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82年的春天，一位名叫张懋尝的官员，带着7名随从，从重庆府出发，赶往荣昌县城履新。他当时的心情，大概跟今天考上公务员、被分配到县城赴任差不多——前途可期，只是路远了点。
他怎么也想不到，这趟上任路，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从重庆到荣昌，按今天的路况，开车个把小时的事。但在1682年的春天，张懋尝走得很慢。一路上田园荒芜、万户萧疏，原本的阡陌良田，已经将近40年没人耕种。树林蔓生，连绵成片，把田垄彻底吞没，远远看去，那不是农田，那是森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明末清初的四川，刚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噩梦里醒过来。张献忠的大西军、南明政权、清军、后来的吴三桂，几股力量在四川大地上反复绞杀。学界普遍的估计是，四川人口从明末的600多万，锐减到清初的50万左右。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第一次户籍统计，整个四川在籍人丁只有1.6万户，按一户五口算，全省只剩8万人上下。
人没了，老虎就来了。
清初文人欧阳直在《蜀乱》里写：“蜀中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给上级打报告说：原本招徕户口506人，被老虎吃了228人；后来又招了74人，又被吃了42人。也就是说，外来移民里将近一半，是丧身在虎口之下的。
这是那个时代四川的常态。森林覆盖率超过80%，华南虎成群结队走出山林，村镇城郭反倒成了它们的猎场。
话说回来，张懋尝带着7名随从，一路披荆斩棘、昼行夜宿，好在一行人里除师爷外都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走了五天，第五天的下午，他们终于走到了荣昌县城。
城门，洞开着。
时值黄昏，城内野草残垣，没有一个人影。张懋尝心里犯嘀咕：好歹是个县治所在，怎么连个守门的都没有？他让军士上前敲门询问。
门推开了。冲出来的，不是衙役，也不是百姓，而是一群老虎。
那一瞬间的血腥搏杀，被清嘉庆版《荣昌县志》第十九卷记了下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2名军士拼死力保知县逃出，其余5人，当场丧生虎口。
换句话说，张懋尝是被人以命换命，从老虎嘴里抢出来的。
一个朝廷委任的知县，到任第一天，连县衙的大门都没迈进去，先折了5名随从。这哪里是上任，这分明是闯进了一座被老虎占据的废城。
但故事还没完。张懋尝捡回一条命之后，并没有转身逃回重庆府。他后来真的在荣昌留了下来，做了这个县的父母官。因为当时整个四川的秩序恢复，就是从"打虎"开始的——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把四川省治迁回成都时，城里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于民舍之间，官员们没法住，只好先在城楼上搭铺；成都的蜀王府里，野兽聚集，两三年都没捕尽。
张懋尝在荣昌的处境，其实就是整个清初四川官员的缩影：你要先从这个"野生状态"的四川里，把人的世界一点点夺回来。移民们要去河边取水，得组织一帮人，敲锣打鼓、举着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就为了吓退老虎。
所以你看，"湖广填四川"这四个字背后，不只是迁徙和垦荒，还有无数个像张懋尝这样的官员、像那些随从一样的移民，用人命在跟老虎抢地盘。直到康熙后期，随着移民涌入、土地重新开垦、森林退缩，这场持续三十多年的特大虎患，才慢慢平息下来。
三百多年后再回头看，《荣昌县志》第十九卷里这短短几十个字，记的不只是一桩惨案，更是一个时代最荒诞也最真实的一幕：那时候的四川，人退到了角落，老虎走上了街道；一位知县去上任，要担心的不是政敌，不是匪患，而是城门背后，会不会扑出一群猛虎。
张懋尝是幸运的，他用5个随从的命，换了自己的一条命。而更多没能写下名字的移民，连这个运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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