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诺奖频出，中国人才培养缺了什么

10月7日，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76岁的日本化学家硤合宪三与95岁的法国化学家亨利·卡甘共同获奖。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籍或日本裔科学家已接近30人，其中本世纪以来22位。

每到诺奖季，“日本为什么能持续产生诺奖得主”都会被反复讨论，答案常被归结为科研投入、人才培养或某种“诺奖战略”。“知识分子”公众号10月7日刊发的黄福涛文章给出了另一个角度：答案可能不在“培养”二字，而在几十年前的科研生态，是否允许那些看不到结果的长期研究存在。

注：以下为节选摘编，文章标题、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观点、数据与引语均出自原文。

一个被忽略的前提：诺奖是二三十年前的成绩单

2025年的两位日本获奖者就是例子。坂口志文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免疫系统为什么不攻击自身”，1995年发表后来成为诺奖核心依据的成果，当时这并非免疫学主流方向，他的研究长期面对同行的怀疑；北川进关于金属有机框架的代表性研究发表于1997年，最初出现时意义也并不清楚。

日本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的分析显示，日本出身获奖者从开展诺奖相关核心研究到最终获奖，平均需要约25.4年。也就是说，今天再出现一位日本诺奖得主，反映的并不是“今天日本科研实力”的表现，更大程度上是二三十年前科研环境留下的结果。诺奖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国家过去的科研生态允许什么样的研究存在。

重要的不是“马上有用”

汤川秀树提出中间子理论，小林诚和益川敏英研究基本粒子的CP对称性破缺，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细胞中的自噬现象——这些成果在开始时都没有明确的应用目标，也很难预见几十年后它们对科学和产业的影响。

今天各国科研政策都越来越强调社会需求、成果转化和实际贡献，这当然重要。但如果要求研究者在一个项目开始以前，就说清几年以后能取得什么成果、解决什么问题，一些真正重要的原创研究反而很难获得支持：“如果研究结果从一开始就完全可以预测，它往往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研究。”2001年日本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曾提出“50年内产生约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2000年以后获奖的许多日本科学家，其决定性研究实际上早在这一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完成。

诺奖得主没有一条共同的成功道路

京都大学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截至2025年，其官方统计的毕业生和教员中的诺奖获得者已达13人，被称为日本的诺奖摇篮。但获奖者并非主要来自少数顶尖大学。

田中耕一毕业于东北大学本科，没有博士学位，也不是大学教授，他在岛津制作所的企业实验室完成了后来的获奖研究；吉野彰长期在旭化成工作，1985年做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锂离子电池原型，直到57岁才获得博士学位；中村修二从德岛大学进入当时还不算知名的日亚化学，在那里完成了蓝色LED研究。这些经历很难被归纳为一种标准的精英培养模式——日本并不是先准确识别出一批天才，再把他们集中到少数最顶尖大学、给予最优越资源培养。

科研经费重要，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持续资助

截至2025年，日本自然科学三奖的27位日本出身获奖者中，有23人曾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费等支持。但比偶尔获得一笔巨额资助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持续获得基本条件：实验室、研究助手、博士生、基本设备，以及相对稳定的研究时间。

日本过去的国立大学同样存在封闭性和论资排辈等问题，不能把终身雇佣或讲座制等同于创新；真正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拥有一定程度的时间自主权。“原创研究需要经费，也需要设备，但它同样需要大量看上去‘没有产出’的时间。”如果一个评价体系只能识别连续发表论文、连续获得项目的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的研究就会越来越难以生存。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多样化的科研生态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尤其典型：赤崎勇和天野浩的研究主要依托名古屋大学等大学机构，中村修二则在日亚化学完成关键工作，不同的职业道路共同解决了蓝色LED这个长期未解的世界性难题。国际流动同样多样：利根川进的决定性研究是在瑞士完成的，真锅淑郎长期在美国工作，而小林诚、益川敏英、梶田隆章、大隅良典等人的核心研究主要在日本国内完成。重要的不是所有人走同一条路，而是不同的路都可能通向重要发现。

一个反差：今天日本的研究力已在承压

从论文产出看，日本的相对地位近年明显下降。NISTEP统计显示，以2021—2023年平均值计算，日本论文总量按分数计数居世界第5位，但在全球Top 10%和Top 1%高被引论文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3位和第12位，高被引论文的国际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持续走低。

这个反差恰好印证了前文所说的时间滞后：今天公布的诺奖，很大程度上是在奖励日本数十年前形成的成果，并不能证明今天的科研生态仍然和30年前一样健康。文章由此追问：如果今天的日本大学越来越强调竞争性经费、短期绩效、量化评价和行政管理，那么30年后还能不能以同样的频率产生诺奖级的原创成果？文章认为，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但它可能比“日本今年或明年谁会获奖”更加重要。

对高校的启示：给“还没有结果的研究”留出制度空间

文章的回答是：日本诺奖频出，靠的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也不是一套诺奖人才培养制度，而是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形成的科研环境——研究者可以在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选择不同道路，基础研究能够获得相对持续的公共支持，可以长期追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最初看不到明显应用价值的研究也被允许存在。由此可以提炼出几条判断标准：不能把所有研究者都放在同一条评价轨道上；不能要求所有基础研究都在三年或五年之内证明自己的应用价值；不能因为一个方向暂时没有高水平论文、重大项目和直接经济效益，就过早判断它没有价值；科研体系还必须容得下不同类型的研究者。

文章也提醒，这种环境从来没有完美过，今天也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科研体系过早地把研究者分成成功者和失败者，把越来越多资源向已经被证明成功的人集中，或许能提高短期科研效率，却也可能减少那些尚未被证明、但最终可能真正改变一个领域的研究。“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未来能否产生重大原创成果的，或许不是它今天能够挑出多少优秀人才，而是它愿意为多少暂时还没有证明自己的研究者，保留继续探索的可能。”

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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