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4月20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70岁的爱泼斯坦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寿宴。祝贺他的不只是亲友，还有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寿宴的意义也不止于祝他高寿，更因为这位外国出生的记者，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康克清带来一束紫丁香，笑着说：“祝你健康长寿！”爱泼斯坦接过鲜花，连声道谢。随后，邓小平等人走进大厅，气氛很快热络起来。爱泼斯坦坐在邓小平身旁，两位相识多年的老人，从身体状况谈到中国的变化。
邓小平看着他，说：“你都70岁了！”爱泼斯坦幽默地回答：“我还小呢！”几句家常话，让这场正式的会见少了拘谨，多了熟人之间的亲切。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很快问起了他的经历：“你在中国工作都有52年了？”爱泼斯坦回答，自己两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便开始到报社工作。这里的“52年”，更像是对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概括。按其公开履历计算，他1931年进入报界，到1985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童年主要在哈尔滨、天津度过。他先后接受西式教育，又在母亲影响下学习俄语、阅读俄文书籍。租界环境让他很早接触到不同国家的语言和观念，也让他亲眼看见中国所处的困境。
1931年，16岁的爱泼斯坦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扩大，他没有把中国当成报道对象之外的遥远国度，而是奔赴战区，记录中国军民的抵抗。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外国记者身份采访卢沟桥事变、天津战事、南京和武汉局势，也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等重大事件。
他的文字有一个明显特点：不满足于转述消息，而是努力解释战争背后的社会原因。1938年，他出版《人民之战》，将中国抗战放在近代历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考察。宋庆龄读后认为，这本书把现场报道、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结合起来，在当时的外国著述中很少见。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联系，也由新闻工作逐渐深入。抗战时期，他参与《新闻通讯》的翻译和编辑，向国外介绍中国战场情况，并翻译有关中国抗战的文章和文献。后来，他还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论述译成英文，使更多海外读者接触到中国方面的战略判断。
1944年夏天，爱泼斯坦经过辗转抵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两人交谈两个多小时，谈及战争形势、人民力量和中国的未来。对爱泼斯坦而言，这次访问不是一次普通采访，而是一次观念上的转折。他开始更深入地理解中国革命为何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抗战胜利后，爱泼斯坦曾离开中国。临行前，他拜访了周恩来。此后，他在海外继续写作，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现实落点：这个长期被列强争夺、支配的国家，开始以独立姿态走上国际舞台。
1951年夏，爱泼斯坦应宋庆龄邀请回到中国，参与《人民中国》的编辑工作。翌年，他进入《中国建设》杂志，先后担任执行编辑、总编辑和名誉总编辑。此后数十年，他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关心的不是刻意粉饰，而是怎样把中国社会真实、完整地介绍给国外读者。
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还担任第六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对他来说，中国并非短期工作的地点，而是成长、成家和建立事业的地方。他曾说，中国就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命运早已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
寿宴上，邓颖超注意到爱泼斯坦的孩子也在场，便招呼他们过来。6岁的小宁宁跑到邓小平身边，喊了一声：“邓爷爷好！”孩子的出现，使话题从往事转到了未来。邓小平谈到，到本世纪末，孩子们正值青年，能够看到国家新的奋斗目标。爱泼斯坦接话说，他们还可以为更长远的目标继续工作。
这段谈话并不宏大，却很能说明两人的共同关切。一个是长期记录中国的人，一个是推动国家转型的人，他们谈论的落脚点都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孩子将生活在怎样的国家。
临别前，邓小平、邓颖超等人与爱泼斯坦一家合影。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留下的报道、译作和著述，构成了外国人观察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份重要记录。1985年那场寿宴，也因此成为他长期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具体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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