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马上召开为什么现在重提70年代“两个务必”呢？

四十天就丢了天下的李自成，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教训？

1644年3月，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进了北京城。可谁能想到，这座城他只坐了四十来天，就狼狈逃出，最后全军覆没。三百多年后，也就是1949年春天，一个即将进京接管天下的政党，偏偏在这个故事上琢磨了又琢磨，琢磨出一句流传至今的话——“两个务必”。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讲究？咱们今天就把这段旧账翻出来，好好捋一捋。

先讲李自成的故事：打进北京容易，守住北京难

李自成这个人，起初真不赖。《明史》都夸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不喝酒不近女色，吃的是粗茶淡饭，跟手下同甘共苦。他提出“均田免粮”“不杀无辜、不掠赀财”，老百姓夹道欢迎，队伍从陕西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打进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

可胜利来得太快，人就容易忘乎所以。

进了北京城，以牛金星、刘宗敏为首的那帮头领，开始沉迷享乐：几十万大军屯在城里，抢民财、抓降官、搜赃款；李自成本人忙着筹备登基当皇帝，把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忘了个干净。等吴三桂带着清兵杀回来，这支曾经势如破竹的队伍连招架的力气都没了，仓皇出逃，一年之内土崩瓦解。兴的时候风风火火，亡的时候稀里哗啦——这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时间一晃到了1944年，正好是明朝灭亡三百年。

同年11月，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封回信，里面有句话说得掏心掏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坦言自己“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哪怕是最高领袖，心里的那根弦也一直绷着。

延安窑洞里的一场对话，问出了千年难题

1945年7月，抗战眼看要胜利了，重庆来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一天傍晚，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两人聊起了心里话。

黄炎培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话啥意思？说白了就是：历史上多少政权，创业的时候个个拼命，坐稳江山以后慢慢懈怠，最后散架完蛋。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怪圈？

毛泽东沉思之后答得干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场对话，后人称为“窑洞对”。黄炎培问出了那个千年“天问”，毛泽东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西柏坡的土屋里，“两个务必”正式出炉

答案有了，但还不够。四年之后，1949年3月，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一个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儿召开。三大战役的作战电报就是从这几间土屋里发出去的，如今胜利在望，全党上下都松了口气。

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他警告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于是就有了那句告诫：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议还定了六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会场简朴得连个扩音器都没有，可这份“家规”，管的是几十年后的风气。

3月23日，中央机关动身进北平。头一晚毛泽东工作到凌晨才睡，周恩来劝他多歇会儿，他摆摆手：“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一字一句地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你看，绕了一大圈，又绕回了那个四十天就垮台的李自成。

紧接着，一场震动全国的公审大会

光说狠话不管用，得动真格。进京才三年，检验的时刻就来了。

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什么人？都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刘青山1931年入党，16岁参加农民暴动，整支队伍牺牲了17个人，他死里逃生；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严刑逼供愣是一个字没吐。这样的人，真刀真枪都没能打倒他们。

可到了和平年代，俩人却栽在了“糖衣炮弹”底下。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他们盗用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款、民工供应粮，贪污挥霍合计旧币约171.6亿元。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张子善为了掩盖罪证，亲手烧掉单据378张。

1952年2月10日，保定东关大校场，两万多人参加公审大会，近二十万人收听实况广播。枪响之前，有人去说情：他们功劳大、影响大，能不能留条命给个改造机会？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正因为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一枪，史称“新中国反腐第一枪”。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七十多年过去了，考题换了，考官没换

把这几段故事串起来看，脉络就清清楚楚了：李自成的覆灭是“反面教材”，《甲申三百年祭》是“历史镜子”，“窑洞对”是“千年之问”，西柏坡的告诫是“行动纲领”，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是“第一份成绩单”。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到了新时代，这份答卷还在继续往下写。2022年党的二十大，在“两个务必”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当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今天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一脉相承：光靠别人监督还不够，自己更得时时刻刻给自己“开刀治病”。

老话讲得好：“人一飘，地就荒；官一奢，民就凉。”历史上多少政权，不是被对手打垮的，而是自己飘了、烂了、散了。

七十六年前的“赶考”，考的是能不能坐稳江山；今天的“赶考”，考的是能不能带着十几亿人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考题一直在换，考官始终没变——还是人民。一个政党最了不起的本事，不在于从来没犯过错，而在于敢把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一遍一遍翻出来讲给自己听，敢在胜利的锣鼓声里给自己泼冷水。

李自成用了四十天就交了白卷，而有些人，准备考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