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派章含之探望顾维钧，并带话希望他回大陆看看！

1972年10月5日，美国纽约东七十七街，章含之走进顾维钧的寓所。面对这位年逾八旬、曾叱咤国际外交场的老人，她转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希望顾先生有机会回大陆看一看。

顾维钧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扶了扶眼镜。他在外交场合应对过无数强硬人物，却在这句朴素的邀请前沉默了片刻。随后，他问起北京的变化，也问起故乡上海的消息。

这次见面，背景并不寻常。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了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出现重要转折，许多长期隔绝的旧关系，也有了重新接触的可能。

顾维钧的一生，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代表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此后又担任驻美大使，参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相关事务。对西方外交圈而言，他是熟悉的中国面孔，也是少数能够直接与列强交涉的中国外交家。

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维钧所处的位置迅速变得尴尬。他留在华盛顿，继续代表国民党当局处理外交事务，却无法改变大陆政权更替这一事实。外交承认、国际席位、美国态度，每一件事都在牵动他的处境。

那几年，他并不是没有离开的念头。长期驻外使节的工作，本就消耗体力；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也让外交工作屡屡受到牵制。有人劝他留任，有人希望借助他的声望维持局面。顾维钧明白，自己一旦退出，继任者未必能获得美国方面同等程度的重视。

他只能继续撑下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加强，国民党当局在外交上的处境暂时得到缓解。顾维钧曾多次表达退休意愿，但直到1956年，才真正离开驻美大使岗位。蒋介石安排他出任“考试院长”，本质上是为驻美大使换人铺路。顾维钧则借此递交辞呈，结束了在美国长达十年的外交使命。

离开大使职位，并没有让他彻底退出公共事务。1957年，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个结果，既与他长期积累的国际声望有关，也离不开美国等国的支持。九年任期里，他参与审理多起国际案件，处理问题时不再依靠政治交锋，而更多运用国际法原则。

1966年任期结束后，顾维钧没有再谋求新的公职。他和夫人严幼韵定居纽约，生活节奏逐渐放慢。读报、散步、游泳、作画，成为晚年日常。外交生涯留下的谨慎和克制，也延续到了私人生活中。

有意思的是，顾维钧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却始终保留着鲜明的中国习惯。他读中文书报，偶尔写诗作画，也会用家乡话谈及上海风物。有人问他是否已经适应美国生活，他回答得很简单：“我的根在中国。”

因此，章含之带来的这句邀请，对他而言并不只是一次礼节性的问候。那是来自大陆方面的主动接触，也是一个离开故土多年的老人，重新听见故乡召唤的时刻。

章含之向他介绍北京的变化：故宫的保护和修缮，城市公共设施的改善，街巷生活的变化。顾维钧听得很认真，偶尔插问几句。他没有当场承诺，只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和现实条件都需要考虑。

“北京的老建筑，还在吗？”老人问。

章含之回答：“大多还在，也在修整。”

顾维钧点了点头。这个细节后来被人反复提起，因为对他来说，故宫、城墙、街巷并非抽象的名词，而是青年时代生活过的中国。

遗憾的是，这次邀请最终没有成为他的返乡之行。政治环境、年事已高以及身体状况，使这位老外交家很难完成长途跋涉。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与故土的联系。1983年，女儿顾菊珍回到中国，带回父亲珍藏的书画，并前往嘉定等地寻访旧迹。

顾维钧还特别叮嘱女儿，替自己看看故乡的老树和旧居。对一个离开故土数十年的人来说，这些看似琐碎的托付，往往比宏大的言辞更接近真实心境。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终年九十七岁，按中国传统算法为九十八岁。他没有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却把关于故乡的记忆保留到了生命后期。1972年那次拜会，也成为他晚年经历中一件格外特殊的事情：一位老外交家，在异国寓所里听到来自大陆的问候，并久久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