之一。它与尧唐的YOLT-202针对的是同一个疾病——AATD（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也瞄准同一个E342K（PiZ）点突变。

BEAM-302起步更早，2024年进入临床，比YOLT-202早约一年。但随着YOLT-202公布早期临床数据，Beam原本的领先优势开始受到挑战。

9月7日，在欧洲呼吸学会（ERS）年会上，两条管线的数据被放在了同一个比较坐标中。

尧唐披露，YOLT-202在45 mg剂量组中，总AAT水平升至约20 μM，校正型M-AAT占比超过95%，单例最高达到98.7%。Beam披露的BEAM-302数据显示，在60 mg单剂量组中，受试者循环总AAT平均达到14.4 μM，第28天校正型M-AAT占总AAT的91%。

20 μM通常被视为健康人正常范围的下限；14.4 μM已经超过约11 μM的保护性阈值，但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

从现有早期数据看，YOLT-202已经成为BEAM-302不可忽视的竞争者。

在正式大会公布更完整数据之前，尧唐YOLT-202的临床表现已经在美国投资圈内有一定认知。上半年开始尧唐陆续与美国投资人进行一对一沟通，也参加过分析师组织的线上交流会，覆盖了数十家、甚至更多机构。其部分投资人此前也投资过Beam。

也正是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Beam的诉讼显得格外敏感。

尧唐方面认为，这起诉讼带有明显的商业竞争色彩；Beam则在诉状中主张，其前员工在离职前后接触并利用了公司的非公开技术信息。双方对同一段研发历史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此前，Beam也曾与Prime Medicine因AATD项目发生法律争议，那场专利纠纷以Prime Medicine胜诉告终。

不过彼时争议涉及的是合作协议和专利相关问题，与此次针对尧唐提出的商业秘密指控并不相同。

对于尧唐来说，眼下最现实的风险之一，虽然现金流不成问题，但Serapha Bio的上市节奏可能会受影响。

Serapha已经完成与Boundless Bio的反向并购安排，原计划在11月至12月推进登陆纳斯达克。诉讼是否会实质影响交易，目前仍未确定；但一场发生在上市前夕的商业秘密诉讼，至少可能增加法律审查、信息披露和时间成本。

纠纷核心：Beam在争什么秘密

Beam与尧唐这场官司，表面上围绕的是两条治疗AATD的体内碱基编辑管线，但真正进入诉讼的是：YOLT-202里的关键技术，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款体内碱基编辑药物，核心大致可以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负责修改基因的碱基编辑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把负责“剪”和“改”的分子剪刀；另一部分是LNP递送系统，负责把编辑器相关成分送进肝细胞。除此之外，脂质结构、配方比例、筛选过程、RNA制备以及CMC工艺，也都会影响最终的编辑效率和安全性。

Beam此次并没有指控YOLT-202侵犯其专利，而是提出了一项范围更宽、也更难证明的指控：尧唐是否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了Beam尚未公开的研发信息。

而这场商业秘密纠纷，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王子君。

2021年3月，她加入Beam，负责非病毒递送；2022年1月31日从Beam离职，并于第二季度回国出任尧唐生物CTO和CDO。

Beam称，尧唐于2021年7月成立，当时王子君仍在Beam任职，因此指控她“秘密创立”了YolTech Therapeutics。

对此，一位了解情况的业内人士回应，王子君于2022年第二季度入职尧唐，入职时间、入境记录等证明材料都很清晰，双方劳动关系并不存在重叠。

Beam拿出的另一条证据链，是王子君在离职前对公司内部研发资料的访问记录。

起诉书称，2021年8月6日前后，王子君曾在Benchling上查看46条此前未访问过的记录，内容涉及脂质筛选、灵长类实验、gRNA、RNA合成、NGS、质控和免疫原性等多个环节，部分访问发生在夜间和周末。

这些内容值得注意，因为它们覆盖的并不仅仅是“编辑器序列”，而是体内基因编辑从递送、筛选到实验验证的一整套研发流程。

这场争议存在的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Beam到底在争什么“秘密”？

在编辑器之外，Beam更侧重的是LNP。一位参与YOLT-202临床的PI也提醒，较低剂量下达到较高编辑效率，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编辑器本身，递送平台的优化同样可能发挥重要作用。“LNP优化好了，其实也能提升编辑效率。”在他看来，低剂量仍能达到较高编辑效率，更像是整个技术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Beam尤其抓住了一项LNP专利。

2022年6月23日，YolTech提交中国专利申请CN114989182A，唯一发明人为王子君，距离她离开Beam约5个月。Beam称，该专利披露了约60种脂质化合物，包括化学合成、LNP制备和动物实验，其中约一半具有Beam当时所使用脂质的一种结构特征。

Beam据此质疑，如此规模的化合物合成、制备和动物实验，是否能够在王子君离开Beam后的5个月内从零完成，并认为其中可能使用了她在Beam任职期间接触到的非公开信息。

一位了解尧唐管线进程的人士称，这项专利涉及的脂质，在王子君回国前，就已经由公司化学合成部门一位负责人开展合成和实验，几个月后王子君入职，接手了化学合成部门。

上述人士强调，其编辑器和LNP均有独立研发记录，并以多轮FTO尽调作为自身技术体系经过审查的佐证。

据公开资料显示，尧唐前后至少经历过四轮FTO分析。A+轮投资方德诚资本聘请美国律所对公司专利进行尽调；B轮领投方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阶段，阿斯利康也动用了全球律师和专利团队，并另聘外部律所；C轮融资以及NewCo阶段，正心谷、RA Capital和RTW等投资方又分别进行了知识产权审查。

但问题在于，FTO和商业秘密诉讼回答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专利侵权关注的是一项技术是否落入他人专利权利要求。即便技术完全由自己独立研发，只要落入有效专利的保护范围，也可能构成侵权。

商业秘密诉讼关注的则是另一件事：研发过程中是否不正当地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了他人的非公开信息。

“如果Beam提起的是商业秘密诉讼，其与尧唐技术本身是否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并无必然关联。”一位知识产权律师称。即使尧唐做过严格的FTO分析，也只能说明其专利侵权风险经过审查，不能单独证明研发信息来源合法。

反过来，对Beam而言，仅仅证明王子君访问过内部资料，同样还不够。

访问记录可以成为调查线索，但访问并不等于复制或带走；脂质结构存在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比较，但相似本身也不能自动证明技术来源。Beam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哪些信息在当时构成商业秘密，王子君具体接触了哪些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后来如何出现在尧唐的技术体系中。

这场纠纷最终仍需回到证据链本身。

-02-

Beam失去的2年

BEAM-302是体内碱基编辑的先驱。

它是首个在人体内成功修复致病基因的碱基编辑疗法。“修复而非破坏”的机制、扎实的早期临床数据，再加上FDA的加速审批认可，让它在当时的美国生物技术圈备受瞩目。

但BEAM-302早期临床数据公布后，其疗效低于部分业内人士的预期。

2025年3月，Beam首次披露9名患者数据，60 mg组第28天总AAT均值为12.4 μM，虽已越过约11 μM的保护性阈值，但尚未恢复至约20 μM的正常范围下限。此后Beam继续扩展剂量探索，将试验推进至75 mg，并增加多次给药及新的患者队列。

一位参与同类项目临床的PI回忆，他当时曾据此判断Beam可能仍在寻找更合适的剂量和开发方案。不过，公开资料显示BEAM-302的Phase 1/2试验一直持续推进，目前没有证据显示Beam曾因疗效或旁观者编辑问题“重启”该项目。

BEAM-302的“软肋”，在业内并不算是秘密。

在上述专业人士看来，药效未达预期可能和旁观者编辑问题有关。

旁观者编辑，是碱基编辑技术固有的一种特性。

对于BEAM-302而言，它的目标是修正导致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AATD）的E342K（PiZ）点突变。可在使用ABE8e编辑器进行修正时，编辑窗口内邻近的一个碱基也可能被编辑，即“旁观者编辑”。临床前研究中观察到的 D341G 突变，属于这类潜在脱靶效应之一。

“就像剪刀下去，本来只想剪一个点，却顺手把旁边也剪了。”

但Beam不把D341G视为一个必须解决的“缺陷”。在 2026 年 2 月的财报电话会上，Beam 的 CSO Gopi Shanker被问及旁观者编辑问题时回应：关于旁观者编辑的特征，尽管我们今天没有披露细节，但我们对靶向编辑和获益-风险特征感到有信心。所以从公司的立场看，这不是一个需要回头重做的错误，而是一个可接受的编辑产物。

可外界难免追问：Beam是真的相信D341G无害，还是临床进度的压力逼着它必须往前走？这只有他们内部才清楚。

一位PI表示，一般而言，旁观者编辑越少，基因编辑工具的安全性风险通常越低。AATD的靶点较为特殊，目标碱基与邻近碱基距离很近，编辑时容易发生旁观者编辑，导致邻近碱基被一并改变。若邻近碱基被误编辑，即使目标位点已被纠正，也可能产生功能异常或丧失功能的蛋白。因此，针对该位点，精准性要求极高，理想情况下应只编辑目标碱基，而不改变邻近碱基。否则，不仅可能带来安全性风险，也会直接影响药效。

“BEAM-302的效果只达到及格线。距离完全恢复正常仍有明显差距。它证明了方向，却没有把天花板彻底掀开。“上述人士表示。

而当时的后来者开始追上来。

并非所有与BEAM-302竞争的管线，都存在旁观者编辑风险。

以Wave Life Sciences、AIRNA和Korro Bio为代表的RNA编辑疗法，作用层面是mRNA，而非DNA。它们从机制上就不存在DNA碱基编辑所固有的旁观者编辑风险。且Wave Life Sciences的RNA编辑疗法WVE-006比BEAM-302早6个月进入临床，抢占了速度优势。

同样在DNA层面操作的竞争者，则试图用更新一代的编辑工具，把旁观者编辑压到最低。尧唐生物/YolTech的YOLT-202就是这么做的，基于自主开发的新一代碱基编辑器YolBE，公司宣称该疗法“几乎完全避免了周边碱基的旁观者编辑”。

一位参与YOLT-202临床的PI透露，一名德国患者在治疗后接受了肝穿刺检测，测序结果显示目标位点发生了编辑，但没有观察到邻近碱基被一并改变，这也是团队对旁观者编辑风险较为放心的原因之一。

“尧唐当时做这个编辑器，首先是为了绕开专利问题，所以从一个全新的微生物里找了一个全新的酶。缺点是效率低，最开始从细菌里挖出来的版本，效率可能连当时能上临床的碱基编辑器的千分之一都不到。后来搭了一个高通量基因编辑器蛋白纯化平台，做了将近两年，才把效率提起来，并且把活性窗口压到真正的单碱基级别。至少对AATD的点突变，能做到真正精准的编辑。”一位了解尧唐项目进程的人士透露。

尧唐算是Beam竞争对手中速度比较快的之一。一位和他们合作过的PI表示，他们的执行力比较狼性。一般企业在CRA、CRC等医学推进上往往按部就班，有些团队在会议或方案讨论中执行力不足，导致进度拖慢，而一旦慢了就很难入组。而尧唐执行快、反应快。

他认为，YOLT-202之所以能推进快，不只是国内患者多，他们还有欧洲资源，可以把欧洲患者带入项目，因此“从入组速度、管线选择上都不受限制”。

尧唐生物的YOLT-202数据显示，45 mg单次给药后，总AAT在第4周达到约20 μM，直接触及正常范围下限，校正型M-AAT占比最高达98.7%，并且疗效维持了6个月。

如今已获得FDA批准开展II/III期临床研究，如果Newco顺利上市后，后续临床开发资金到位，进展也会加快。

追溯起来，Beam的危机不是今天才发生，不仅是竞争者的赶超，Beam内部也早就出现过危机。2023年Beam曾宣布将裁掉100名员工，占总数20%，暂停部分研究。

-03-

商业竞争还是正当维权

这场争议的主线，是Beam 对尧唐/Serapha Bio 的诉讼究竟属于正当维权，还是商业竞争手段。

在公开报道中，尧唐对外强调，这是一种商业竞争手段。这类诉讼确实是常见商业策略，对方只需发起诉讼，用一份模糊但足以立案的证据把对手拖入法院，就足以让竞争对手陷入泥潭。一年律师费约 500 万到 1000 万美元，通常要打两年以上，资金不足的 biotech 很难长期应付。

但本案究竟属于哪种性质，目前尚无定论。

但一位美国知识产权律师提醒，不应仅凭诉讼发生在竞争加剧之际，就认定它只是商业阻击。在美国，商业秘密诉讼确实可能出于竞争意图。尤其当人员曾在两家公司之间流动，且后来产品进度更快、数据更好时，诉讼本身并不反常。相反，如果新产品并无优势，前雇主也未必愿意耗费时间和精力去起诉。

且在这位律师看来，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人才流动确实伴随着商业秘密争议。

“如果一家 biotech 新招了一名科学家，在有专业律师介入的情况下，通常会明确告诉他不能使用前雇主的技术。如果有可能，最好让他转向其他技术方向，跟前雇主的技术保持较大距离，避免纠纷。否则出现技术重复的情况，前雇主很容易找到起诉理由。

除非科学家能证明，自己的开发成果都是从已知文献和公开报道出发、延伸而来，就能形成证据链。但真正的难点在于：他头脑里的知识，哪些属于个人积累，哪些来自前雇主的商业秘密，很难清晰区分。”

其实这类商业秘密诉讼推进过程中，双方都会评估证据、成本和可能结果，最终 大多以和解收场。 如果前雇主占上风，至少可以在和解中分一杯羹，弥补研发损失。

“大家都是为了做生意，能够和解下来，翻篇再往前走，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结果。”

但尧唐的态度也很坚定，8月17日Beam向Serapha Bio 发函，尧唐随即找好律师，并在律师指导下回复邮件。9月25日，Beam向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这场诉讼的结果当然重要，但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出现的时间点和背后的竞争格局。

中美基因编辑的竞赛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biotech的临床速度优势，开始让美国同行感到压力。当追赶者逼近，诉讼可能不只是维权，也会成为拖慢对手的手段。类似的纠纷，恐怕还会出现。

对国内药企来说，也应该引以为戒，不要为了抢速度，直接挖竞品同项目的人来做同一个技术。人才可以用，但技术方向要有区隔，风险控制要一开始就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