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夏天，鲁南一带，八路军运河支队通信员薛永才奉命前往牛山侦察敌情。出发时，他骑的不是普通军马，而是支队长孙伯龙的坐骑“大红马”。
这匹马通体枣红，体格健壮，奔跑迅疾。可它脾气古怪，平日里除了孙伯龙、梁巾侠和马夫徐继平，其他人很难接近，更别说骑乘。
薛永才出发前，徐继平特意牵来大红马，拍了拍它的脑门，说：“这次听话，跟他把任务办好。”
大红马打了个响鼻，似乎听懂了。薛永才便翻身上马，沿着乡间道路向牛山方向疾驰。
起初一路平静。距离牛山还有四五里时，马速却慢了下来。它不停转动双耳，时而抬头，时而侧身，像是在捕捉远处传来的动静。
紧接着，大红马突然调转方向，顺着原路往回跑。
薛永才用力勒缰，想把马头扳回去。大红马不仅不听，反而越跑越快。情急之下，他抽了两鞭，马仍旧没有改变方向，甚至连连尥蹶子。
一人一马僵持片刻，最终还是大红马把薛永才带回了驻地。
徐继平正在整理草料，见他这么快返回，十分诧异。薛永才气冲冲地下马，抱怨道：“还没到牛山，它就死活不往前走，硬是把我拖了回来。”
大红马站在一旁，昂着头，鼻孔里喷出粗气，仿佛受了什么委屈。
不久，孙伯龙和梁巾侠赶到。听完经过，两人的神情都严肃起来。梁巾侠没有责怪战马，孙伯龙也点了点头。
他判断，大红马很可能察觉到了前方异常。马的听觉和嗅觉远胜于人，经过训练后，还能辨认熟悉的人、声音和行动方式。它突然拒绝前进，绝不是无缘无故。
孙伯龙当即下令，部队做好转移和应战准备，同时派步兵沿大红马返回的方向继续侦察。
不到半小时，侦察员带回消息：青纱帐中有数百名日军和伪军，正沿着那条道路向八路军驻地逼近。若薛永才继续向牛山前进，极有可能与敌人迎面撞上。
驻地随即转移，避免了一场猝然遭遇。
大红马的异常，并非偶然。徐继平是农民出身，熟悉牛马习性。他认为，驯马不能靠蛮力，粗暴管束只会养出恶癖。接近大红马时，他总从左前方缓慢靠近，轻声安抚，再用手抚摸马头、颈部和背部。
他还常把豆子放在掌心，让大红马一点点消除戒心。日子久了，这匹曾经踢人咬人的烈马，逐渐把徐继平视作可信任的人。
训练也不是简单地让马奔跑。徐继平把孙伯龙的衣物藏在不同地方，让大红马辨认气味和形象；又安排战士扮作敌人，在巷道、野外进行躲藏、追逐和突围训练，使它逐渐熟悉敌我变化。
有意思的是，大红马甚至能根据暗号卧倒。骑手轻轻一点马腹，配合缰绳控制，它便会迅速伏地。战斗中，这种动作可以减少暴露，关键时刻还能救人性命。
1941年曹家埠白日伏击战中，徐继平曾带它隐蔽在残墙后。枪声、喊声不断，大红马始终伏卧不动，连蚊虫叮咬也没有惊动它，直到战斗结束，依然没有暴露位置。
然而，它最悲壮的命运发生在1942年1月2日。
当天清晨，孙伯龙所在部队在毛楼村遭到日军和伪军包围。敌军人数远多于守军，孙伯龙指挥部队突围，骑马抵达库山附近时遭遇伏击。他下马还击，并命令部队返回村内固守，自己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枪声渐稀，大红马用嘴轻轻触碰孙伯龙的脸，见主人没有反应，便转身奔回，似乎想寻找徐继平求助。途中，它误入敌阵，被日伪军俘获。
敌人很快认出，这是孙伯龙的坐骑，便试图将它驯服。几名骑手先后上马，有人被甩落，有人被带进树林。大红马始终不肯服从，甚至冲向敌人。
敌军骑兵开枪射击，大红马身中数弹，倒在了异乡土地上。
它不会说话，却记得谁曾善待它，记得谁曾与它并肩奔跑，也记得主人倒下的位置。战火中的一匹军马，凭着本能、训练和对人的信任，提前识破了逼近的危险；主人牺牲后，又以拒绝屈服的方式结束生命。
对孙伯龙而言，大红马是坐骑，也是战场上的伙伴。对那支艰苦作战的队伍而言，它用一次次沉默而准确的行动，留下了自己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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